《师说》是唐代大散文家韩愈所作的一篇有名的说理文。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韩愈的《师说》赏析，欢迎阅读。
赏析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也就是说传道应该是为师的第一要义。何为传道，我觉得就是告诉学生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这是我们教育的目的，谈如何为师，其实就是谈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教育的第一目的是什么？这也涉及回归古典，就是回归到教育的原始目的。教育的目的是教育人，这一最基本的道理进一步演绎就是教育应把人本身作为教育的目的，而不是把教育变成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或手段，即不是变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或手段，也不是为市场服务或实现某种特别技能的工具或手段。这里我要强调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即“生存技能”与“生命质量”，并且要很决断地说：我们教育的第一目的不是培养“生存技能”，而是要提高“生命质量”。也就是说，教育应当把培养优秀的人性、培养有质量的生命作为第一目的。这一思路，正是回到教育的原始目的和古典目的。原始目的是指从孔夫子开始的把培养人作为第一目的，教育宗旨是学为人、学做人。换句话说，教育的第一目的不是培养职业的技能、生存的技能，而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关于这点，李泽厚先生和刘再复先生的对话当中曾用哲学语言来表述，说我们应该是以培育人的情感本体与伦理本体（亦即“成人”）为第一目的，以塑造工具本体（亦即“成才”）为第二目的。我们培养学生，当然也要培养某些技能，比如当医生、当律师的职业技能，但这是第二目的。第一目的应是培育伦理本体、情感本体，让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完整的人，这才是教育的根本。这恰恰是当年孔夫子强调的，他强调教育在于学做人、学为人，这是中国教育非常优秀的传统，我们应当回归这个传统。
我们中国的教育结构一直具有三个维度，既有智育、体育，还有德育。近代思想家王国维、蔡元培还想在德、智、体三维之外开辟第四维度，这就是“美育”之维。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提出：“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什么是完全之人物？……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美育是也。”王国维认为，教育的宗旨在于使人成为完全的人，完全的人必须具备真善美的品德，对人除了要进行智育和德育的教育外，还须进行美育教育。他还认为，人只有当他具备审美能力时，才是“完全的人”，教育就是要培育出“完全的人”。蔡元培为了强化人文教育，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论点，就是“以美育代宗教”，“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若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在蔡元培看来，以美育代替宗教，让国人的感情不受外物的污染和刺激，使其接受艺术的熏陶变得纯正，从而满足人性发展的内在需求。尽管这一主张在当时就引起陈独秀、罗家伦、周作人、周谷城、熊十力等多方争议甚至反对，乃至今日也未能在学术界形成共识，但其在当时中国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遗憾的是，这个命题的意义到现在仍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五四运动是发现“人”的运动。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把漫长的中国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他发现中国人不是人，只当过两种类型，一是暂时做稳了奴隶，一是连奴隶也做不得；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挣得过做人的真正资格，中国也从来没有老百姓能真正拥有做人权力的时代，即使是太平盛世，哪怕是“唐宗宋祖”时期，人们顶多不过是奴隶，所以他们要重新发现人。所谓发现人，在广度上包括发现三个东西：一个是发现人，一个是发现妇女，一个是发现儿童。发现儿童，就是发现我们中国儿童的生命质量问题。没有中外文化精华的积淀和补养，我们的生命质量就会降低，甚至会犯一种“缺钙症”，或者说“贫血症”，这是文化的贫血症和文化的缺钙症，就是缺少人文的钙，灵魂的钙，缺少情感本体与伦理本体的钙。所以教材的丰富与多样，以及教材具备真、善、美这些基本钙质，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基础教育要培养出真正合格的健全人格的人，作为教师我们该如何去做呢？
首先是对课本的选择问题。何为课本？我认为，课本虽然是教育主管部门编订发放的既定教本，但它只是一个用来教学的范本，它是自由而开放地存在着，教学者完全可以按需索取，让它“为我所用”，而无需拘泥于它，更不必全盘依照。每个老师在课堂上其实是个相对独立的个体，所以你的课堂以及你在课堂上对学生的引导是完全可以做到自由的。你可以引导孩子们用批判的眼光去解读文本，这就要求老师有识别的能力和勇气。
其次老师自己的心智必须是健全的。如果说老师自己的心智有问题，人格有缺陷，自己是个类人孩，那么别指望这样的老师能教出多好的学生来，即使他能教学生在考试中取得高分，最后也是一种失败。我们很多老师在心智这一块是不合格的，这对学生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隐忧和伤害。其实我们不该去提倡那些以校为家的老师，一个不顾家、不爱家的老师你别指望他有多爱你的孩子。你想啊，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爱的人，他会爱别人的孩子吗？在这样老师眼里，学生的成绩只是筹码，是自己升官或者赚取名利的筹码。不少成功的优秀的老师后面其实有的是一个为之破碎的家庭。这样的老师如果是我们整个中学教育的主流，那太可怕了。
第三、教育必须去功利化。这点对老师来说是苛刻，不现实的。社会是功利的，学校是功利的，老师就必然是功利的。特别是那些80后的年轻老师，成为了学校里最功利的群体，而他们恰恰是学校教育的生力军，这对学生来说，对社会来说只会是一个灾难。我们学校教育本该只是让一个普通人成为在精神上健全的人，成为文明社会的正常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教育就是应该以人为本的，而且应该以培养普通人为本的，尤其是基础教育。中小学教育，根本不需要设定一个目标，需要考多少个重点高中或大学，需要教出多少出类拔萃的人。学校教育，其实提供的是一条中间线的教育，它不是按照智商最高的人的标准设立的，而是按照普通人的智商设立的，所以，学校教育中，快乐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它应该成为学生——同时更加重要的是——成为老师快乐的过程。今天，恰恰相反，老师不快乐，学生更不快乐。如果老师不快乐，这个教育过程的展开就会带上很多阴影。我想到一个词：尊严。如果一个时代的老师，尤其是基础教育的老师，在社会上的地位不高，不能受到应有的尊重，他的生命的尊严就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满足，我们的教育基本上就失败了。何为师道尊严？就是老师在社会中能够受到普遍尊重的那种尊严，如果连这个都没有，这个时代的教育——哪怕它出了再多的高分学生——也是失败的。当一切都以功利来评价的时候，基础教育必然是失败的。
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必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的问题,就始终不能解开。出生在我之前的人，他懂得的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他，拜他为老师；出生在我之后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拜他为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的，哪管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小呢？因此，无论高低贵贱，无论年长年幼，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要人没有疑惑也难了！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要跟从老师请教（他，焉为代词）；现在的一般人，他们才智不及圣人也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吧? 爱自己的孩子，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儿童的老师，教他读书，学习书中的文句的停顿，并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难问题的老师。不知句子停顿要问老师，有疑惑不能解决却不愿问老师；小的方面学习了大的却丢了。我没有看到他的明达。巫医、乐师、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一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人，就聚在一起嘲笑他们。问他们，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懂得的道理也差不多。把地位低的人当做老师，就足以感到耻辱；把官大的人当做老师，就被认为近于谄媚。”哎！求师的风尚难以恢复由此可以知道了！巫医、乐师、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智慧竟然反而比不上这些人了，这真是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所以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明。接受道理有早有晚，学问和技艺上各有各的专门研究，如此而已。
李家的孩子叫李蟠的，十七岁，喜欢古文，六艺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没有被时代的风气所影响，向我学习。我赞赏他能履行古人之道，写《师说》送给他。
背景
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作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作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
这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文。文章论述了从师表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十分发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学。韩愈写这篇文章时三十五岁，正在国子监任教。那么，韩愈为什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原来他所说的“师”，有其独特含义。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教师，而是指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受业解惑”的人。韩愈既以这样的人自己标榜，也以好为人师而著称。《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
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有官可做。韩愈写《师说》的社会背景，可以从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的一段话里看出。柳宗元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见，韩愈作《师说》，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实际上，可以把《师说》看作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庄严宣言。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主张“文以载道”，并身体力行，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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