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作于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韩愈任四门博士时，这篇文章是韩愈写给他的学生李蟠的。《师说》是一篇说明教师的重要作用、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原则的论说文。
韩愈师说 1
师说
朝代：唐代
诗人：韩愈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可以)依靠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最终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的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没有疑惑难啊!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跟从老师而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能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吧?(人们)爱他们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难问题的。(一方面)不通晓句读，(另一方面)不能解决疑惑，有的(句读)向老师学习，有的(疑惑)却不向老师学习;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反而放弃(不学)，我没看出那种人是明智的。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就成群聚在一起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讥笑)，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了。”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们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见识竟反而赶不上(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
李家的孩子蟠，年龄十七，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时俗的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途径，写这篇《师说》来赠送他。
诗人介绍
韩愈(768～824) 字退之，号昌黎，故世称韩昌黎，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唐朝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另有祖籍邓州一说，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而韩愈世居昌黎,故又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倡导者，故与其并称为“韩柳”，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提出了“文以载道”和“文道结合”的主张，反对六朝以来骈偶之风。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称。
韩愈师说 2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德，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知识和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疑惑却不求老师指教，那成为疑难的问题，终究不能解决。在我之前出生的人，他懂得知识和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他并以他为师；在我之后出生的人，（如果）他懂得知识和道理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学习并以他为师。我学习的是知识，哪管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呢？因此，无论地位显贵或是低下，无论年长年少，知识所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存在的地方。
唉！从师求学的传统已经失传很久了，想要人们没有疑惑很难呐！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了，尚且跟从老师向老师请教学问道理；现在的一般人，他们跟圣人相比相差很远了，却以向老师学习为羞耻。所以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能成为圣人的原因，愚人能成为愚人的原因，大概就是出于这个缘故吧？爱自己的孩子，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糊涂啊！那些教他读书，学习句子的停顿的老师，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难问题的老师。不知道断句要问老师，有疑惑不能解决却不愿问老师，小的方面（句读）要学习，大的方面（解惑）却丢弃，我没见到他聪明在哪。巫医，乐师及各种工匠，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中，说起老师、弟子的时候，这些人就聚集在一起嘲笑他。问那些嘲笑者（嘲笑他的原因），他们就说：那个人与某人年龄相近，修养和学业也差不多，（怎么能称他为老师呢？）以地位低的人为师，足以感到羞愧，称官位高的人为师就近于谄媚。啊！从师学习的风尚不再恢复，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巫医，奏乐之人，各类工匠，是士大夫们所看不起的，现在他们的见识反而比不上这些人了。真是令人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经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一类人，他们的道德才能（当然）不如孔子。孔子说：多人同行，其中就一定有我的老师。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弟子有贤能，懂得道理有先有后，学问和技艺上各有各的研究，只是像这样罢了。
李氏的儿子李蟠，年纪十七岁，爱好古文，六艺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学习了，不受世俗的限制，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履行古人从师学习的风尚，写了这篇《师说》来送给他。
韩愈《师说》讲解
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被苏轼称为“文起八代之衰”，被明朝人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在《师说》中以其丰富的学识、卓越的胆识提出了骇世惊俗的师道观。
首先，韩愈对老师的作用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他突破了一般人对教师作用认识的局限，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受业”，扩大到“传道”“解惑”，明确提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的全新界定。在他看来，既能做经师，又能做人师的人才是真正的老师。他将“传道”放在“受业”“解惑”前面说，表明他把教学生做人比做学问看得更为重要。韩愈心目中的老师不是一般官学老师，也不是学业启蒙老师，而是学有所成的人。他在“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道受业解惑者也”中，明显流露出了对浅薄之师的鄙夷与嘲讽。
其次，韩愈提出的择师标准体现了一种朴素的民主平等意识。针对上层“士大夫之族”的门第观念，他明确主张“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种全新的师道观是一种石破天惊的新观念，开拓了为师者的广阔领域。“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表现出鲜明的态度、坚定的信念。从师即是学道，惟“道”是问，凡是闻道者无论贵贱长幼都可为师。这种能者为师的择师标准表现出一种谦逊的学风、不耻下问的胸襟。韩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的感慨是沉痛的。因为远远超过一般人的古之圣人“犹且从师而问”，而远远低于圣人的普通人却“耻学于师”，也因此才有“圣益圣，愚益愚”的不幸结局。
再次，韩愈提出了转益多师、教学相长的新型师生观。他认为“圣人无常师”，即有学问的圣人从来没有固定的老师，甚至可以向根本比不上自己的人学习。他举例说“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韩愈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客观事实出发，推论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崭新观点，这种转益多师、教学相长的师生观闪耀着朴素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光辉。
最后，韩愈提倡敢为人师的反时俗精神，鼓励青年从师勤学。在“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社会背景下，学生李蟠好古文，不拘于时，“能行古道”，韩愈嘉许之。他收李蟠这样“好古文”的学生，表现出敢为人师的反时俗的勇敢精神。韩愈对当时士大夫中流行的“耻学于师”的现象深恶痛绝，对一般浅薄的士大夫之族“群聚而笑”的丑态予以辛辣的调侃。他主张做大学问，鼓励青年从师勤学，深入研究。“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中流露出了对浅尝辄止、不深入研究的人的蔑视。他认为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勉。“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强调一个人要着力于“业精”、“行成”，即在学业上做到“精”，在品德上要做到“成”。
当然，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韩愈《师说》中所表现的师道观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办教育的目的是复兴儒学、排斥佛老和推行文学革新运动，因此他所强调的“道”是儒家之道，他所强调的教学内容是“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视，非圣人之旨不敢存”，“口不绝吟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他的教学方式明显地带有枯燥说教和硬性灌输的特点，不利于学生的创新思维与个性的培养。
韩愈师说 3
韩愈所处的唐朝中后期，儒学的师道观已逐渐淡化，世人不以相师为荣，反以求师为耻，特别是知识分子更是耻于学师。为了扭转这种轻师道的风气，韩愈以《师说》为宣言挺身而出，敢于为师。《师说》中所包含的教育思想很广，本文只对几个方面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1教师的任务
文章明确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就是说教师的任务。
“传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进行思想品德和政治思想教育，这里当然指封建社会的封建道德和为封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的政治思想教育，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这是第一位的，也是根本。
所谓“授业”就是指传授什么内容，既传授儒家的经典。为了使学生能够掌握这些知识，必然教给学生读写算的能力，也就是使学生受到文化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
“解惑”是指在传道授业过程中，学生总会遇到许多不明白的事，教师的任务就是解答学生在传道和受业方面的疑惑。
以上三方面不是并行的，而是以传道为主。三者的位置摆得很清楚，第一是传道，其次是授业，最后是解惑。教师向学生讲授儒家的典籍或者解答疑难，都是以传道为教育目的的。教师在教学中必须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古文典籍和儒家经典，受到文化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使其具有一定的读写和生存常识，并通过不断解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在“道”与“业”方面的疑惑，达到使学生领悟“道”的内涵，最终使儒家道统代代相传的目的。韩愈指出教师最终传授给学生不是“业”，更不是“惑”，而是“道”。
韩愈认为教学目的与任务，首先要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其次是文化知识教育，最终达到发展学生智力的目的。在现代教育中，教学的目的与任务仍没有脱离这三方面，只是由于时代不同其具体内容不同而已。
韩愈对教师任务的论述同样可以为我们所用，用它来说明智育和德育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是合理的。
2教师的重要性
《师说》中第一句话就说“古之学者必有师”。为什么必有师呢？韩愈说：“人非生而知之者”，既然不是“生而知之”，就会有疑惑不解之事，就需要有人为之解惑。这样短短的几句话，就说明了教师的作用，如果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进一步说明了从师的重要性。
3教师的标准
韩愈说清楚了教师的任务及其重要性，但什么才是师呢？他认为掌握了道的人就是师，他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在那个时代谈的是封建之道，衡量教师的标准始终是以政治为第一位，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把道理解为政治标准，韩愈的观点是正确的。
“道”必须通过授业解惑来完成，要能更好地传道，就必须善于授业和解惑，所以教师不仅自己懂“道”，更要善于传“道”。换言之，教师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修养，才能更好地传道。
4师生关系
韩愈明确提出“圣人无常师”，并提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也就是说不管什么人，只要谁先懂得道，谁有学问，谁就是教师，实际上是在“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标准上进一步讲清楚何以为师的道理，这是符合择师之道的。
他认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连续运用两个“不必”强调了三个问题：首先，强调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学生将来甚至现在都完全可能在某些方面超过教师；其次，强调了“师不必贤于弟子”，学生是求学者，但对教师来说，不是绝对的求学者，而是相对的求学者，师生关系是相对的；最后，强调既然师不可能事事“贤于弟子”，那么就要求教师不应该满足现有知识，而应学而不厌，精益求精，不断前进。韩愈指出：“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日：‘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可见，韩愈强调的是一种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民主、平等、互动开放的师生关系，他极力主张“尊师重道”，却没有走向过分强调师道尊严和教师权威的极端，这对我们今天处理师生关系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总之，韩愈围绕“教师”作了较全面的阐述，对教师的任务、作用、地位等各方面给予具体的说明并提出了圣者为师的观点，实际就是能者为师的观点，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当然，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韩愈的《师说》中所表现的师道观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办教育的目的是复兴儒学、排斥佛教和推行文学革新运动，因此他所强调的“道”是儒家之道，他所强调的教学内容是“圣人之书”。他的教学方式明显地带有枯燥说教和硬性灌输的特点，不利于学生的创新思维与个性的培养。
学史以鉴今。在教育事业大力改革和发展的今天，我们研究古代圣人的教育思想，是为了“温故而知新”，在继承中发展。《师说》中闪烁的积极教育思想，特别是通识教育观、平等师生观、创新学习观及终身教育观等无不对现代教育起着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韩愈师说 4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出生在一个中下级官僚家庭和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较好的但又是比较正统的儒家教育。叔父云卿、伯兄韩会都是倾向于儒家复古运动的人物，这对他都有一定的影响。
韩愈3岁时父母双亡，靠伯兄韩会生活，韩会去世，由寡嫂郑氏抚养成人。家庭的不幸，促使他刻苦努力，认真读书，尽通《六经》百家学。25岁成进士，但仕途不顺，历经坎坷。先后曾任汴州观察推官、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官职，因上疏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后从裴度平淮西吴元济有功。升为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几乎被杀，被贬为潮州刺史。后改任袁州刺史。穆宗即位后，被召回任国子学祭酒，后历任兵部侍郎、京北尹兼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等职，57岁去世。
韩愈生于安吏之乱以后的中唐，一生历经代、德、顺、宪、穆五个皇帝执政的时代。这一时期虽然有过几十年苟安的太平，社会生活相对稳定，人民都希望能够有一个“中兴”的局面出现，但当时唐朝已经腐朽，藩镇割据和政治腐朽的局面已无法挽救，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和割据的地方势力之间的斗争，佛道二教的盛行，大量的僧侣，道士已形成一种特殊势力，“他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 一些人在寺院、道院庇护下逃避赋税，国家收入减少，劳动人民的负担加重，使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佛教虽有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作用，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但它不侍君主，不负担赋税，却直接触犯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因之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是有矛盾的。韩愈深通儒经，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他反对佛教，主张发扬儒家的道统，是有其社会历史根源的。
韩愈的主要政治思想是恢复儒家道统，他所说的道统就是历代相传的孔孟之道。他主张施“仁政”反对官吏横征暴敛，要求朝庭宽免赋税徭役，关心民间疾苦。强调“三纲五常”，用儒家经典《诗》、《书》、《易》、《礼》、《春秋》等教育人民。他反对佛教的目的是为了提倡儒家的正统思想，但在当时有维护统一的意义，客观上有其进步的一面。但他继承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宣扬君权至上，强调封建的等级制度，认为这种制度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他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这段话是他对儒家政治核心思想的概括。他主张“文以载道”，提倡古文运动，实际上是为复兴儒学服务的。他的许多政治思想，都反映在他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如《原道》、《原性》、《原人》、《谈苟》、《谈墨子》、《远浮屠文畅师序》、《州孔子庙碑》等。
韩愈继承并发扬了儒家重视教育的传统，无论担任教职或地方官时，他都十分重视教育，做了许多发展教育的工作，直接间接地培养出一批人才。他一生提倡古文运动，强调“文以载道”。在他写的文章中有不少关于教育的观点，有的直接谈教育，如《师说》、《进学解》以及一些书信等文章，也有的用寓言形式写的杂文，如《说马》等用形似写物，实系写人的手法，以马喻人，论述了选材、用材之道，文笔通畅、言简易赅、鲜明生动、寓意深刻、耐人寻味，实系千古难得之好文章。
韩愈的教育思想是直接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因此，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传“先王之道”，宣“圣人之教”，教育的内容当然主要是儒家经典。韩愈曾长期从事教育实践。故在教学和学习方法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在他的文章中也有阐述。他还特别论述了师资问题，讲到教师的作用、地位等问题，至今仍有借鉴的意义。
《师说》是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韩愈任四门博士时，针对当时耻于为师，不重视师道的风气，而写的一篇文章。他不顾流俗的x谤，不但自己敢于为师，而且写了此文，阐述自己对师道的看法。文章说理清晰，感情充沛，说服力强，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
（一）教师的任务
文章明确指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就是说教师的任务有三：
1．传道。韩愈所说之道就是儒家之道，即传“先王之道”，宣“圣人之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进行思想品德和政治思想教育，这里当然指封建社会的封建道德和为封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的政治思想教育，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这是首位，也是根本。
2．受业。所谓“受业”就是指传授什么内容。既然传封建之道，当然要教以封建之业，就是传授儒家的经典，为了使学生能够掌握这些知识，必然教给学生读写算的能力，也就是使学生受到文化知识拄能方面的教育。这里所说的“受业”，也就是“授业”的意思。
3．解惑。所谓“解惑”是指在传道受业过程中，学生总会遇到许多不明白的事，教师的任务就是解答学生在传道和受业方面的疑惑。
以上三方面不是并行的，而是以传道为主。受业与解惑是为传道服务的。当然，只说传道，没有受业，道亦不存。如不解惑，则道不明。所以三者虽有主次，但又相互联系，缺一不可，韩愈所以明确指出传道、受业、解惑为师者的任务，恐怕就是这个道理了。既然是一切为了传道，那么教师首先是为了传道，如果只习其句读，而不知道传道，那就是“小学而大遗”。意思就是说，如果只教给学生一些书本知识，而不传道，就会因小失大，失去教师的作用，不能完成教师的任务，短短的几句话就把教师的本质说清楚了。如果我们把道理解为社会主义之道，用社会主义的教学内容去传社会主义之道，也就是说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品德教育。韩愈对教师任务的论述同样可以为我们所用。用它来说明智育和德育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是合理的。
（二）教师的作用
《师说》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古之学者必有师”。为什么必有师呢？韩愈说：“人非生而知之者”既然不是“生而知之”，就需要有人为他传道。既然不是“生而知之”总会有疑惑不解之事，就需要有人为之解惑，这样短短的几句话，就说明了师的重要，如果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进一步说明了从师的重要性。
（三）什么是师
韩愈说清楚了教师的任务和师的重要，但什么才是师呢？他认为掌握了道的人就是师，他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在那个时代谈的是封建之道，我们今天谈的是社会主义之道，衡量教师的标准始终是以政治为第一位，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把道理解为政治标准，韩愈的观点是正确的，道必须通过授业解惑来完成。要能更好地传道，就必须善于授业和解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求教师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修养，才能更好地传道，实际上他已经提出了政治、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平的要求。当然，他还不能用准确的语言，科学地从理论上加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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