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择师标准方面，韩愈把教师是否有“道”做为根本标准。韩愈要求教师信守的是儒家之道，即统治阶级所宣扬的道，这是不足为法的。下面和小编一起看看韩愈的《师说》，欢迎阅读。
【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jiē）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dòu）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fǒu）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tán）、苌弘、师襄、老聃（dān）。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决疑难问题的人。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疑惑却不跟从老师学习，他所存在的疑惑，就始终不能解决。在我之前出生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他，拜他为师；在我之后出生的人，他懂得道理如果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学习，把他当作老师，我学习的是道理，哪里管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呢？因此，不论地位显贵还是地位低下，不论年长年少，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唉！从师学习的风尚没有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们没有疑惑很难呐！古代的圣人，他们超过一般人很远了，尚且跟从老师向老师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跟圣人相比相差很远了，却以向老师学为羞耻。所以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吧！
众人喜爱他们的孩子，选择老师教育孩子；他们自己呢，却以从师学习为耻，这真是糊涂啊！那孩子的老师，教他们读书，学习书中的文句，并不是我所说的给人传授道理，给人解释疑惑的老师。不理解文句，疑惑得不到解决，有的向老师学习，有的却不向老师求教（意思是不知句读的倒要从师，不能解惑的却不从师），小的方面学习，大的方面却放弃了，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明智的呢。医生，乐师及各种工匠，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中，如有人称人家为老师，称自己为学生，这些人就聚集在一起嘲笑他。问那些嘲笑者（嘲笑他的原因），他们就说："那个人与某人年龄相近，修养和学业也差不多，（怎么能称他为老师呢？）以地位低的人为师，足以感到羞愧，称官位高的人为师就近于谄媚。"啊！从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医生、乐师及各种工匠，士大夫之类的人是不屑与他们为伍的，现在士大夫们的智慧反而不如他们。难道值得奇怪吗？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经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一类人，他们的道德才能（当然）不如孔子。孔子说："几个人走在一起，其中就一定有我的老师。"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弟子强，听闻道理有先有后，学问和技艺上各有各的主攻方向，像这样罢了。
李蟠，十七岁，爱好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学习了，不被世俗的限制，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遵行古人从师学习的风尚，特别写了这篇《师说》来赠给他。
【注释】
[1]学者：求学的人。
[2]道：指儒家孔子、孟轲的哲学、政治等原理、原则。可以参看本书上面所选韩愈《原道》。
[3]受：通“授”。传授。
[4]业：泛指古代经、史、诸子之学及古文写作，可 以参看本书下面所选韩愈《进学解》中所述作者治学内容。
[5]人非生而知之者：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之，指知识和道理。语本《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论语·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的人，但认为自己并非这样。韩愈则进一步明确没有生而知之的人。
[6]其为惑也：他所存在的疑惑。
[7]闻道：语本《论语·里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闻，听见，引伸为懂得。道：这里作动词用，学习、从师的意思。
[8]从而师之：跟从（他），拜他为老师。师之，即以之为师。
[9]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哪管他的生年是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庸，岂，哪。知，了解，知道。
[10]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知识、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意思是谁懂得道理，谁就是自己的老师。
韩愈《师说》主旨及其背景
一般说来，解读古典文本有两大障碍：一是古今语言隔阂，二是写作背景晦暗。有时，二者又往往互相纠结。对中学语文传统篇目《师说》的解读就面临这些困难。
《师说》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写给求学者“李氏子蟠”的。对他们两人而言，文章针对性不言自明。而对于后代读者，却隔着一层历史帷幕。要想掀开帷幕，就需下一番知人论世功夫，结合唐代教育史、思想史、语义史，以及作者全人、全书，尽量复原其规定情境。这对准确把握文章主旨至关重要。
对《师说》最早的释义，大约为康熙时期吴调侯、吴楚材《古文观止》篇末简评。其文曰：“通篇只是‘吾师道’也一句。言触处皆师、无论长幼贵贱、惟人自择。因借时人不肯从师、历引童子、巫医、孔子喻之。总是欲李氏子能自得师，不必谓公慨然以师道自任、而作此以倡后学也。”总之，认为该文主旨，就是批评“时人不肯从师”，倡导后学“能自得师”，将《师说》之“师”理解为一种泛指而非特指。稍后乾隆时代的史学大家章学诚，批评《师说》“未及师之究竟”，认为“授业”、“解惑”实“与传道有间”，也是基于这种泛指理解。这表明他们均未能揭开那层历史帷幕，从而自误误人。以致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将《师说》视为泛论“尊师重教”之文。如此以来，将“传道授业解惑”释为“传授真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将“古道”解为“求师重道”传统，也便顺理成章。
然而，这种泛指性的阐释，是否符合韩愈本意呢？
古代教育史证明，唐朝尤其是前期，学校教育长足发展，甚至早于西方一千多年设立了实科学校，被誉为“达到了世界上和中国空前的昌盛程度”。安史之乱后，官学教育虽有些衰落，但经学、文学大家的私人教学和乡村私学，反而有较大发展。韩愈就曾从独孤及、梁肃等学者游学，李翱、李汉、皇甫湜、孟郊、张籍等则均师从过韩愈。韩愈的好友柳宗元遭贬柳州，“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可见，当时并不存在一种普遍厌学、“耻师”风气。《师说》不也承认童子“择师而教之”、“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吗？那么，《师说》所谓“耻学于师”，究竟针对何人？
这就牵涉到文中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相对照的“士大夫之族”。在在韩愈的时代，虽然仍有魏晋南朝以来的“士族高门”、“公卿大夫”一类用法，但在韩文中， “士大夫”除了与官位相联系外，却更多地与科举进士背景相关联。中唐以来，由于科举取士弊端丛生，得举者趋利忘道，攀附权贵，多 “以京兆同华为荣，而不入学”。这也波及其子弟。韩愈《请复国子监生徒状》就慨叹：“近日趋竞，未复本源，致使公卿子孙，耻游太学。”我们由此可以判定，韩愈所谓“耻学于师”者，就是指那些有进士背景的当朝权贵及其子弟。
众所周知，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儒学独尊、权威地位屡受佛、道冲击。唐王朝为扩大统治基础，整合、重构意识形态，佛、道地位交替提升，儒家道统不断削弱。宪宗朝学者刘肃就曾哀叹：“圣人遗训几乎息矣。”唐代官学虽也设有儒家经典课程，但由于 “（科举）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遂出现“末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的“取士之失”，致使“生徒不以经学为意”。如此一来，儒学经师地位自然每况愈下。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称“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就是指这一思想史背景。韩愈的《进士策问十三首61其十二》也曾明确指出：“由汉氏以来，师道日微，然犹时有授经传业者；及于今，则无闻矣。”这正是《师说》发出“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感叹的深远历史背景。
但当中唐社会矛盾加剧，礼教秩序紊乱，统治者又不得不重振儒家伦理。 “崇儒尚学，以正风教”。于是，韩愈便师从“古学”大师独孤及、梁肃，“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 “至贞元、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恰当此时，青年李氏子蟠问学于韩愈，韩愈便写出《师说》褒奖之。
说明写作缘起的末段，实际上就是本篇的小引，堪当文章导读和开启作者立意之门的钥匙。韩愈之所以认同李氏子蟠，就因他“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能行古道”。所谓“不拘于时”的“时”，就是指“古之道不足取于今”的时风。
读罢末段，再倒回去细读全文，其真义便极易索解。“余嘉其能行古道”，正与开篇“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的“传道”前后呼应。“传道”之“道”，不应望文生义，解为“道理”、“真理”、“知识”等常用义，而是特指“古道”，也即韩愈《原道》所论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荀、扬所倡导的“先王之道”。韩愈曾反复申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在韩文中，“道”字确也多属此义。至于韩愈之“道”的利弊得失，姑且存而不论。
而赞李氏子蟠“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又与开头“授业”相应和。“授业”之“业”，也非指一般学业、专业，而是指“六艺经传”之业。前引《策问》，就明确将“授经” 与“传业”相提并论。“解惑”，自然也与此相联，非指回答一般疑难问题，而是“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以使生徒“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
从篇章结构看，首段提出并简论基本论点——“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师”的职责就是弘扬“古道”，人们应该向一切有“道”之士学习。“授业”、“解惑”不过是“传道”的途径、手段而已。此语乃是通篇文眼。
第二段在与圣人、百姓对比中，批判士大夫之族由于“官”、“位”等级观念作怪而“耻学于师”，致使“师道不复”。其隐含之正面义，则如韩愈好友柳宗元《师友箴》所论：“道苟在焉，佣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此句不是一般地慨叹人们不愿从师，而是抱怨时人尤其是士大夫权贵对儒家道统的冷淡与背离，失去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其中特予强调，所论之“师”非指“授之书”、“习其句读”之“师”，正是针对前述科举“末学驰骋”弊端而发，与柳宗元蔑弃“章句师”义同。因为韩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而不屑于那些“习熟时俗，工于语言，识形势”之徒。韩愈三次应试吏部“博学宏词”落败的坎坷经历，更强化了他这一观念。但韩愈并不否定习句读，只是要求习句读要为传承、践行“古道”服务，所谓“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
第三段由“圣人无常师”，提出应以“闻道”之“先后”为准，“师”与“弟子”互相学习。
末段赞扬青年“李氏子潘”学习并践行“古道”，鼓励他向一切有“道”之“师”学习。此与柳子厚嘉奖后学陈秀才“志于道”相似。
由以上梳理可知，《师说》所谓“师”，并非泛指一般专业教师，而是特指学习、掌握并践行儒家道统的儒师。其《策问十二》也曾明示：“古之学者必有师，所以通其业，成就其道德者也”。韩愈之所以认为赵德秀才“可以为师”，就是因为赵秀才“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见，韩愈之谓“师”，实乃特指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导师，所谓“教”，不过专指儒家“德礼”教化，与我们今天讲的“师”和“教”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当然，我们完全可以借用“传道、授业、解惑”一语，表述现代教师职责，但应明确仅是一种古为今用，而非原作本意。否则，就会导致对经典和历史的双重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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