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抨击当时“士大夫之族”耻于从师的错误观念，倡导从师而学的风气，同时，也是对那些诽谤者的一个公开答复和严正的驳斥。韩愈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作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韩愈师说表达的情感，希望大家喜欢。
原文
师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赏析
韩愈作《师说》的时候，很多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大致是可信的。这年韩愈35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但韩愈早已有名。韩愈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的运动，韩愈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韩愈用古文来宣传韩愈的主张。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这就是古文运动的内容。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的后期，是有现实的社会条件的。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的现实利益的要求。韩愈的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的开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进的作用。就古文来说，韩愈不仅自己刻苦努力，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的成绩;更重要的是韩愈不顾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的鼓励和指示。《师说》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道的古文家自命。这也是韩愈在科举和仕宦的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韩愈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最初韩愈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的时候(796—798)，先教李翱学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后来逃难到徐州(799)，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韩愈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学古文。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阳闲居(800—801)。向韩愈请教的青年愈来愈多，韩愈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有加。韩愈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韩愈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一切向韩愈请教的青年，韩愈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韩愈回答许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样做人，怎样作文。在韩愈看来，文章是韩愈的人格修养的表现，做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的。韩愈进了国子监后，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韩愈不管人们怎样诽谤，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韩愈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韩愈对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表示愤慨，也为向韩愈请教的青年担忧。《师说》的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韩愈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实际上韩愈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韩愈是有的放矢的。
在这篇文章里，韩愈首先(第1段)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的，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的东西。因此，韩愈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受业解惑”的人。韩愈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的限制，只问韩愈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第2段)，韩愈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韩愈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就是他们的不明。又有一种现象，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如果很多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云云，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韩愈的教师。因此，韩愈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教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就是说，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的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的论点，即能者为师。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师是“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韩愈就是我的师。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这些思想是和韩愈后来发展的“道统”思想矛盾的。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作，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阳山)，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韩愈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韩愈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很多人为韩愈辩解，说韩愈“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又很多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简析
本文论述了老师的作用和从师学习的重要性，阐明了能者为师的道理，抨击了时俗轻视师道的不良风气，为开展古文运动扫除了思想障碍。韩愈的《师说》，曾被誉为胆识兼备，富有创造精神的作品。韩愈关于老师的职能的提法，就有精辟独到之处，以前从未很多人提得这么明确;韩愈主张以道为择师的惟一标准和能者为师的观点，更突破了封建观念，针砭了当时竞以门第相尚，不重真才实学的流弊;关于“人非生而知之”有惑从师的论断，也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值得肯定。但是，韩愈在文中流露出来的“厚古薄今”的传统观念和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至于老师职能这个命题，虽有借鉴的意义，但必须扬弃韩愈所指的具体内容，而赋予新的意义。
本文在写作上也是非常成功的。整篇文章从立论、论证到结论，环环相套，紧扣中心，布局谋篇，颇具匠心。在论证的过程中，又有的放矢，有破有立，有褒有贬，有虚有实，有综合有分析，理论联系实际，极有说服力。对比手法和排偶句式的大量运用，正反两面的反复论证，也使得文章的主题更为鲜明突出，气势更为顺畅壮盛，不仅感情充溢，而且增强了论辩的逻辑力量。
注释
1.学者：求学的人。
2.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交给学业、解释疑难问题的人。所以：用来……的。道：指儒家之道。受：通“授”，传授。业：泛指古代经、史、诸子之学及古文写作。惑：疑难问题。
3.人非生而知之者：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之：指知识和道理。“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之；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知：懂得。
4.其为惑也：它们作为疑惑。其，它们，指不跟从老师学习而遗留下的问题。
5.生乎吾前：即生乎吾前者。乎：相当于“于”，与下文“先乎吾”的“乎”相同。
6.闻：听见，引申为知道，懂得。
7.从而师之：跟从（他），拜他为老师。从师：跟从老师学习。师：意动用法，以……为师。
8.吾师道也：我（是向他）学习道理。
9.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哪里去考虑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小呢？庸：发语词，难道。知：了解、知道。
10.是故：因此，所以。
11.无：无论、不分。
12.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意思说哪里有道存在，哪里就有我的老师存在。
13.师道：从师的传统。即“古之学者必有师”。
14.出人：超出于众人之上。
15.犹且：尚且。
16.众人：普通人，一般人。
17.下：不如，名词作动词。
18.耻学于师：以向老师学习为耻。耻：以……为耻。
19.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益：更加、越发。
20.于其身：对于他自己。身：自身、自己。
21.惑矣：糊涂啊！
22.彼童子之师：那些教小孩子的启蒙老师。
23.授之书而习其句读（dòu）：教给他书，帮助他学习其中的文句。之：指童子。习：使……学习。其：指书。句读：也叫句逗，古人指文辞休止和停顿处。文辞意尽处为句，语意未尽而须停顿处为读（逗）。古代书籍上没有标点，老师教学童读书时要进行句读（逗）的教学。
24.句读之不知：不知断句分逗。
25.或师焉，或不（fǒu）焉：有的从师，有的不从师。不：通“否”。
26.小学而大遗：学了小的（指“句读之不知”）却丢了大的（指“惑之不解”）。遗：丢弃，放弃。
27.巫医：古时巫、医不分，指以看病和降神祈祷为职业的人。
28.百工：各种手艺。
29.相师：拜别人为师。
30.族：类。
31.曰师曰弟子云者：说起老师、弟子的时候。
32.年相若：年岁相近。
33.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感到羞耻，以高官为师就近乎谄媚。足：可，够得上。盛：高大。谀：谄媚。
34.复：恢复。
35.君子：即上文的“士大夫之族”。
36.不齿：不屑与之同列，即看不起。或作“鄙之”。
37.乃：竟，竟然。
38.其可怪也欤：难道值得奇怪吗。其：难道，表反问。欤：语气词，表感叹。
39.圣人无常师：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常：固定的。
40.郯（tán）子：春秋时郯国（今山东省郯城县境）的国君，相传孔子曾向他请教官职。
41.苌（cháng）弘：东周敬王时候的大夫，相传孔子曾向他请教古乐。
42.师襄：春秋时鲁国的乐官，名襄，相传孔子曾向他学琴。
43.老聃（dān）：即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时楚国人，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相传孔子曾向他学习周礼。聃是老子的字。
44.之徒：这类。
45.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人同行，其中必定有我的老师。《论语·述而》原话：“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46.不必：不一定。
47.术业有专攻：在业务上各有自己的专门研究。攻：学习、研究。
48.李氏子蟠（pán）：李家的孩子名蟠。李蟠：韩愈的弟子，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进士。
49.六艺经传（zhuàn）皆通习之：六艺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的学习了。六艺：指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乐》已失传，此为古说。经：两汉及其以前的散文。传，古称解释经文的著作为传。通：普遍。
50.不拘于时：指不受当时以求师为耻的不良风气的束缚。时：时俗，指当时士大夫中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于：被。
51.余嘉其能行古道：我赞许他能遵行古人从师学习的风尚。嘉：赞许，嘉奖。
52.贻（yí）：赠送，赠予。
创作背景
《师说》大约是作者于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801—802），在京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时所作。贞元十七年（801），辞退徐州官职，闲居洛阳传道授徒的作者，经过两次赴京调选，方于当年十月授予国子监四门博士之职。此时的作者决心借助国子监这个平台来振兴儒教、改革文坛，以实现其报国之志。但来到国子监上任后，却发现科场黑暗，吏制弊端重重，致使不少学子对科举入仕失去信心，因而放松学业；当时的上层社会，看不起教书之人。在士大夫阶层中存在着既不愿求师，又“羞于为师”的观念，直接影响到国子监的教学和管理。作者对此痛心疾首，借用回答李蟠的提问撰写这篇文章，以澄清人们在“求师”和“为师”上的模糊认识。
作者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因其郡望在昌黎，故世称“韩昌黎”。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贞元十九年（803），因言关中旱灾，触怒权臣，被贬为阳山令。宪宗元和元年（806）召拜国子博士。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讨淮西吴元济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上表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后历任国子祭酒、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大力倡导古文运动，其散文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主张“以文为诗”，作诗力求新奇，且多议论。《全唐诗》存其诗十卷。有诗文合编《昌黎先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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