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诗歌的精神与艺术追求

2020-11-04 徐志摩

　　徐志摩诗歌的精神和艺术追求

　　中国是诗的国度，从古至今诗人名家辈出，灿若群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诗人徐志摩那闪电般短促的一生，那充满浪漫激情的新体诗，是那么的引人注目!

　　列宁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其著名的论文《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中说：“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会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由此观之，徐志摩的诗必然反映出他所处时代的特点而且会比普遍的实际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要领悟徐志摩诗歌的精神，了解他的生平及所处年代的特点是很有必要的。

　　徐志摩(1897—1931)，现代著名诗人。原名徐章垿。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出身于封建富商之家。他的父亲徐申如在镇上开着酱园、布厂、丝厂和发电厂，在上海、南通还办有钱庄、纱厂;又担任硖石镇商会会长，在当地是个有钱有事的人物。

　　徐志摩是长孙独子，从小受到家里宠爱，过着优裕舒适的生活。他天资聪慧，清秀俊美。在杭州一中读高中时与达夫同班，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优异，对文学有感兴趣。1915年考入上海浸信会学院(即沪江大学)，并由家庭包办，与宝山县巨门望族的女儿张幼仪结为夫妻。那时徐志摩19岁，张幼仪16岁。张家财大气粗，幼仪的大哥君励，是政坛的风云人物，政学系的头目，还担任过民社党的党魁，二哥嘉璈是中国金融界的巨擘，还充任过国民党的交通部长。徐家高攀这门亲事无非是想借张家的势力让儿子顺利地进人中国金融界。但事与愿违，徐志摩对这位大家闺秀并不来电，夫妻感情异常的平淡。婚后不久徐志摩就乘着列车北上，到北京大学攻读法学。在这里他遇到了对他影响巨大的梁启超先生，并拜这个大学者为师。1918年，他怀着“善用其所学，以利导我国家”的爱国壮志，赴美留学。他在克拉大学历史系获得了学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

　　有点类似于鲁迅的“弃医从文”，徐志摩放弃了令人垂涎的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1920年离开美国到英国学习。他进入了世界著名的剑桥皇家学院，在康桥充满诗意的校园里，受着英国资产阶级贵族教育。这时他的文学天赋得到极大的发展，他广泛的接触世界各国著名的文学著作，特别的喜欢拜伦、雪莱、济慈以及英国浪漫诗人的诗。这些都为他此时开始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诗人在《猛虎集》说的：“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

　　在英伦徐志摩不仅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还认识了“人艳如花”的林徽因，并和她相爱甚深，以至于有婚嫁之意。1922年3月，徐志摩与这在柏林留学的妻子张幼仪离婚。可惜的是与此同时，他正热恋的的林徽因不辞而别，离开英国回到了祖国。心痛如割的徐志摩也匆匆结束剑桥的学业回国。此年十月回到了北京，也就开始了他的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

　　最开始他在松坡图书馆工作，后在北京大学执教。1923年9月新月社成立，他是主要发起人之一。此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他负责接待并陪同访日。对林徽因他还是穷追不舍，但此时林徽因已经成为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的未婚妻。直到1924年夏，梁林双双去美国留学，徐志摩才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这场爱情的角逐中是个完完全全的`失败者。他深深地陷入了失恋的痛苦之中。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失恋不久徐志摩又结识了京城名媛陆小曼。她是军人王庚的妻子，天生丽质，又富才华。这对才子佳人一见倾情，深陷爱河无法自拔。先前因追求林徽因而遗弃发妻张幼仪已遭非议;现在又和有妇之夫相爱，破坏别人的家庭，更招致社会的反对与攻击。在舆论的压力下两人的爱情举步维艰。

　　为了暂避风头，1925年徐志摩去欧洲旅行。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足迹遍及前苏联、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并写下了《翡冷翠的一页》等大量诗文作品。回国后,主编《晨报副刊》，与闻一多、余上沅等编辑其副刊《诗镌》、《剧刊》两个专栏。事业上如鱼得水的同时，和陆小曼的感情也达到了白炽化的程度，并写下了自己与陆小曼的爱情日记—《爱眉小札》，《爱情小札》中既有情与爱的倾诉，也有苦闷消沉的独白，还有爱情受阻时的激愤与抗争。它栩栩如生地表现了诗人热恋时期的心态。1926年10月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情苦尽甘来：陆小曼与王庚离婚后，两人终成眷属，缔结良缘。婚后两人南下，移居上海。1927年，与胡适等创办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并在上海光华大学等学校任教。

　　由于陆小曼生性奢靡浮华，肆意挥霍，又染上了吸毒恶癖，致使家庭负担陡增，负债累累，两人的感情渐渐出现裂纹。徐志摩极度苦恼，创作锐减，一些作品表达出了极度的伤感、颓丧的情绪。

　　由于经济的不堪重负以及与陆小曼矛盾激化，1931年被迫独身离家北上，应胡适之约任北大教授。期间生活穷困潦倒，全部收入悉数寄往上海供陆小曼花销。他不断往返京沪之间，为节省来往车费，经常利用好友相送的“免费飞车劵”，乘坐免费的邮机。1931年11月，在飞返北京途中，所乘机触山机毁，遇难身亡，年仅35岁。诗人去了，但他那低回、婉转、飘逸的诗歌却永远回响在我们的耳际。

　　徐志摩的创作虽然短暂得如同那绽放的烟花，但成绩不凡，尤以诗歌创作成就最为突出。

　　徐志摩是一个热情奔放、灵感涌动、充满浪漫和幻想的中国现代诗人。他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熏陶，一生都在追求英国式的“自由、平等、博爱”。他的挚友胡适把他的人生理想，归纳为“爱、美和自由”：

　　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有单纯的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理想的实现的历史。

　　徐志摩的诗就是他的追求“爱、美与自由”人生理想的写照。《志摩的诗》开宗明义第一首《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就明确地提出，要和爱人逃出这个容不得爱情的懦怯世界的牢笼，“恢复我们的自由”：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容不得恋爱，容不得恋爱!/披散你的满头发，/赤露你的双脚;/跟着我来，我的恋爱，/抛弃这个世界/训我们的恋爱!//我拉着你的手，/爱，你跟着我走;/听凭荆棘把我们的脚心刺透，/听凭冰雹把我们的头，/你跟着我走，/我拉着你的手,/逃出了牢笼，恢复我们的自由!//跟着我来，我的恋爱!/人间已经掉落我们的后背，——/看呀，这不是白茫茫的大海?/白茫茫的大海，/白茫茫的大海，/无边的自由，我与你与恋爱!//顺着我的指头看，/那天边一小星的蓝——/那是一座岛，岛上有青草，/鲜花，美丽的走兽与飞鸟;/快上这轻快的小艇，/去那理想的天庭——/恋爱，欢欣，自由——辞别了人间，永远!

　　诗里流露出不怕荆棘刺脚，不怕冰雹披头的勇猛搏斗精神，正是为了爱，为了美，为了自由!

　　1925年期间他的诗大多充满乐观、自信和积极向上的情调。无论是政治上还是艺术上他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狂烈地追求“爱”、“自由”、“美”。譬如，在《雪花的快乐》中诗人以雪花自喻，反映出诗人欢乐向上而真挚的心情;它既体现了诗人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又可以说是诗人政治情绪和理想的真实写照。诗人以雪花的轻盈和洁白比喻洁白的爱情，用欢愉的笔调抒发主人公所追求的即纯洁又专一的爱情。那款款飞舞的雪花，认定自己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诗句飘逸灵动，给读者无限的想象和玩味的天地。

　　钱杏邨曾评论徐志摩说：“我们的徐志摩是中国资产阶级(外国的资产阶级代言者的思想没有这样的贫弱可怜)的进步分子的代言者，他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进步的资产阶级作家。”但徐志摩还有着爱国主义和反封建精神，所以他也曾向往过十月革命，他认为俄国革命“却为人类立下一个勇敢伟大的尝试的榜样。”正如《落叶》中写到：“为要达到那理想的境界，他们就不顾怎样剧烈的险与难，拉到已经建设踏平现有的基础，抛却生活的习惯，尝试最不可测试的路子。”

　　茅盾曾说：“一旦人生的转变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而且超过他所期待的耐心，于是他的曾经有过的单纯的信仰发生动摇，于是他流入于怀疑的颓废了!他并不像Brand那样至死不怀疑于自己的理想。”徐志摩就是如此!他经常动摇，比如他在1925年的访苏途中，便对“十月革命”产生了怀疑，正像他在《列宁忌日——谈革命》中写到：“俄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一件事实”他在日记中也有写过：“大前年从欧洲回来时侯曾十分‘忧愁’过。”这一时期诗人的理想开始走向破没，充满了悲伤忧郁的情调。然而“济南惨案”发生后，他感到“这几天我生平第一次为了国事难受。”并认为这些都是因为中央政府昏晕老朽所致。他在给陆小曼的信中说到：“回想我辈穿棉食肉，居处奢华，尚嫌不足，这是何处说起。”“我每当感情冲动时，每每自觉惭愧，总有一天，我也到苦难的人生中间去尝一份甘苦。”

　　在《猛虎集》序中说：“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跳动。嫩芽的青紫，劳苦社会的光与影，悲欢的图案。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重复在我的眼前展开，有声色与有感情的世界重复为我存在;仿佛是为了要挽救一个曾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那在帷幕中隐藏着的神通又在那里栩栩的生动，显示它的博大与精微，要他认清方向，再别走错了路。”

　　在徐志摩的诗歌中，最被人称道的是一些抒情诗。他有三首诗关于雷峰塔的。《月下雷峰塔影》重于写景，描绘月光下雷峰塔之美：塔影、月彩、波鳞。而《雷峰塔》则是写景抒情，通过对“一座残败的古塔”的咏叹，道出了对“为了多情，反而受苦”的白娘子的同情，对许仙“一时糊涂”的惋惜，对镇压白娘子的法海的憎恨。写于1925年秋天，雷峰塔已经倒塌的《再不见雷锋》，诗人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愤慨，借塔泄忿，书写起心头的怨恨。当时与陆小曼的爱情遭到极大的阻力，濒于失败。把自己爱情的遭遇，与白娘子的被镇压，被掩埋联系起来，对摧残、扼杀纯真爱情的封建势力，表示强烈的诅咒与控诉。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徐志摩这首《再别康桥》是其抒情诗的代表作，他在1928年重访康桥之作，使用了严谨的格律和凝练的语言，一唱三叹，抒发了一种凄美委婉的离恨别绪，带着淡淡的哀愁，透着丝丝的惆怅。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沙扬娜拉!”

　　这首《沙扬娜拉十八首》寥寥四句，运用比喻写尽了日本少女柔美的娇羞的韵态。同样短短的小诗还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用一串舒缓低徊的调子，反复吹凑一种如幻如梦、如痴如醉的悲哀、感伤，是他绝望生活的一曲挽歌。徐志摩这些短小的诗总是用寥寥几句精确地捕捉瞬间的意象，创作出鲜明的形象。

　　徐志摩生性浪漫，爱情历程曲折而又多变。尤其是与张幼仪、林微因、陆小曼是三位女性的婚恋更是引起轩然大波。他的爱情观的核心是爱情至上;在他的“爱、美与自由”的人生理想中，爱情是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在他的情诗中，有不少的“情死”诗。所谓“情死”(lovedeath)，即以生命为代价，换取爱情的自由。徐志摩对于爱情是严肃的、认真的;也是健康的、积极的;诗中体现出来的叛逆性格和反抗精神，在他所处的时代，有着反封建的精神。比如《苏苏》、《问谁》、《海边的梦》等。

　　总的来说，徐志摩的一生是复杂的一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整个系统中，徐志摩是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他让我们看到中国现代文学的不同侧面，他和新文学有对立的一面又有锲合的一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这在那个复杂多变的时代里是很平常的，新文学也正是在这种矛盾运动中发展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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