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诗歌“王荆公体”的特点是重炼意，又重修辞，在用事、造语、炼字等方面煞费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主要载体是其晚期雅丽精深的绝句。
一、王安石其人—一代名相坎坷的人生经历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世称荆公。出身官宦世家，自幼读书，从小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北宋庆历二年(1042)考中进士，之后历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事、舒州通判等职务，长期的基层任职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政务经验，同时也使他了解到了北宋王朝政治积弊、人民困苦的现状，树立了投身改革为国兴利除弊的理想。宋神宗即位后深受赏识，在熙宁二年(1069)，被任命为副宰相(参知政事)，主政期间王安石颁布施行了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养马法、方田均税法、将兵法并改革科举考试 ，对北宋王朝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王安石改革的初衷是为了富国强兵，在改革的初期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性格偏执、用人失察、手段不当，造成在改革中违背民意、虚报成绩、腐化和争权夺利的现象不断发生，加之宋神宗的摇摆不定和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改革最终失败。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但其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王安石也因此成为当之无愧的一代名相。
王安石不仅仅是一位政治家，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散文、诗歌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王安石的诗歌，继承了杜甫的“咏今怀古”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融入了宋诗特有的“论事辩理”的特色，同时将自身在政坛荣辱浮沉的人生经历熔铸其中，开创了凄恻中寓悲壮、整饬中显慷慨、婉转中展雄浑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虽兼有悲情与乐观精神，杂糅感性理性成分，出入儒家佛老之间，但为其核心仍是儒家思想的、积极用世的、乐观感性的，这种风格也为其后宋诗的发展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王安石其诗—三重风格熔铸的艺术创造
(1)婉转中展雄浑—咏今怀古的现实主义风貌
如果把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分为早中晚三期的话，早期的王诗有着比较鲜明的模仿杜甫诗歌的痕迹。和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一样，王安石的诗歌创作观也是追求文以致用、诗以载道的，他曾经在文章《上人书》中详细的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
他对于当时追求辞藻华丽而内容空洞的诗歌流派“西昆派”是持批判态度的，他在文章《张刑部诗序》曾写道：
“杨(亿)、刘(筠)、以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黼黻之序，其属情藉事，不可考据也”
通过这两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王安石的诗歌创作观是主张诗歌反映现实、服务现实的，这和曾写出反映现实生活中百姓疾苦的“三吏”“三别”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兵车行》的杜甫是一脉相承的。王安石早期的作品《河北民》就是这类典型的关心民瘼、针砭时弊的现实主义作品。
河北民，生近二边 长苦辛。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
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
悲愁天地白日昏，路旁过者无颜色。
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这篇诗歌中通过对政府横征暴敛、百姓生活贫困的直接描写，表达了作者对弊政的抨击，但这类作品白描式的描写过于直接，在思想上比较深刻，但艺术性不强，就像“三吏三别”，不算杜诗中最优秀的作品一样，这类作品在王安石的诗作中不算上乘之作。除了这类直接反映现实的报告文学式的作品，王安石也创作了数量更多的咏史诗，这些作品继承了杜甫《秋兴》组诗、《咏怀古迹》为代表的唐代咏史诗的风格—情景交融、借古喻今，对自然风景的描写实际上是对当今社会环境下作者心情的抒发，对古人往事的咏怀嗟叹实际上是对今人时世的讽喻和劝谏。《金陵怀古》组诗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金陵怀古四首其一》
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
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
东府旧基留佛刹，后庭余唱落船窗。
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
这首诗不再像《河北民》那样直接描写，而是借古喻今，用宋太祖赵匡胤一统天下的进取精神和南陈后主陈叔宝因为骄奢淫逸而亡国的往事，委婉的表达对北宋王朝弊政丛生却朝野一派歌舞升平的深深忧虑和对开国君主那样锐意进取精神的呼唤。这与《秋兴》中“昆明池水汉时功”一诗中，杜甫借汉武帝之故事来讽喻唐玄宗征南诏穷兵黩武的时事有异曲同工之处。
同样类型的借古喻今的咏史诗还有一首《孟子》：
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
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这首诗借孟子在争名逐利的年代宣扬“仁政”而无人理解的寂寞来抒发自己主张变法而遭到朝野激烈反对的孤独感，这和杜甫在《咏怀古迹》中“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借咏怀楚国宫殿和古人宋玉，来抒发自己的萧条寂寞之感也是一脉相承的。
通过这些借古喻今的咏史诗，王安石继承了由《诗经》至杜甫一脉的现实主义文风，以借古喻今的婉转，营造出了历史沧桑的雄浑之气，彰显了儒家思想中的入世精神。
(2) 整饬中显慷慨—论事辩理的理性主义追求
宋代是中国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着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和文人官吏化的趋势。宋代的文人有了优越物质条件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大量的学术活动和哲学研究得以开展，宋代理学、心学、新学、永康学派、永嘉学派等哲学流派的产生和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陈亮等大批的哲学家的涌现便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
处于哲学大发展的时代大环境中的宋代诗歌便因此也具有蕴含哲理、议论入诗等理性主义的风格。如果说唐诗长于抒情的话，那么宋诗则更长与论理。身处宋代的王安石，其本身就是一个精于学术研究的学者型文人，他在“字学”“古文经学”“礼乐之学”“易学”等学术领域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像《字说》《三经新义》等一批学术理论著作，开创了“荆公新学”这一新的学术流派，虽然其学术水平褒贬不一、毁誉参半，但其学术研究者的身份却毋庸置疑。长时期的学术理论研究经历和宋代哲学发展的大气候，使王安石的诗歌创作也打上了厚重的理性烙印。使其具有逻辑性、议论性、哲理性的特点
王诗的逻辑性表现在通过条理清晰的论理来阐发自己的政治观点，以条分缕析的整饬之美来抒发胸怀天下、心忧社稷的慷慨咏叹。这种理性主义的追求在王诗中比比皆是，比如下面这三首：
《赐也》
赐也无言未识真，误将心许汉阴人。
桔槔俯仰妨何事?抱瓮区区老此身。
《商鞅》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贾生》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这三首是以论理为手段，分别以庄子清净无为而一事无成的观点来驳斥对积极有为的嘲讽，以商鞅的信守诺言来驳斥对变法图强的非议，以汉文帝对贾谊言听计从来反驳君王不用贤才的论断，有理有据，先提出立论，再摆出论据，最后得出结论，以事实来证明论点，可谓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而这三首诗也都是针对别人观点的驳论，《赐也》是针对晏殊《咏上竿伎》一诗的商榷，《商鞅》是对范纯仁“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攻讦的反驳，而《贾生》是对李商隐诗《贾生》的翻案，每首诗都极有针对性，可谓有的放矢。这严密的逻辑性和极强针对性都体现了王安石诗歌的理性主义追求。而这些理性的议论都是为了抒发其对变法坚定不移的信心、奋发有为的雄心、和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君王矢志不渝的忠心。
王诗的议论性表现为以议论入诗，以大量的议论代替叙事和描写，比如《张良》
《张良》
留侯美好如妇人，五世相韩韩入秦。
倾家为主合壮士，博浪沙中击秦帝。
脱身下邳世不知，举国大索何能为。
素书一卷天与之，谷城黄石非吾师。
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项羽如婴儿。
从来四皓招不得，为我立弃商山芝。
洛阳贾谊才能薄，扰扰空令绛灌疑。
在这首诗里，王安石并没有蹈袭前人，描写张良风采、叙述张良功绩，而是以议论的方法，表达自己对张良故事的不同看法和独到见解。通过发表“素书一卷天与之，谷城黄石非吾师。”和“洛阳贾谊才能薄，扰扰空令绛灌疑。”的议论，反驳张良的才能来自黄石老人传书的传说，提出张良是由于天赋异禀、读书历世，自我磨练修养，而终有所成的独特观点;提出了怀才不遇，招人嫉妒的贾谊不如淡泊名利、功成身退的张良人生境界更高的个人见解。通过这些议论，来表达自己无意功名、不存机心的'心怀。
王诗的哲理性体现在，不仅把诗作为抒发个人感情的载体，而且还把诗作为阐发哲理、启迪人心的重要工具。这种哲理性在王安石的《登飞来峰》等一些诗歌中有所体现：
《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这首诗的后两句以议论入诗，阐释了这样一个哲理：只有立足高远，才能穿越种种表象与外在的迷雾，看到事物的内在本质和本来面目。无论生活或学习，都要有一个较高的立足点和较为长远的目标，才能避开种种假象的迷惑，排除外界的纷扰与迷惑，最终获取真理。通过哲理的阐述，表达了自己坚定变法不为外界非议所动摇的决心。
通过逻辑性、议论性、哲理性的特点我们看到了王诗中的理性主义追求，他的理性主义追求不是单纯的为论理而论理，而是以感情统摄理性，以论理来坚定信心，使理性主义成为其高扬理想信念的有效手段和有力工具。
(3)坎坷中抒情怀— 凄恻悲壮的美学风格
王安石的一生是坎坷的，他在熙宁二年(1069年)到熙宁七年(1074年)间他两次拜相、两次罢相，从位极人臣到毁誉参半，既经历过权倾天下、一呼百应的荣耀，也品味过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凄凉。但是就像古语所说的那样“国家不幸诗家幸，诗到沧桑便句工”，正因为有了如此大起大落的复杂的人生经历，才造就了王安石诗歌那凄恻中寓悲壮的独特风格，在看似凄恻清冷的字句下，掩藏着激烈深沉的情感和崇高壮阔的精神，这种风格在王安石的代表作《葛溪驿》中有鲜明的体现：
《葛溪驿》
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灯明灭照秋床。
病身最觉风露早，归梦不知山水长。
坐感岁时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凉。
鸣蝉更乱行人耳，正抱疏桐叶半黄。
这首诗描写的是王安石从江西前往杭州赴任，因患病滞留馆驿时的情景，作者通过描写缺月、孤灯、鸣蝉、疏桐等景物，抒发羁旅他乡、身染重病时的悲苦、孤寂的心情。但是这种悲不是凄凄惨惨戚戚的悲苦，不是万念俱灰的绝望，而是一种悲中有壮、哀而不伤的情感体验。通过“坐”“起”两个动作，表达面对悲苦命运时的挣扎与拼搏，体现了主观想要有所作为的进取精神。身染重病，背井离乡的心境下，作者并未心灰意冷，而是“坐感岁时歌慷慨”，慨叹光阴易逝、壮志未酬，进而生发出时不我待之感;秋风萧瑟、玉露凋伤的时节里，作者没有怨天尤人，而是“起看天地色凄凉”，忧心国事凋敝、人民困苦进而萌生心忧天下之情。诗虽然写自己患病羁旅的悲苦，但在悲苦之中，诗人没有局限于感伤自己的身世，而是依然心忧苍生天下，将自身的悲苦升华为对人民贫困、国家虚弱、政治积弊的深深忧虑和殷殷关切，理想主义的崇高和儒家的家国情怀就从这忧虑与关切中超拔出来，在这凄恻中增添了一抹壮丽的色彩，将生命悲苦的体验与理想主义的崇高熔铸成一曲壮丽的悲歌。
《葛溪驿》中病痛和羁旅触动了王安石悲壮的忧国之情，而他的经历远远不止这些，在他50多年的人生经历中，他经历了很多不幸。亲人的分别、挚友的离去、政坛的失意，这每一段人生体验，都被他写进诗里。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与妹妹王文分别时所作的《示长安君》和 嘉祐四年(1059年)悼念英年早逝的挚友王令的《思王逢原三首》就是其中的代表。
《思王逢原三首》
蓬蒿今日想纷披，冢上秋风又一吹。
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惟有故人知。
庐山南堕当书案，湓水东来入酒卮。
陈迹可怜随手尽，欲欢无复似当时。
《示长安君》
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
草草杯盘共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
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
欲问后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
在《思王逢原三首》中，凄冷的秋风吹拂着肃杀的墓园，孤独的蓬蒿随风飘摇，触景生情的王安石心中涌起对英年早逝的挚友深深的怀念，在知音已逝，无人理解的的孤独中，陡然升腾起庐山从天而降移作书案的高迈和湓水滚滚东来，流入酒杯的豪情，凄恻中尽显悲壮。在《示长安君》中，王安石送别妹妹，回忆起朝夕相处的点滴温暖，虽然有分别的感伤，但“寄书应见雁南征”一句中那坚定的态度、自信的语气，更表达了作者奉命出使辽国，肩负国家重任，必将凯旋而归的乐观精神，在分别的凄恻中尽显慨然赴任的悲壮。王安石这一首首凝聚着生命凄恻体验的诗都升腾出一种激荡人心的悲壮之气。
(4)闲澹中寄深情—儒释互补的思想内涵
王安石出身于官宦世家，是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的封建士大夫;和中国众多知识分子一样，继承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旷达心境。同时他生活的北宋王朝，是一个佛教兴盛的时代，宋朝对佛教采保护政策，太祖建国后，废除了周世宗的毁佛令。大相国寺、太平兴国寺等寺庙纷纷建立，佛教各个流派的纷纷复兴，特别是禅宗尤其兴盛;《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等大量的禅宗著作纷纷问世。身处于这个时代的王安石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他政治失意之后，从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 1076 年)他第二次罢相一直到他去世,在江宁钟山, 隐居田园，深入研究佛法，试图通过学习佛法，来获得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宁静。正因如此王安石一生的诗歌创作，都因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而表现出一种闲澹之气，但是王安石根本上还是一个积极入世的儒者，佛教思想只是他的补充，主流还是儒家，所以王诗在闲澹之气下掩藏的依然是对生活深情的热爱和对人世深切的关怀，这种旷达乐观积极有为的儒家思想，不同于王维和北宋诗僧等人那种超脱了任何感情的空寂落寞的风格。
在王安石的很多山水诗中都体现了这种闲澹中显旷达的儒释互补的风格，比如《江上》和《书湖阴先生壁二首》
《江上》
江北秋阴一半开，
晚云含雨却低徊。
青山缭绕疑无路，
忽见千帆隐映来。
《书湖阴先生壁二首》
茅檐常扫净无苔，
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
两山排闼送青来
《江上》一诗中描述了秋云、暮雨、云雾缭绕的青山和远处影影绰绰的风帆。青山的连绵起伏，帆影的时隐时现，构成了闲静淡远的画面，但在着闲静之中却蕴含了希望，看似云遮雾罩无路可寻，但是小船却能穿越重重迷雾，向我驶来，散淡中洋溢着在黑暗中对光明的深情向往和执着寻找光明的乐观主义精神。
《书湖阴先生壁二首》一诗写隐居时邻人整洁宁静、草木繁茂、依山傍水的小院，画面宁静而恬淡。但作者没有冷眼旁观的描写景物而是将自己的感情投射其间，“常扫”“手自栽”表达了作者对邻人打扫茅屋、种植花木的辛勤劳动的赞赏，“护田”的护字与“送青来”的送字都是对自然的拟人化，将自然中的山水，比作一位用双手护着小孩的母亲，和远道而来送来礼物的友人，情之深切，溢于言表。
王安石的诗歌具有鲜明的儒家思想的烙印，忠君为国、积极用事、乐观深情等思想是其诗歌的主要艺术风格，而正是儒家思想美学风格中的“哀而不伤”“中正平和”“文以载道”才造就了王安石诗歌现实主义的艺术风貌、悲壮的艺术风格和理性主义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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