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解读古典文本有两大障碍：一是古今语言隔阂，二是写作背景晦暗。有时，二者又往往互相纠结。对中学语文传统篇目《师说》的解读就面临这些困难。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韩愈的师说诗意，希望对你有帮助。
《师说》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写给求学者“李氏子蟠”的。对他们两人而言，文章针对性不言自明。而对于后代读者，却隔着一层历史帷幕。要想掀开帷幕，就需下一番知人论世功夫，结合唐代教育史、思想史、语义史，以及作者全人、全书，尽量复原其规定情境。这对准确把握文章主旨至关重要。
对《师说》最早的释义，大约为康熙时期吴调侯、吴楚材《古文观止》篇末简评。其文曰：“通篇只是‘吾师道’也一句。言触处皆师、无论长幼贵贱、惟人自择。因借时人不肯从师、历引童子、巫医、孔子喻之。总是欲李氏子能自得师，不必谓公慨然以师道自任、而作此以倡后学也。”[1]总之，认为该文主旨，就是批评“时人不肯从师”，倡导后学“能自得师”，将《师说》之“师”理解为一种泛指而非特指。稍后乾隆时代的史学大家章学诚，批评《师说》“未及师之究竟”，认为“授业”、“解惑”实“与传道有间”[2]，也是基于这种泛指理解。这表明他们均未能揭开那层历史帷幕，从而自误误人。以致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将《师说》视为泛论“尊师重教”之文。如此以来，将“传道授业解惑”释为“传授真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将“古道”解为“求师重道”传统，也便顺理成章。
然而，这种泛指性的阐释，是否符合韩愈本意呢？
古代教育史证明，唐朝尤其是前期，学校教育长足发展，甚至早于西方一千多年设立了实科学校，被誉为“达到了世界上和中国空前的昌盛程度”[3]。安史之乱后，官学教育虽有些衰落，但经学、文学大家的私人教学和乡村私学，反而有较大发展。韩愈就曾从独孤及、梁肃等学者游学，李翱、李汉、皇甫湜、孟郊、张籍等则均师从过韩愈。韩愈的好友柳宗元遭贬柳州，“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4]。可见，当时并不存在一种普遍厌学、“耻师”风气。《师说》不也承认童子“择师而教之”、“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吗？那么，《师说》所谓“耻学于师”，究竟针对何人？
这就牵涉到文中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相对照的“士大夫之族”。在在韩愈的时代，虽然仍有魏晋南朝以来的“士族高门”、“公卿大夫”一类用法，但在韩文中， “士大夫”除了与官位相联系外，却更多地与科举进士背景相关联。中唐以来，由于科举取士弊端丛生，得举者趋利忘道，攀附权贵，多 “以京兆同华为荣，而不入学”[5]。这也波及其子弟。韩愈《请复国子监生徒状》就慨叹：“近日趋竞，未复本源，致使公卿子孙，耻游太学。”[6]我们由此可以判定，韩愈所谓“耻学于师”者，就是指那些有进士背景的当朝权贵及其子弟。
众所周知，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儒学独尊、权威地位屡受佛、道冲击。唐王朝为扩大统治基础，整合、重构意识形态，佛、道地位交替提升，儒家道统不断削弱。宪宗朝学者刘肃就曾哀叹：“圣人遗训几乎息矣。”[7]唐代官学虽也设有儒家经典课程，但由于 “（科举）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8]，遂出现“末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的“取士之失”[9]，致使“生徒不以经学为意”[10]。如此一来，儒学经师地位自然每况愈下。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称“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11]，就是指这一思想史背景。韩愈的《进士策问十三首61其十二》也曾明确指出：“由汉氏以来，师道日微，然犹时有授经传业者；及于今，则无闻矣。”[12]这正是《师说》发出“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感叹的深远历史背景。
但当中唐社会矛盾加剧，礼教秩序紊乱，统治者又不得不重振儒家伦理。 “崇儒尚学，以正风教”[13]。于是，韩愈便师从“古学”大师独孤及、梁肃，“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14] “至贞元、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15]）。恰当此时，青年李氏子蟠问学于韩愈，韩愈便写出《师说》褒奖之。
说明写作缘起的末段，实际上就是本篇的小引，堪当文章导读和开启作者立意之门的钥匙。韩愈之所以认同李氏子蟠，就因他“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能行古道”。所谓“不拘于时”的“时”，就是指“古之道不足取于今”[16]的时风。
读罢末段，再倒回去细读全文，其真义便极易索解。“余嘉其能行古道”，正与开篇“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的“传道”前后呼应。“传道”之“道”，不应望文生义，解为“道理”、“真理”、“知识”等常用义，而是特指“古道”，也即韩愈《原道》所论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荀、扬所倡导的“先王之道”[17]。韩愈曾反复申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18]。在韩文中，“道”字确也多属此义。至于韩愈之“道”的利弊得失，姑且存而不论。
而赞李氏子蟠“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又与开头“授业”相应和。“授业”之“业”，也非指一般学业、专业，而是指“六艺经传”之业。前引《策问》，就明确将“授经” 与“传业”相提并论。“解惑”，自然也与此相联，非指回答一般疑难问题，而是“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19]，以使生徒“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20]。
从篇章结构看，首段提出并简论基本论点——“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师”的职责就是弘扬“古道”，人们应该向一切有“道”之士学习。“授业”、“解惑”不过是“传道”的途径、手段而已。此语乃是通篇文眼。
第二段在与圣人、百姓对比中，批判士大夫之族由于“官”、“位”等级观念作怪而“耻学于师”，致使“师道不复”。其隐含之正面义，则如韩愈好友柳宗元《师友箴》所论：“道苟在焉，佣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21]。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此句不是一般地慨叹人们不愿从师，而是抱怨时人尤其是士大夫权贵对儒家道统的冷淡与背离，失去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其中特予强调，所论之“师”非指“授之书”、“习其句读”之“师”，正是针对前述科举“末学驰骋”弊端而发，与柳宗元蔑弃“章句师”[22]义同。因为韩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23]，而不屑于那些“习熟时俗，工于语言，识形势”[24]之徒。韩愈三次应试吏部“博学宏词”落败的坎坷经历，更强化了他这一观念。但韩愈并不否定习句读，只是要求习句读要为传承、践行“古道”服务，所谓“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25]。
第三段由“圣人无常师”，提出应以“闻道”之“先后”为准，“师”与“弟子”互相学习。
末段赞扬青年“李氏子潘”学习并践行“古道”，鼓励他向一切有“道”之“师”学习。此与柳子厚嘉奖后学陈秀才“志于道”[26]相似。
由以上梳理可知，《师说》所谓“师”，并非泛指一般专业教师，而是特指学习、掌握并践行儒家道统的儒师。其《策问十二》也曾明示：“古之学者必有师，所以通其业，成就其道德者也”。韩愈之所以认为赵德秀才“可以为师”，就是因为赵秀才“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27]。可见，韩愈之谓“师”，实乃特指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导师，所谓“教”，不过专指儒家“德礼”教化，与我们今天讲的“师”和“教”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当然，我们完全可以借用“传道、授业、解惑”一语，表述现代教师职责，但应明确仅是一种古为今用，而非原作本意。否则，就会导致对经典和历史的双重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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