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师说》中的教育思想

　　韩愈的《师说》是一篇阐述“师道”的经典传世佳作，并集中反映了韩愈的教育思想。 下面是应届毕业生文学网的小编和大家分享的韩愈《师说》中的教育思想，欢迎阅读。

　　韩愈《师说》中的教育思想

　　韩愈所处的唐朝中后期，儒学的师道观已逐渐淡化，世人不以相师为荣，反以求师为耻，特别是知识分子更是耻于学师。为了扭转这种轻师道的风气，韩愈以《师说》为宣言挺身而出，敢于为师。《师说》中所包含的教育思想很广，本文只对几个方面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1教师的任务

　　文章明确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就是说教师的任务。

　　“传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进行思想品德和政治思想教育，这里当然指封建社会的封建道德和为封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的政治思想教育，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这是第一位的，也是根本。

　　所谓“授业”就是指传授什么内容，既传授儒家的经典。为了使学生能够掌握这些知识，必然教给学生读写算的能力，也就是使学生受到文化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

　　“解惑”是指在传道授业过程中，学生总会遇到许多不明白的事，教师的任务就是解答学生在传道和受业方面的疑惑。

　　以上三方面不是并行的，而是以传道为主。三者的位置摆得很清楚，第一是传道，其次是授业，最后是解惑。教师向学生讲授儒家的典籍或者解答疑难，都是以传道为教育目的的。教师在教学中必须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古文典籍和儒家经典，受到文化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使其具有一定的读写和生存常识，并通过不断解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在“道”与“业”方面的疑惑，达到使学生领悟“道”的内涵，最终使儒家道统代代相传的目的。韩愈指出教师最终传授给学生不是“业”，更不是“惑”，而是“道”。

　　韩愈认为教学目的与任务，首先要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其次是文化知识教育，最终达到发展学生智力的目的。在现代教育中，教学的目的与任务仍没有脱离这三方面，只是由于时代不同其具体内容不同而已。

　　韩愈对教师任务的论述同样可以为我们所用，用它来说明智育和德育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是合理的。

　　2教师的重要性

　　《师说》中第一句话就说“古之学者必有师”。为什么必有师呢?韩愈说：“人非生而知之者”，既然不是“生而知之”，就会有疑惑不解之事，就需要有人为之解惑。这样短短的几句话，就说明了教师的作用，如果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进一步说明了从师的重要性。

　　3教师的标准

　　韩愈说清楚了教师的任务及其重要性，但什么才是师呢?他认为掌握了道的人就是师，他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在那个时代谈的是封建之道，衡量教师的标准始终是以政治为第一位，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把道理解为政治标准，韩愈的观点是正确的。

　　“道”必须通过授业解惑来完成，要能更好地传道，就必须善于授业和解惑，所以教师不仅自己懂“道”，更要善于传“道”。换言之，教师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修养，才能更好地传道。

　　4师生关系

　　韩愈明确提出“圣人无常师”，并提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也就是说不管什么人，只要谁先懂得道，谁有学问，谁就是教师，实际上是在“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标准上进一步讲清楚何以为师的道理，这是符合择师之道的。

　　他认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连续运用两个“不必”强调了三个问题：首先，强调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学生将来甚至现在都完全可能在某些方面超过教师;其次，强调了“师不必贤于弟子”，学生是求学者，但对教师来说，不是绝对的求学者，而是相对的求学者，师生关系是相对的;最后，强调既然师不可能事事“贤于弟子”，那么就要求教师不应该满足现有知识，而应学而不厌，精益求精，不断前进。韩愈指出：“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日：‘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可见，韩愈强调的是一种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民主、平等、互动开放的师生关系，他极力主张“尊师重道”，却没有走向过分强调师道尊严和教师权威的极端，这对我们今天处理师生关系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总之，韩愈围绕“教师”作了较全面的阐述，对教师的任务、作用、地位等各方面给予具体的说明并提出了圣者为师的观点，实际就是能者为师的观点，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当然，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韩愈的《师说》中所表现的师道观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办教育的目的是复兴儒学、排斥佛教和推行文学革新运动，因此他所强调的“道”是儒家之道，他所强调的教学内容是“圣人之书”。他的教学方式明显地带有枯燥说教和硬性灌输的特点，不利于学生的创新思维与个性的培养。

　　学史以鉴今。在教育事业大力改革和发展的今天，我们研究古代圣人的教育思想，是为了“温故而知新”，在继承中发展。《师说》中闪烁的积极教育思想，特别是通识教育观、平等师生观、创新学习观及终身教育观等无不对现代教育起着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扩展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汉族，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年)，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后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元和十四年(819年)，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师说赏析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也就是说传道应该是为师的第一要义。何为传道，我觉得就是告诉学生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这是我们教育的目的，谈如何为师，其实就是谈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教育的第一目的是什么？这也涉及回归古典，就是回归到教育的原始目的。教育的目的是教育人，这一最基本的道理进一步演绎就是教育应把人本身作为教育的目的，而不是把教育变成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或手段，即不是变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或手段，也不是为市场服务或实现某种特别技能的工具或手段。这里我要强调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即“生存技能”与“生命质量”，并且要很决断地说：我们教育的第一目的不是培养“生存技能”，而是要提高“生命质量”。也就是说，教育应当把培养优秀的人性、培养有质量的生命作为第一目的。这一思路，正是回到教育的原始目的和古典目的。原始目的是指从孔夫子开始的把培养人作为第一目的，教育宗旨是学为人、学做人。换句话说，教育的第一目的不是培养职业的技能、生存的技能，而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关于这点，李泽厚先生和刘再复先生的对话当中曾用哲学语言来表述，说我们应该是以培育人的情感本体与伦理本体（亦即“成人”）为第一目的，以塑造工具本体（亦即“成才”）为第二目的。我们培养学生，当然也要培养某些技能，比如当医生、当律师的职业技能，但这是第二目的。第一目的应是培育伦理本体、情感本体，让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完整的人，这才是教育的根本。这恰恰是当年孔夫子强调的，他强调教育在于学做人、学为人，这是中国教育非常优秀的传统，我们应当回归这个传统。

　　我们中国的教育结构一直具有三个维度，既有智育、体育，还有德育。近代思想家王国维、蔡元培还想在德、智、体三维之外开辟第四维度，这就是“美育”之维。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提出：“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什么是完全之人物？……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美育是也。”王国维认为，教育的宗旨在于使人成为完全的人，完全的人必须具备真善美的品德，对人除了要进行智育和德育的教育外，还须进行美育教育。他还认为，人只有当他具备审美能力时，才是“完全的人”，教育就是要培育出“完全的人”。蔡元培为了强化人文教育，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论点，就是“以美育代宗教”，“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若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在蔡元培看来，以美育代替宗教，让国人的感情不受外物的污染和刺激，使其接受艺术的熏陶变得纯正，从而满足人性发展的内在需求。尽管这一主张在当时就引起陈独秀、罗家伦、周作人、周谷城、熊十力等多方争议甚至反对，乃至今日也未能在学术界形成共识，但其在当时中国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遗憾的是，这个命题的意义到现在仍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五四运动是发现“人”的运动。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把漫长的中国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他发现中国人不是人，只当过两种类型，一是暂时做稳了奴隶，一是连奴隶也做不得；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挣得过做人的真正资格，中国也从来没有老百姓能真正拥有做人权力的时代，即使是太平盛世，哪怕是“唐宗宋祖”时期，人们顶多不过是奴隶，所以他们要重新发现人。所谓发现人，在广度上包括发现三个东西：一个是发现人，一个是发现妇女，一个是发现儿童。发现儿童，就是发现我们中国儿童的生命质量问题。没有中外文化精华的积淀和补养，我们的生命质量就会降低，甚至会犯一种“缺钙症”，或者说“贫血症”，这是文化的贫血症和文化的缺钙症，就是缺少人文的钙，灵魂的钙，缺少情感本体与伦理本体的钙。所以教材的丰富与多样，以及教材具备真、善、美这些基本钙质，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基础教育要培养出真正合格的健全人格的人，作为教师我们该如何去做呢？

　　首先是对课本的选择问题。何为课本？我认为，课本虽然是教育主管部门编订发放的既定教本，但它只是一个用来教学的范本，它是自由而开放地存在着，教学者完全可以按需索取，让它“为我所用”，而无需拘泥于它，更不必全盘依照。每个老师在课堂上其实是个相对独立的个体，所以你的课堂以及你在课堂上对学生的引导是完全可以做到自由的。你可以引导孩子们用批判的眼光去解读文本，这就要求老师有识别的能力和勇气。

　　其次老师自己的心智必须是健全的。如果说老师自己的心智有问题，人格有缺陷，自己是个类人孩，那么别指望这样的老师能教出多好的学生来，即使他能教学生在考试中取得高分，最后也是一种失败。我们很多老师在心智这一块是不合格的，这对学生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隐忧和伤害。其实我们不该去提倡那些以校为家的老师，一个不顾家、不爱家的老师你别指望他有多爱你的孩子。你想啊，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爱的人，他会爱别人的孩子吗？在这样老师眼里，学生的成绩只是筹码，是自己升官或者赚取名利的筹码。不少成功的优秀的老师后面其实有的是一个为之破碎的家庭。这样的老师如果是我们整个中学教育的主流，那太可怕了。

　　第三、教育必须去功利化。这点对老师来说是苛刻，不现实的。社会是功利的，学校是功利的，老师就必然是功利的。特别是那些80后的年轻老师，成为了学校里最功利的群体，而他们恰恰是学校教育的生力军，这对学生来说，对社会来说只会是一个灾难。我们学校教育本该只是让一个普通人成为在精神上健全的人，成为文明社会的正常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教育就是应该以人为本的，而且应该以培养普通人为本的，尤其是基础教育。中小学教育，根本不需要设定一个目标，需要考多少个重点高中或大学，需要教出多少出类拔萃的人。学校教育，其实提供的是一条中间线的教育，它不是按照智商最高的人的标准设立的，而是按照普通人的智商设立的，所以，学校教育中，快乐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它应该成为学生——同时更加重要的是——成为老师快乐的过程。今天，恰恰相反，老师不快乐，学生更不快乐。如果老师不快乐，这个教育过程的展开就会带上很多阴影。我想到一个词：尊严。如果一个时代的老师，尤其是基础教育的老师，在社会上的地位不高，不能受到应有的尊重，他的生命的尊严就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满足，我们的教育基本上就失败了。何为师道尊严？就是老师在社会中能够受到普遍尊重的那种尊严，如果连这个都没有，这个时代的教育——哪怕它出了再多的高分学生——也是失败的。当一切都以功利来评价的时候，基础教育必然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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