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桥，是锻造徐志摩西洋梦最终的熔炉。是徐志摩毕生的精神故乡。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徐志摩心中的“梦”，欢迎大家分享。
徐志摩心中的“梦”
诗即意象，诗即隐喻，诗即符号。在《再别康桥》这首诗中，有“河畔的金柳”“夕阳中的新娘”“软泥上的青荇”“水草”“清泉”“天上虹”“梦”等众多意象，这一系列极富诗情画意的意象，将其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与多彩的意蕴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动人心弦，感人肺腑。当我们仔细阅读、反复品味该诗之后，又会发现，这些意象中的一个特殊意象与诗内最深层的意蕴、最难以言说的深情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众多意象中的核心意象，是该诗的“诗眼”，那就是“梦”。
诗人为什么到康桥 (今日之剑桥)来“寻梦”?他要寻的是个什么样的“梦”?为什么说那“梦”是被“揉碎”的“彩虹似的梦”?为什么又“不能放歌”，而只能“沉默”?
康桥，对于徐志摩的生命具有特殊的意义，康桥是令其终生魂牵梦萦的地方，它孕育了诗人的理想，慰藉诗人寂寞而悲苦的心灵，这就难怪诗人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寻梦”了。
诗人的“梦”首先是指对政治理想、社会理想的追求。1918年，徐志摩出国赴美留学，他后来言道：“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想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猛虎集》序)徐志摩梦想做中国的汉密尔顿，梦想成为一个政治家。为了这一夙愿，他忘却了父亲的叮嘱，醉心于研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为此，他于1920年又转到英国康桥学习，并在此确立了他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要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归国后，他办杂志、教书，发表文章，努力传播自由主义思想。但当时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外国列强蚕食鲸吞，国内封建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几年的国内生活，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打击了诗人那颗高傲的心，使他渐渐地失望，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愿望最终化为泡影。这对于信仰坚定并拥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一心想成为一代政治家的徐志摩来说，无疑是极其痛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故地重游，重温旧梦，聊以抚慰心灵和精神的伤痛，实出自然。
“诗言志”，又“诗缘情”。对个人生活理想尤其是情感理想的追求和渴慕，是《再别康桥》中所寻之“梦”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康桥，对徐志摩来说，正是他爱的圣地。他对林徽因的爱，与康桥是密切相关的。康桥成了徐志摩对林徽因爱的一个象征，一个载体。这也构成了他所寻之“梦”的内核和真正的秘密。
在具有浓烈的浪漫情怀的徐志摩看来，爱情与“上帝之爱”拥有相提并论的地位。徐志摩为这次真正的爱情，进行了他生命历程中的一次“冒险”，一次人生抉择。他承受了来自家人、朋友和社会的各方面的压力，义无反顾、毅然决然地结束了令人痛苦无奈的无爱婚姻。但他与林徽因的爱情却无果而终。尽管如此，这次爱情经历始终让徐志摩魂牵梦绕，难以忘怀。始于康桥的无果的爱之“梦”，就这样被“揉碎”了，但她也变成了徐志摩情感生活的内在动力。每当他失意、遇到挫折、陷入困境时，到康桥“寻梦”，便成了抚慰其精神和心灵创伤的良方和妙药。在追求林徽因失败，一度变得极度痛苦消沉的情景下，徐志摩结识了“忠厚柔艳的小曼”，两个人久已压抑的情感掀起了滔天巨澜。但对陆小曼倾情相爱的徐志摩再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接连不断的家庭纠纷，人们的非议与幸灾乐祸，社会的批评，使徐志摩感到“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在这种情形下，一向颇具西方绅士风度的徐志摩内心是何等痛苦。当他重登英伦，除了故地重游，重温旧梦，聊以抚慰内心的伤痛，他还能怎样呢!
徐志摩简介
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男，汉族，浙江海宁市硖石镇人。现代诗人、散文家。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美国时改名志摩。曾经用过的笔名：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
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
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
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他在康桥接受资产阶级的贵族教育量，开始翻译文学著作，他翻译了英国作家曼殊斐儿的几个短篇，德国福沟的小说《涡堤孩》，法国中古时的一篇故事《吴嘉让与倪阿兰》，意大利作家丹农雪乌的《死城》和伏尔泰的作品《赣第德》。
徐志摩一生追求“爱”、“自由”与“美”(胡适语)，虽然为他带来了不少创作灵感，但亦断送了他的一生。徐志摩倡导新诗格律，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生平简介
徐志摩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富裕家庭，父亲徐申如拥有一座发电厂、一个梅酱厂、一间丝绸庄，在上海还有一家小钱庄，又是硖石商会会长，人称“硖石巨子”。
徐志摩18岁时由父母安排，与15岁的张幼仪结婚，随后远赴西方求学。对徐志摩来说，这段婚姻并不美满。张幼仪远渡重洋到了英国后，才发现徐志摩在旅英期间邂逅了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后来张幼仪与徐志摩离婚。最后，林徽音却选择了梁启超之子梁思成。
徐志摩留学后回到北京，常与朋友王赓相聚。王赓的妻子陆小曼，对徐志摩影响甚大。小曼聪慧活泼，是独生女，父亲陆宝曾是日本名相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回国后任赋税司。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京交际场相识相爱，并谈及婚嫁。徐父执意请梁启超证婚，志摩求助于胡适，胡适果然把梁任公请了出来，梁任公在大庭广众之下骂徐志摩：“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作新人。”盛典举罢，徐志摩与陆小曼南下定居上海。
由于徐志摩离婚再娶，触怒了父亲，中断了经济上的援助，而陆小曼生活挥霍无度，住的是3层楼的豪华住所，每月100银洋的租金，家里佣人众多，有司机、厨师、男仆，还有贴身丫鬟，这些巨额花费使志摩入不敷支。应胡适的邀请，徐志摩兼教于北大，为了贴补家用，常在上海、南京、北京间往返，同时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大夏大学三所大学讲课，课余还得赶写诗文，以赚取稿费。一月所获，至少也有1000多元(当时一个图书馆管理员的月薪约5元)，但仍不敷陆小曼的挥霍。沉溺于跳舞、打牌、票戏等夜生活的小曼每天天亮才上床，睡到下午两点才起床。
文学历程
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
1923年春，徐志摩在北京办起了俱乐部，编戏演戏，逢年过节举行年会、灯会，也有吟诗作画，徐志摩出于对印度诗人泰戈尔一本诗集《新月》的兴趣，提名借用“新月”二字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而得名。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诗评》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
1925 年以前，徐志摩自己除了作诗以外，还联络新月社成员从事戏剧活动。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同年任北京大学教授，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
1926年4月1日，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这时，闻一多已由美国回国并参加了《诗镌》的编撰工作。除第三、四两期由闻一多和第五期由饶孟侃负责编辑外，其全各期均由徐志摩主编。发表的《诗刊弁言》和《诗刊放假》也是徐志摩执笔。《诗镌》的撰稿人努力于中国新格律诗的创作和关于诗艺的探讨，所以《晨报诗刊》的创办，标志着诗歌流派——新月诗派的形成。同年与陆小曼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7] 教授。创办《新月》杂志。
1927年春，新月社一些成员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其它种种原因，纷纷聚集到上海。此时，徐志摩也与陆小曼结婚并移居上海。徐志摩四处访友，奔走联络，与闻一多、胡适、邵洵美、梁实秋、余上沆、张禹九等在上海环龙路环龙别墅办了新月书店，由胡适任董事长，余上沆任经理，后由张禹九接任。同年，徐志摩也出国游历英、美、日、印等国。
1928年3月，徐志摩一边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等校担任教授工作，一边又创办了《新月》月刊。同年11月6日，作《再别康桥》，初载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号，署名徐志摩。《新月》一共出刊四卷四十三期。
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
1931年1月20日，徐志摩与陈梦家、邵询美、方玮德等又办了一个《诗刊》季刊，徐志摩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出了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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