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季羡林

2023-03-27 季羡林

  近见报载,季羡林已将他的藏书及文物尽赠与北大图书馆。

  细思,心中不能平静。遂打电话过去问候。我说,书都捐了,季老每天干什么呀?他不会养花玩鸟,又不串门逛街。

  原来,季老因担心后事混乱,尤怕珍贵的书籍文物流失国外,故先办理捐赠。

  东西登记入册,并公证之后,季羡林长舒一口气,说:“这屋子里的一张纸,都是北大的了。“

  于是,又打“借条“借自己的书,常用的资料还留在屋里,每天仍是看与写,继续”煎首年年复月月“。

  我当时就在电话中讲了一句不合宜的实话:“为国捐躯“。

  是的,这位垂暮老人,已接近心愿的完成。他的青春,爱情,一生心血,所思所为,尽献于我轩辕,犹唯恐有片纸寸书的遗漏。

  这点点滴滴,又尽入我心目中。令我遥慕。

  一个人存在于另一个人的心目中,这是在人际,浮名及“私交“之外,须要有一个仗剑独立的形象的。

  须要有可以昭示的警醒,回味如兰的情怀,以及那山水一般,不会厌倦的魅力。

  青年时代,季羡林曾是著名的清华“三剑客“之一。而到了晚年,他的"剑"仍然没有收回。历经磨砺,愈加峥峥。这是一个烈士的暮年,这是一位仍可以去为正义受辱,独特立行,拒不出违心之言的历史见证人。

  在一场突然的风暴面前,他无趋利避害之意,反有自请为"阶下囚"之举。他欲为后生遮风雨,不惜老枝铁骨伴残荷。他独执一旗,那不同于凡响的情操和言止,那些往事,件件是我亲历亲知。过去岁月的惊涛骇浪,已如石刻一样,不能磨灭。

  在我看,季老已为下一个世纪作出了铺垫。随着历史的前进,这位老人的名字还会“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因为他为“未来”付出过,当属于“天下”与“千秋”。

  昔日“阶下囚”也罢,今天座上客也罢,季羡林就是季羡林。好像见不见面,都在心目中了。

  接近季羡林,给人的感觉,从内到外都是肃然的。他思维纵横,而出语认真、细致,属学者风范。我是个信口开河的人,多年来却从无拘束,仿佛小鸟在树荫下面,更吱喳得有劲。因为在他的肃然之下,另有一种慈爱与宽容,甚至迁就。

  今年盛夏见季老,他在谈话中说到,他最佩服鲁迅的一点是:从不批评年轻人。还有一个懂得爱惜青年的,邹韬奋,他也是季羡林的老师。

  他曾几次提起胡适的为人和贡献,说对其人的很多评价都是不公的。到台湾,他专程去谒胡适之墓。季老文为胡适辩解,是“尊师”与“重道”俱在其中的。

  他对我讲过一件往事。当年,为老师陈寅恪冬无取暖费,欲卖藏书,但流失在外却可惜。季羡林便去见北大校长胡适。

  胡适说:“陈先生的问题一定要解决。陈先生需要多少钱?”季羡林说:“两千大洋够了。”胡适便叫季乘他的专车去陈家,将那些藏书拉到北大图书馆。陈先生作学问照样可以取用。这年过冬,也就有了取暖的钱。

  有其师及其校长,则有其弟子。季老今冬捐书北大,又让我想起前幕。

  我的父母亲喜读季老那朴素的文章。季老在文中说,世界各国的语言中,只有中国是将“师”与“恩”联在一起的。父亲曾用红笔勾起这一段。又拿出《清华文丛》,上有季老曾为陈寅恪先生诗词题辞,“弟子季羡林敬题”,恭敬之至。

  季老亦对我说过,陈寅恪先生出自于中国唯一三代人进入《辞海》的学术世家。学问是不必说的了,其家“三世爱国”的历史,这一点,令他这个作为弟子的深以为荣幸。

  从季老那儿,可以走进一条长河。他的历史,是与中国文化的命运史紧相联的,他心中的灯台始终没有熄灭过。

  我以为,正是这种在伟大的中华文化传统面前,永为“弟子”的虔敬之心,使季羡林能够走出“牛棚”,省视自我,荡涤胸襟,复归本色,获得人格与学术的丰满。丰厚的华夏文化底蕴,使季羡林不迷失于五色,其所言,掷地有声,可作警钟长鸣。

  在国家元首级的人物面前,季羡林为中国知识分子道出"价廉物美"的心声,在一片颂歌声中,他却说:“现在重工轻理更轻文,后患无穷。”

  “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这是季羡林对人家溢美之辞的反应。

  有人问:“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

  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他还说:“对一个人要给他名副其实的定义,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副其实,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这么‘说’出来的。什么是‘国学大师’?先把这念搞清楚。”

  他认为,大王国维够称作“国学大师”。我所认识的季羡林,从不以所谓“正统”自居。任何异想天开的问题与飞来神思,都可以与他探讨。我曾有许多稚嫩的感觉,在先生那里找到了学术的支持。

  每次去,无论我说得多么热闹,他总是语重心长地最后来一句:“你一定要写东西。”仿佛在招我归来,令我深感自己有“文债”须偿。

  几回我在朗润园见到的季羡林,都有小猫偎在他的身旁,有时还爬到他的头顶,先生就一动也不动地让它爬。他的儿孙在国外,女儿与老伴相继过世。人非草木,岂不孤寂?其实,先生孤寂,早非一日。多年前我还在海南的时候,先生送过我一本《留德十年》。我知道了他的往昔。

  当季羡林青春少俊,留学欧洲时,在二战中的德国,房东的女儿,一位美丽深情的少女迈娅,对其独怀钟情。他们曾朝夕相处,彼此难忘。

  本来,季羡林的老师陈寅恪,已为他在剑桥大学介绍了职业,如果选择弃国抛家之路,他会过上温的生活。但当季羡林回到国内,看到国家是这么凋敝贫病;而回到山东老家,看到养父母俱已残烛。那位包办婚姻的发妻,一个人带着孩子们,一面侍奉老人,在苦苦地盼他归来。

  季羡林遂知道他的责任与命运,就是挑起这一副“中国人的担子”。他决定留下,将自己献出。就这样,青灯黄卷,芸芸校园,再加上“牛棚杂忆”,成了季羡林选择的一生。

  在我看,他是无怨无悔的。事实上,他还在把这样的信念继续传递。

  人们都说季老对我独厚。有好几次,我没有选择"跑掉"的道路,在重逢中便深得他的欣慰。爱情,对于思考者,不能作为一种最终的选择。苦难,只说明这是你的土地。“虽九死而不悔”,在这一点上,算与季老有一种宿命之缘吧?

  在季老现在的客厅里,有一位风姿婷婷的金发女郎,与一个老态龙钟的德国老妇,两张照片就这么并列着。“谁解其中味?”

  有热心的人,在德国找到了八十高龄的迈娅女士,她还保存着青年季羡林用过的打字机和桌椅。当年,她曾帮季打过论文,两人就在这桌前一同工作。

  迈娅说,他们也曾一起散步和看电影,但季羡林从来没有向她示爱,只是她知道季心里对她很好。迈娅说,季羡林是那些中国留学生中最老实的人。

  开季羡林那时的日记,上面记着他对迈娅的深情。他写道,自己是一个有妇之夫,不能有任何非分之想。即使只是想,也是对迈娅的亵渎。

  那位异国少女后来终身未嫁。现在她已行动不便,只是在窗前望了。但好在他们又知道了彼此的情况,并在照片上重逢对方。

  东方一隅,就这样承负着西方一窗的情意与歉疚。也许,只能用纯洁的人格与永恒的心意,来弥补这种空缺。这正是季羡林让迈娅难以忘怀的原因吧?

  世人只见到光环中的先生,季羡林亦有从不诉苦的性格。

  就说有那么多的稿费吧,可他的生活从来是老样子,都市里的乡下人。窄木床,棉絮上覆布单。一身蓝色中山装,无任何嗜好。嗜好就是看书写东西。

  除了追求新的思想与信息,对于季羡林,没有什么“时尚”。甚至,为他买衣服时,要告诉他,这是“处理货”,廉价的,农民穿的,他才会欣然接受。而要他喝牛奶,也要费工夫,他说,我不喝牛奶也活了七十多岁。其他“名人”们是怎样活的,跟他无关。吃饭掉在桌上的饭粒,他会拣起来搁在嘴里。

  他没有养尊处优的心态。一位思想的巨子和生活中的平民。其实,人生本来就是平淡的。能有一点闪光,不要变成通体金光。季羡林的活法,虽然过于苦索,古老,但是不含腐败的气息,反有点宗教似的清谧。

  季羡林的世界是一个感知的世界。少成孤儿,青年飘泊,中年沉溺于学海和被迫虚度于“运动”之类,晚年思索于古今。他曾是最年轻的北大一系之主任,兹后,又任北大副校长。“如履薄冰”般的人生关隘,密布于平民出身的季羡林的道路上。令他严谨之中更求严谨,发展完成了一种内向的气质。

  他的一生,是这样单调和丰富。他的业务成就,是用他的一生孤寂,自我收敛换来的。有时一天到晚来人,不能写作,到晚上他便沉默不语,对自己不满意。

  一个留学十二年的博士,却将自己的一切生之欲望压缩到几乎为零。从这种严酷性说,季羡林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但他在这不可选择中所作的选择即是:唯保存自己的学术与正直品格。

  叹今朝,门庭若市,来往人如潮,谁能证平生?

  鲜花美酒中的季羡林,仍然是不苟言笑,肃然自我的。

  那年冬天,我来北大正赶上季老的米寿。“米寿”的意思,取汉字“拆字”之意,即“八十八”岁高寿。得米望茶,下面"茶寿",也是拆一个“茶”字的划数。这两个字,除了好拆,更有好意。米和茶,都是中国人的食与饮。都是厚道敦实的天赐之物,颇有祥和之气。

  操办者是出版社,正给季老出完《文集》 27本,恰含有“著作等身”之意。会上,季老自己说是:“出齐了”,没说是“出全了”。因为,他非得“自选”,不满意的他自己丢了许多。

  参与者有文坛学界的高层人士,学生与记者。四壁并悬挂了名人字画,赞先生有着为天下称道的德才。祝寿者都是真情。有位学人将先生喻为“一盏明灯”,有位女记者激动地说,先生在她的心中是“红太阳”。

  最后季老致言,他说:“我刚才坐在这里,很不自在。我的耳朵在发烧,脸发红,心在跳。我听见大家说的话,你们不是在说我,你们说的是另外一个人。我不是那样的,当然,我在争取做成那样的。我只是一个研究东方文化的人,各方面常识很浅陋。文笔不如作家,学问也不是很深厚。我只是尽我所能而已。”

  众无言。无人能令此老自失也。唯壁上一位先生老友赠画的墨荷,仿佛愈鲜活起来。我坐在窗旁。虽不近高台尊荣,却可全厅风光。本意不是来听祝辞,亦不在乎酒宴。只觉如入芝兰之室,温满冬日。

  就在这年冬天,季老和北大的前辈们闻知我的来意,俱对我说:“你来做《西南联大》这个事,很合适。”有了这个“合适”作支持,也为了报偿这个“合适”,从那个“米寿”开始,我踏上了拍摄《西南联大启示录》的艰辛之途。

  “宠辱不惊”,可付与斯人。

  “季羡林”这三字,现在是比较火爆了。用他自嘲的话是:“走俏”。但真正知道先生为人的,并不多。盛名之下,难免误传。有时听来,令人恼火。先生倒淡然。

  世俗为“弘扬”文化,制造光环加于季羡林,这是不能让先生负责的。

  季羡林自己是这样说的:

  “什么‘大师’,听了浑身起鸡皮疙瘩。要说是个东方学者,我完全承认。什么是‘国学大师’?先把这念弄清楚了。

  有人说我是‘作家’,我哪够得上是作家。‘作家’这个名字是非常高尚和神圣的。我是滥竽充数。我最多够上个‘票友’。”

  晚境中的季羡林,一直坚持生活自理。这是一位老人的尊严。但这常常令照顾他的人们作难。不知是儒家风范还是绅士态度,有时,即使是比他的女儿还小的我,走进他午睡的客厅,他也要立即从沙发上坐起来,正襟危坐。

  我能理解他。这种倔犟亦酷似我的父亲。季羡林永远是强者。岁暮衰年不能夺其志,更不能有损他的内心骄傲。永远是平民作风的他,不需要人恭维亦不需要人怜悯。他将自尊地走完自己的路。

  有时,我觉得他有点“入定”的意思,大是先生研究印度佛教与禅有心得,视荣辱为过路风雨。一次人家丢失了他的一幅名画收藏,先生也只说了句:“身外之物。”

  他将珍贵的真情贮存于深心之海,从不轻易释放。面对海外归来的孙子及重孙儿,也没有如世人的痴狂显露。但亲人一离去,他即写出了激情的想念文章。

  在我感觉,季羡林一直是一个激情与细腻的极富人性的人。他本应该有更加幸福与快乐的人生。即使时代将他挤压成一个专注的学者,他的天性仍然深存。

  有时,会联想到那位性格怪僻的乐圣贝多芬,在他那眉头紧锁的严峻下面,却奏响了《欢乐颂》这样春风浩荡的音乐。谁能知道,在季羡林的不苟言笑中,有一片爱的海洋呢?我并不想将他圣化,只是讲感情的特殊规律。季羡林属于特殊类。

  对于季羡林和所有的人们,最重要的并不是光环和浮名,而是理解与温润。这二年来先生频频返回山东,与母校与老同学相聚。愿故土温润他的苍凉之心。

  我常想对先生说一句,我以今生能结识先生,有此良师益友为幸。他是不要我题“弟子”的,他给我的留字总是称我为:“小友”。然而在人格的品位上,他永远是我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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