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关于王安石对韩愈诗歌艺术的继承与创新是怎样的呢?下面一起来看看!
一、欧、王之异同及二人对韩诗的接受
钱仲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 “韩退之之在宋代，可谓千秋万代，名不寂寞矣。”此言虽稍嫌笼统，却揭示了韩愈对宋代思想、文化、文学等多方面的深刻影响。新儒学的出现是宋代思想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时的必然，而其肇始则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是与韩愈密切相关的。作为北宋前期的一代文宗，欧阳修对北宋的思想文化建设贡献巨大，其建树是以其对韩愈思想文化资源的吸收、批判为基础的。而他的后辈如王安石、苏轼等，对韩愈思想文化的评论中分析批判的成分进一步增加，王安石尤其如此。但如果探讨韩愈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文学方面的影响，情形则稍显复杂。宋代以欧阳修和其门生故旧为代表的古文直接上承了唐代韩柳的古文写作传统，而且欧阳修、苏轼一派作家的诗作也与韩愈诗歌有着同样明显的继承关系，近代学者梁崑就曾将欧阳修的诗歌列为“昌黎派”。而王安石与欧、苏相比，无论其学术与文学，取向都有显著的不同。欧阳修曾以“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期许王安石，希望他的诗文能够达到李白、韩愈那样的高境; 王安石却以“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婉言相谢，表明自己志不在此。在《韩子》一诗中，王安石对韩愈的批评更加直接: “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把力去陈言的古文看成为毫无意义的徒劳，王氏显然是以经世有为的大儒自期，而不以文人自限的。但考察王安石本人的创作实际，他的上述宣言则只能解读为新儒学创建时期对思想文化方面建设的强调。正如他在编选《唐百家诗选》时一面感叹“废日力于此，良可悔也”，一面又自负“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一样，体现出他在学术与文学之间的纠结心态。这种心态在北宋中期其实相当普遍，连欧阳修也曾反复地强调道与德的突出地位: “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而文章言语之工则“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文艺的由衷兴趣和取得的巨大成就，王安石也是一样。
王安石的诗歌卓然自立于一代，被人称为“荆公体”，自宋代以来很多人予以高度评价。但他早期的诗歌却是和欧阳修等人一样，深受韩愈诗歌影响的。由于王安石对韩愈整体的思想学术持较严格的批判态度，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实际上古今论者已多所揭示，宋代的邵博就曾指出: “王荆公以‘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薄韩退之矣，然‘喜深将策试，惊密仰檐窥’，又‘气严当酒暖，洒急听窗知’，皆退之《雪诗》也。荆公咏雪则云: ‘借问火城将策试，何如云屋听窗知’。全用退之句也。”他举出的仅是个案，清代的方东树则就其诗歌的整体而论，认为: “荆公健拔奇气胜六一，而深韵不及，两人分得韩一体也。”近现代学者梁启超、梁崑、钱钟书等于此也有相似的看法，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述志、议论与宋代的新士风
从《古诗十九首》开始，中国的文人抒情诗都长于对个人命运的感慨和情怀的抒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特殊的社会政治、学术文化背景，这种趋势有所强化。直至唐代，这种趋势始逐渐变化。而将个人命运与时代、社会、政治更密切地关联起来，则是杜甫、韩愈之后的新取向。学界对韩愈一派的“不平之鸣”颇多关注，其实韩愈之诗一如其人，在贞元、元和时期的一些诗却有着强烈的时代和政治关怀，如其《汴州乱》《归彭城》《元和盛德诗》这种取向在宋代特定的制度架构与文化氛围中得到了强化。由于对“文治”的强调和文官制度的构建，宋代成为士气最高昂的一个时代。与此相关，从早期的王禹偁，到后来的欧阳修、苏舜钦，再到王安石和苏轼，诗作中都有着强烈的时代和社会关怀，这成为宋诗的重要特色。这方面王安石是一个很恰切的代表，他入仕前期和执政时期的不少作品都可以视为对杜、韩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王安石自入仕以后，对政治和时事的关注更逾前人。他的不少诗作直面社会现实，如其《收盐》《兼并》《省兵》《感事》等诗作，都直接地对现实的政治和制度予以评论，提出见解。这些诗歌可能在艺术上的锤炼不够，因而常给人以诗歌形式的政论或谏书之感，但在这些朴素的语言、朴拙的表达中却常常包含诗人对现实制度和政治的强烈不平之感，这种政治情感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其中也常常交织着对民众生活现实的真诚忧虑: “朅来佐荒郡，懔懔常惭疚。昔之心所哀，今也执其咎。乘田圣所勉，况乃余之陋。内讼敢不勤，同忧在僚友。”
当然，正如韩愈所说，善鸣者如生逢其时，也自然可以“鸣国家之盛”。熙宁变法取得一些成果后，王安石的作品中也常有欣喜之感。如“熙河之役”胜利后，他接连写了《和蔡枢密孟夏旦日西府书事》《和蔡枢副平戎庆捷》《次韵元厚之平戎庆捷》《次韵王禹玉平戎庆捷》等作品庆祝胜利。这些诗因其中歌颂性的内容而显得有些“台阁体”的“廊庙气”，其气象与情感与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韩愈《晋公破贼回重拜台司，以诗示幕中宾客，愈奉和》等诗约略相似。就读者而言，这种歌颂体的诗其感染力往往大打折扣，正如韩愈所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 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 《荆潭唱和诗序》) 。但从作者的角度看，这些亲历了战争和叛乱，以不同方式参与了艰难战争过程的诗人们，其表达的欣喜之情我们相信也完全是真诚的。
三、“笔补造化”与“意新语工”
韩愈诗歌创作的另一重要主张就是“笔补造化”，它的思想实质是充分利用想象对物像进行主观裁夺。韩愈在诗中明确表示了自己对这一点的自觉，例如“研文较幽玄，呼博骋雄快”，“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网恢”等。“笔补造化”一方面使韩愈的诗歌立意迥出流俗，出人意表，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雄大、险怪的意象，这两个方面是韩愈诗歌的突出特征。韩愈诗歌的立意的新奇前人已多所指出，最著名的例子是其《郑羣赠簟》。据说韩愈为人“曼肤多汗”，夏天怕热，同年好友郑群送了他一个竹簟，韩愈大喜过望，写作了此诗。诗中对簟席的神奇极尽形容: “谁谓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风漪。呼奴扫地铺未了，光彩照耀惊童儿。青蝇侧翅蚤虱避，肃肃疑有清飙吹。倒身甘寝百疾愈，却愿天日恒炎曦。明珠靑玉不足报，赠子相好无时衰。”本来是“自从五月困暑湿，如坐深甑遭蒸炊”，因为暑热而痛苦不堪，由于有了这个竹簟而希望夏天常留不去，这种表达颇为奇特而深刻。清代的沈德潜就曾评论说:“‘却愿天日恒炎曦’与‘携来当昼不得卧’，俱透过一层法。”清代的赵翼更对韩愈诗歌立意与表达的奇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他认为韩愈的诗歌中字句的新奇只是一个较为外在的形式，其立意造语的奇特更值得关注:
盘空硬语须有精思结撰，若徒挦摭奇字，诘曲其词，务为不可读，以骇人耳目，此非真警策也。昌黎诗如《题炭谷湫》云“巨灵高其捧，保此一掬悭”，谓湫不在平地而在山上也; “吁无吹毛刃，血此牛蹄殷”，谓时俗祭赛此湫龙神，而己未具牲牢也。《送无本师》云“鲲鹏相摩窣，两举快一噉”，形容其诗力之豪健也。《月蚀诗》“帝箸下腹尝其皤”，谓烹此食月之虾蟇以享天帝也。思语俱奇，真未经人道。至如
《苦寒行》云“啾啾窗间雀，所愿晷刻淹。不如弹射死，却得亲炰燖”，谓雀受冻难堪，翻愿就炰炙之热也。《竹簟》云“倒身甘寝百疾愈，却愿天日恒炎曦”，谓因竹簟可爱，转愿天不退暑而长卧此也，此已不免过火。然思力所至，宁过毋不及，所谓矢在弦上，不得不发也。…又如《喜雪献裴尚书》、《咏月和崔舍人》以及《叉鱼》、《咏雪》等诗，更复措思极细，遣词极工，虽工于试帖者亦逊其稳丽。此则大才无所不办，并以见诗之工固在此不在彼也。
赵翼是深于韩愈研究的学者，他的这段评论在历代的评论者中别具只眼，指出了韩诗之奇不仅在于字句，甚至不主要在于字句，而在其立意与表达的新奇。这实际上是揭示出了韩愈与宋诗之间的深刻联系，因为宋诗在表达上正是以立意的新奇取胜的。关于此点，宋人自己多加强调，近代学者也多所指出。宋人的说法，以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的表述最为著名: “圣俞尝语余曰: ‘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意新语工，正是宋诗相对于唐诗的特色所在。近代的评论者中则以缪钺先生所论颇为深切著明: “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 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宋诗在表达和立意上的新奇，在欧阳修等人的诗作中已现端倪，在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的诗歌中更为突出。
四、笔法、语言的继承创变与对江西诗派的启发
韩愈诗歌形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文为诗”。其主要特点是: 诗句单行相接，忽视对仗与格律; 诗篇呈现出时间与逻辑的先后性，有时会发议论; 采用文赋式的铺排描写; 采用语助词入诗，通过语助词分割句子结构来创造新句式。这些特点的形成可以从外因与内因两方面来理解: 外部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唐的政治社会变革引起了诗人心理的变化，盛唐诗歌中注重玲珑兴象、浑然一体的诗风在中唐时已经不再盛行。内部原因则是韩愈自己对诗歌艺术的独特审美追求。韩愈早年经历坎坷、生活困顿，再加上他“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因此他的诗歌呈现出强烈的反对传统审美的特点。就其实质而言，“以文为诗”就是将古文的创作手法移植到诗歌创作上，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韩愈的‘以文为诗’，就是以先秦两汉古文的笔法和形式进行诗歌创作，也就是以古文入诗。”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韩愈对杜甫诗歌艺术手法的自觉学习与发展。杜甫在诗歌写作手法上有很多重要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叙事性的明显加强，夹叙夹议的写作技巧极为纯熟，文赋式铺排的采用，语助词的使用以及句式的创新。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上评价杜甫诗歌“融抒情、叙事、议论于一体……有赋的铺排、散文的句法”瑐瑤。韩愈对杜甫的这些写作方法进行了进一步发挥，“杜以文为诗即不免正统诗人之诟病，而韩乃变本加厉”。王安石早年有过学习杜甫和韩愈诗歌的经历，因此“以文为诗”的手法在其诗中常有体现。
王安石的很多诗歌中都可以看出“以文为诗”的特点。如他的《桃源行》一诗先交代历史典故，再描写想象中桃源人的生活情况，最后感慨世事凄惨，整首诗很明显地体现了散文化的逻辑与布局谋篇。写景抒情的《山石》，感事伤时的《叹息行》等也是如此。《叹息行》先写囚犯被押解过来，再写妻儿悲痛欲绝，接下来写围观者对囚犯议论纷纷，最后写路旁的少年看着人群若有所思，整首诗体现了十分明显的记叙文的特点。王安石不少诗歌的诗句也呈现出单行相接的特点，如《叹息行》中“官驱群囚入市门，妻子恸哭白日昏。市人相与说囚事，破家劫钱何处村”，这些诗句就是单行直下的。铺排描写也是王安石一些古诗的重要手法，这在其叙写景物或游踪的诗作中尤其突出，如《和吴冲卿雪》《和冲卿雪诗并示持国》铺排描写雪景，《和平甫舟中望九华山四十韵》《重和平甫望九华山》等诗作铺写九华山的山中景象和自己的游历等，都体现了这些写法。王安石的不少诗句还带有赋式句法的铺排特点，例如《游土山示蔡天启》和《用前韻戏赠叶致远直讲》中都有韩愈《南山》诗中那样一大段用“或”字起头的__铺排描写。
韩愈在“以文为诗”上一大突出特点是大量使用语助词并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钱钟书《谈艺录》中评价道: “昌黎荟萃诸家句法之长，元白五古亦能用虚字，而无昌黎之神通大力，充类至尽，穷态极妍。”瑐瑦在这个方面，王安石对韩愈技巧的学习就更是数不胜数: 《同王浚贤良赋龟得升字》中“疾呼吁且设网取”中，一个“且”字使诗句节奏大变成三一三的结构; 《白鹤吟示觉海元公》中，“吾何为而怒”一句也把五言句用“而”字切分为前三后一; “自从九江罢纳锡”中把虚词“自从”放在句首; 《即事六首( 其二) 》中“徒能感我耳”一句则是用语助词结尾; 《张明甫至宿明日遂行》中“岂惟貌如之”一句则是体现了顿折逆转; 《游土山示蔡天启秘校》中“且饮且田猎”则是使用了语助词衔接照应; 《哀哉亭》中“物皆得所托，而我无安栖”用了钱钟书在《谈艺录》指出的韩愈常用的“而我”起句。事实上，韩愈诗句中语助词的大多数用法都可以在王安石的诗句中找到相应的例证。
综上所述，王安石对韩愈诗歌有着全方位的学习与继承。他的诗锤幽凿险，戛戛独造，其瘦劲刚健的诗歌风格渊源于韩愈，其散文化、议论化诗风也是继承了韩诗的传统。他对韩愈诗歌的学习上承王禹偁、欧阳修等诗人，下启江西诗派，并使得宋代诗风最终得以奠定。因此，“探究其诗之学韩，不仅对研究王本人的诗歌艺术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梳理赵宋一代之诗学也有不可忽视的诗学意义与价值。”瑑瑢宋诗是在唐诗的巨大影响下发展的，唐诗的灿烂辉煌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宋人的创新意识。宋诗的发展历程，从跟本上说就是对唐诗不断突破和超越，逐渐形成自己独特面目，创造出足以与唐音相抗衡的宋调。在经历了宋初宗唐的“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之后，宋诗开始转向学习杜甫和韩愈: 学习杜甫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对字词与诗句精工的追求，叙事化与议论化的方法; 学习韩愈“以文为诗”的创作手法，雄奇险怪的意象和拗字险韵。在这种带有时代特色的学习中，宋诗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评价宋诗“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准确概括了宋诗的风貌，其实也揭示了宋诗与杜、韩诗的关系。钱钟书评论道: “非曰唐诗必出于唐人，宋诗必出于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瑑瑣钱先生此语正是追本溯源的根本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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