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饶宗颐

2024-05-24 季羡林

  季羡林,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民盟盟员、中共党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饶宗颐,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资料1:

  饶宗颐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又擅长书法、绘画,在中国台湾省、香港,以及英、法、日、美等国家,有极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

  几年以前,饶先生把自己的大著《选堂集林史林》三巨册寄给了我。我仔细阅读了其中的文章,学到了很多东西。在大陆的同行中,我也许是读饶先生的学术论著比较多的。因此,由我来介绍一下饶先生的生平和学术造诣,可能是比较恰当的。中国有一句古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即使我不介绍,饶先生的学术成果,一旦在大陆刊布,自然会得到知音。但是,介绍一下难道不会比不介绍更好一点吗?在这样的考虑下,我不避佛头着粪之讥,就毅然答应写这一篇序言。

  我首先想介绍一下饶先生的生平。

  饶宗颐,字固庵,号选堂,一九一七年六月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幼承家学,自学成家。自十八岁起,即崭露头角。此后他在将近五十年的漫长的岁月中,在学术探讨的许多领域里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至今不衰。饶宗颐教授的学术研究涉及范围很广,真可以说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要想对这样浩瀚的著作排比归纳,提要钩玄,加以评价,确非易事,实为我能力所不及。因此,我只能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从世界各国学术发展的历史来看,进行学术探讨,决不能固步自封,抱残守阙,而是必须随时应用新观点,使用新材料,提出新问题,摸索新方法。只有这样,学术研究这一条长河才能流动不息,永远奔流向前。讨论饶先生的学术论著,我就想从这个观点出发。我想从清末开始的近一百多年来的学术思潮谈起。先引一段梁启超的话:

  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而徐松、张穆、何秋涛最名家。松有《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识略》,穆有《蒙古游牧记》,秋涛有《朔方备乘》,渐引起研究元史的兴味。至晚清尤盛。外国地理,自徐继畬著《瀛环志略》,魏源著《海国图志》,开始端绪,而其后竟不光大。近人丁谦于各史外夷传及《穆天子传》、《佛国记》、《大唐西域记》诸古籍,皆博加考证,成书二十余种,颇精赡。(《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接着又谈到金石学、校勘、辑佚等等。其中西北史地之学是清代后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这是一个新动向,值得特别重视。金石学等学问,虽然古已有之,但此时更为繁荣,也可以说是属于新兴学科的范畴。这时候之所以有这样多的新兴学科崛起,特别是西北史地之学的兴起,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赵瓯北的诗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应用到学术研究上,也是适当的。世界各国的学术,都不能一成不变。清代后期,地不爱宝,新材料屡屡出现。学人的视野逐渐扩大。再加上政治经济的需要,大大地推动了学术的发展。新兴学科于是就蓬蓬勃勃地繁荣起来。

  下面再引一段王国维的话:

  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赐,有孔子壁中书之发见,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时古器之出土,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书出土后,因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显著,然如杜预之注《左传》,郭璞之注《山海经》,皆曾引用其说,而竹书经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迹,至今遂成为中国史学上之重大问题。然则中国书本上之学问,有赖于地底之发见者,固不自今日始也。(《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一卷,第四期,附录一:《近三十年中国学问上之新发见》,王国维讲,方壮猷记注)

  这里讲的就是我在上面说的那个意思。王国维把“新发见”归纳为五类:一、殷虚甲骨;二、汉晋木简;三、敦煌写经;四、内阁档案;五、外族文字。我觉得,王静安先生对中国学术史的总结,是实事求是的,是正确的。

  近百年以来,在中国学术上,是一个空前的大转变时期,一个空前的大繁荣时期。处在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学者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这种情况,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投身于其中。有的学者仍然像过去一样对新时代的特点视而不见,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结果是建树甚微。而有的学者则能利用新资料,探讨新问题,结果是创获甚多。陈寅恪先生说: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陈先生借用的佛教名词“预流”,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形象的名词。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可以说,王静安先生是得到预流果的,陈援庵先生是得到预流果的,陈寅恪先生也是得到预流果的,近代许多中国学者都得到了预流果。从饶宗颐先生的全部学术论著来看,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也已得到预流果。

  我认为,评价饶宗颐教授的学术成就,必须从这一点开始。

  谈到对饶先生学术成就的具体阐述和细致分析,我想再借用陈寅恪先生对王静安先生学术评价的几句话。陈先生说:

  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生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与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

  陈先生列举的三目,我看,都可以应用到饶先生身上。我在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

  饶宗颐教授在这方面的成就是非常显著的。一方面,他对中国的纸上遗文非常熟悉,了解得既深且广。另一方面,他非常重视国内的考古发掘工作。每一次有比较重要的文物出土,他立刻就加以探讨研究,以之与纸上遗文相印证。他对国内考古和文物刊物之熟悉,简直远达令人吃惊的程度。即使参观博物馆或者旅游,他也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时时注意对自己的学术探讨有用的东西。地下发掘出来的死东西,到了饶先生笔下,往往变成了活生生的有用之物。再加上他对国外的考古发掘以及研究成果信息灵通,因而能做到左右逢源,指挥若定。研究视野,无限开阔。国内一些偏远地区的学术刊物,往往容易为人们所忽略,而饶先生则无不注意。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饶先生利用碑铭的范围很广,创获是非常突出的。从中国藏碑一直远至法国所藏唐宋墓志,都在他的视野之内。《论敦煌石窟所出三唐拓》一文主要从中国书法的观点上来研究伯希和携走的三个唐代拓本。在《从石刻论武后之宗教信仰》一文中,他利用碑铭探讨了武后的信佛问题。几十年以前,陈寅恪先生在他的论文《武曌与佛教》中曾详细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谈的主要是武后母氏家世之信仰和她的政治特殊地位之需要。他指出,武后受其母杨氏之影响而信佛,她以佛教为符谶;他又指出,《大云经》并非伪造;对唐初佛教地位之升降,他作了详细的分析。总之,陈先生引证旧史与近出佚籍,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陈先生学风谨严,为世所重;每一立论,必反覆推断,务使细密周详,这是我们都熟悉的。但在《武曌与佛教》这一篇文章中,陈先生没有利用石刻碑铭。饶先生的这一篇文章想补陈先生之不足,他在这里充分利用了石刻。他除了证实了陈先生的一些看法之外,又得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他指出,武后在宗教信仰方面一度有大转变,晚年她由佛入道;他又指出,武后有若干涉及宗教性之行动,乃承继高宗之遗轨。陈、饶两先生的文章,各极其妙,相得益彰,使我们对武后这一位“中国历史上最奇特之人物”(陈寅恪先生语)的宗教信仰得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二、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

  饶宗颐教授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一方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中外关系的研究基本上也属于这一类。在饶先生的著作中,中外关系的论文占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尤以中印文化交流的研究更为突出。我就先谈一谈中印文化交流的问题。

  在《安荼论与吴晋间之宇宙观》一文中,饶先生从三国晋初学者,特别是吴地学者的“天如鸡子”之说,联想到印度古代婆罗门典籍中之金胎说,并推想二者之间必然有某种联系。中国古代之宇宙论,仅言鸿濛混沌之状,尚未有以某种物象比拟之者。有之,自三国始。汉末吴晋之浑天说以鸡卵比拟宇宙。印度佛经中讲到许多外道,其中之一为安荼论……他们就主张宇宙好像是鸡子的学说。印度古代许多典籍,比如说梵书、奥义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等等,都有神卵的说法。估计这种说法传入中国,影响了当时中国的天文学说,从而形成了浑天说。最初宣扬这种学说的多为吴人。这种情况颇值得深思,而且也不难理解。吴地濒海,接受外来思想比较方便。陈寅恪先生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大家都知道,中印文化交流关系头绪万端。过去中外学者对此已有很多论述。但是,现在看来,还远远未能周详,还有很多空白点有待于填充。特别是在三国至南北朝时期,中印文化交流之频繁、之密切、之深入、之广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科技交流方面,我们的研究更显得薄弱,好多问题我们基本没有涉及。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多得很,我们丝毫也没有理由对目前的成绩感到满意,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我们要向饶宗颐教授学习,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上,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果。

  除了中印文化关系以外,饶先生还论述到中国在历史上同许多亚洲国家的关系。《早期中日书法之交流》这一篇论文,讲的是中日在书法方面的交流关系。《说诏》一文讲的是中缅文化关系,《阮荷亭往津日记钞本跋》则讲的是中越文化关系。这些论文,同那些探讨中印文化关系的论文一样,都能启发人们的思想,开拓人们的眼界。我在这里不再细谈。

  三、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

  我在这里讲的外来观念是指比较文学,固有材料是指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饶宗颐教授应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的源流,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也有很多启发。

  在《〈天问〉文体的源流》一文中,饶先生使用了一个新词“发问文学”,表示一个新的概念。他指出,在中国,从战国以来,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天”的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有些学者对于宇宙现象的形成怀有疑问。屈原的《天问》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出来的。饶先生又进一步指出,在《天问》以后,“发问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支流,历代几乎都有摹拟《天问》的文学作品。饶先生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种“发问文学”是源远流长的。世界上一些最古老的经典中都可以找到这种文学作品。他引用印度最古经典《梨俱吠陀》中的一些诗歌,以证实他的看法。他还从古伊朗的Avtsta和《旧约》中引用了一些类似的诗歌,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中国的《天问》同这些域外的古经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苏雪林认为可能有渊源的关系,并引证了印度的《梨俱吠陀》和《旧约》。饶先生似乎是同意这种看法。我自己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现在就下结论,似乎是为时尚早。但是,不管怎样,饶先生在这一方面的探讨,是有意义的,有启发的,值得我们认真注意。

  饶先生治学方面之广,应用材料之博,提出问题之新颖,论证方法之细致,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给我们以启发。我决不敢说,我的介绍全面而且准确,我只不过是尽上了我的绵薄,提出了一些看法,供读者参考而已。

  如果归纳起来说一说的话,我们从饶宗颐教授的学术论著中究竟得到些什么启发、学习些什么东西呢?我在本文的第一部份首先提出来一个重要的问题:进行学术探讨,决不能固步自封,抱残守阙,而必须随时接受新东西。我还引用了陈寅恪先生的“预流果”这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我在这里再强调一遍:对任何时代任何人来说,“预流”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预流,换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跟上时代的步伐生产、建设,无不有跟上时代的问题。学术研究何能例外?不预流,就会落伍,就会僵化,就会停滞,就会倒退。能预流,就能前进,就能创新,就能生动活泼,就能逸兴遄飞。饶宗颐先生是能预流的,我们首先应该学习他这一点。

  预流之后,还有一个掌握材料、运用材料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进行学术研究,掌握材料,越多越好。材料越多,在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方法的指导下,从中抽绎出来的结论便越可靠,越接近真理。材料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们往往囿于旧习,片面强调书本材料,文献材料。这样从材料中抽绎出来的结论,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与狭隘性。我们应该像韩愈《进学解》中所说的那样:“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畜,待用无遗。”我在上面已经多次指出,饶先生掌握材料和运用材料,方面很广,种类很多。一些人们容易忽略的东西,到了饶先生笔下,都被派上了用场,有时甚至能给人以化腐朽为神奇之感。这一点,我认为,也是我们应该向饶先生学习的。

  中国从前有一句老话:“学海无涯苦作舟。”如果古时候就是这样的话,到了今天,我们更会感到,学海确实是无涯的。从时间上来看,人类历史越来越长,积累的历史资料越来越多。从空间上来看,世界上国与国越来越接近,需要我们学习、研究、探讨、解释的问题越来越多。专就文、史、考古等学科来看,现在真正是地不爱宝,新发现日新月异,新领域层出不穷。今天这里发现新壁画,明天那里发现新洞窟。大片的古墓群,许多地方都有发现。我们研究工作者应接不暇,学术的长河奔流不息。再加上新的科技成果也风起云涌。如今电子计算机已经不仅仅限于科技领域,而是已经闯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藩篱。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再也不能因循守旧,只抓住旧典籍、旧材料不放。我们必须扫除积习,开阔视野,随时掌握新材料,随时吸收新观点,放眼世界,胸怀全球;前进,前进,再前进;创新,创新,再创新……愿与海内外志同道合者共勉之。

  时为农历中秋,诵东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之句,不禁神驰南天。

  资料2:

  1911年8月6日,季羡林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庄镇官庄一个农民家庭,六岁以前在清平随马景恭老师识字。

  1917年,离家去济南投奔叔父,进私塾读书,学习了《百家姓》、《千字文》、《四书》等。

  1918年、1920年,分别于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设小学、济南新育小学就读。课余开始学习英语。

  1923年小学毕业后,考取正谊中学。课后参加一个古文学习班,读《左传》、《战国策》、《史记》等,晚上在尚实英文学社继续学习英文。

  1926年初中毕业,在正谊中学读过半年高中后,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此期间,开始学习德语。

  1928年-1929年,日本侵华,占领济南,辍学一年。创作了《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短篇小说,署笔名希道,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1929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

  1930年,开始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老妇》、《世界的末日》、《老人》及《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等,先后在山东《国民新闻》趵突周刊和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高中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后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方向是德文。在清华大学四年中发表散文十余篇,译文多篇。

  1934年,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应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回母校任国文教员。

  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报名应考被录取。同年9月赴德国入哥廷根(Goettingen)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Waldschmidt)教授、西克(Sieg)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

  1937年,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1年,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以后几年,继续用德文撰写数篇论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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