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咏荆轲》赏析

2020-09-23 陶渊明

  陶渊明《咏荆轲》赏(一)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①。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②。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③。素鸣广陌,慷慨送我行④。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⑤。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⑥。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⑦。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⑧。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⑨。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⑩。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⑾。凌厉越万里,迤过千城⑿。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⒀。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⒁。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⒂!

  【注释】

  ①燕丹:燕太子名丹。士:指春秋战国那些诸侯的门客。赢:秦王姓氏。强赢:指秦国。这两句是说燕太子丹喜欢供养门客,用意在向秦王报仇。

  ②百夫良:能抵抗百人的良士,另一种说法认为是百人之中最雄俊者。岁暮:晚年,或年深日久。荆卿:即荆轲,卿是尊称。这两句是说燕太子丹招募勇士,年深日久得到了荆轲。

  ③君子:指荆轲。死知己:为知己者而死。燕京:燕国的都城。这两句是说荆柯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手持宝剑离开燕京去为燕太子丹报仇。

  ④素:白马。广陌:大道。我:荆轲自称。这两句是说白马在大道上长啸,燕太子丹等人慷慨送行。

  ⑤危冠:高冠。长缨:系冠的丝带。这两句是说荆柯怒发冲冠、猛气动缨。

  ⑥饮饯:饮酒送别。易水:源出河北易县西,东流至定兴县西南入拒马河。四座:周围座位。这两句是说在易水上饮酒送别,周围坐的都是英豪。

  ⑦渐离:高渐离。筑:古乐器名,象答,十三弦,颈细而曲,用竹敲打。宋意:燕国勇士。这两句是说高渐离击筑,宋意高歌。

  ⑧萧萧:风声。淡淡:同,水动摇的样子。荆轲出发时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这两句是说悲风萧萧,寒波

  ⑨商、羽:都是音调名。古代乐调分宫、商、角、征、羽五音,商音凄凉,羽音慷慨。这两句是说筑奏商调人们都为之流涕,奏羽调人们则慷慨震惊。

  ⑩这两句是说心中知道此去必死,但可传名于后世。

  ⑾盖:车盖。飞盖:车奔驰如飞。秦庭:秦的朝廷。这句和上句是说荆轲登车飞驰去秦,连头也没回。

  ⑿凌厉:奋勇直前的样子。迤:迂曲长远的样子。这两句是说奋勇直前飞越万里路程,迂回曲折经过上千座城镇。

  ⒀图:指荆轲所献燕国督亢地图。穷:尽。事:指行刺之事。豪主:指秦始皇。怔营:惶惧。这两句是说地图舒展到尽头,行刺的事自然发生了,秦始皇当时非常惊恐。

  ⒁剑术疏:剑术不精。奇功:指刺杀秦始皇的事。这两句是转述鲁勾践的话,惋惜荆轲剑术不精,以致大功未成。

  ⒂其人:指荆轲。余情:生气。这两句是说荆轲虽然死了,但他的精神却流传千古。

  【赏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武,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慨,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慨,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思远”(《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

  陶渊明《咏荆轲》赏(二)

  清代大诗人龚自珍在《己亥杂诗(第一百二十九)》中云:“陶潜诗喜说荆轲”。其实,现存的《陶渊明集》中,咏荆轲诗公此一首。因为此诗以较长的篇幅,笔酣墨饱地歌颂了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荆轲的侠义精神,所以给龚自珍留下了“陶潜诗喜说荆轲”的深刻印象。又因为此诗与陶诗中的《读山海经》组诗里的“夸父诞宏志”“精卫衔微木”诸篇,一反诗人的那种冲淡静穆的“田园诗”的风格,显出“金刚怒目”的另一种神态,透泄出诗人心系功业、壮怀激烈的另一种怀抱,所以这种“猛气充长缨”的“商”“羽”之声,尽管在陶渊明复沓吟唱的田园牧歌中仅是偶露峥的变“”之音,但却特别移人视听,动人心魄。宋代的老夫子朱熹早从陶渊明的此类诗作中窥出诗人的潜在心声。他在《朱子语类》中指出:“渊明诗,人皆说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

  荆轲刺秦,事见《史记·刺客列传》。此诗虽以《史记》的记载为本,叙写了刺秦的整个始末,但诗的重点显然是在易水壮别的场面上。诗的前四句写荆轲受知于燕太子丹,受命除暴扶弱,报仇雪耻。“招集百夫良,岁暮得到卿”,从“善养士”的燕太子丹的角度,烘托出荆轲是百里挑一、得之不易、可托重任的豪侠之士,为荆轲的出场作了必要的铺垫。自“君子死知己”以下在“且有后世名”的长达十六句的主要篇幅用于铺写易水壮别、慷慨赴义的动人场面。诗中用“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的夸张性的外观情态的描写,揭示出荆轲嫉恶如仇,壮怀激烈的内在精神。“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的对句,巧由“风萧萧兮易水寒”化出,强烈地泻染了荆轲慷慨赴死的悲壮气氛。“心知去不归”脱胎于 “壮士一去不复还”,但将送行者的唱词变为荆轲的内心独白,并缀以“且有后世名”一句,这便从人物的心理内涵中显现了豪侠之士轻生死、重名节的凛然气慨,预示了“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剧结局。易水壮别,作为全诗的重心,写得有声有色,气氛浓重,情景如见。清人张潮对此品评道:“写壮士,须眉如画,状易水,萧森之气凄然。”

  接着,诗人以精炼的笔墨叙写荆轲的飞盖入秦和秦庭一击。由于这是一次奇功未成的失败之举,所以便无必要绘声绘声地实写行刺的细节,诗人着力表现的仍是荆轲在燕入秦途中的那种“登车可时顾,飞盖入秦庭”的迫不容缓、义无返顾的慷慨赴死气

  最后,诗篇以四句深沉感叹托意作结。惋惜之余,表达出由衷的钦慕。“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荆轲刺秦,事隔千载,诗人“余情”绵绵,感慨良深。结语看似平淡,但平淡的抒怀之语,以其隐约的弦外之意,传达出诗人沉潜的豪放这情,千载之后,仍持续不断地引起知音者的心灵共振。清人蒋薰评论此诗说:“写荆轲出燕入秦,悲壮淋漓,知浔阳之隐,未尝无意奇功,奈不逢会耳,先生心事逼露如此。”(见《陶渊明诗集》卷四)龚自珍读了此类陶诗,窥知了他那“猛志固长在”的“心事”,以“卧龙”诸葛亮比拟陶潜,作诗曰:“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枯菊高,莫信诗人竞平淡,三分梁甫一分骚”(《己亥杂诗(第一百三十)》)。鲁迅先生从《咏荆轲》这类诗作中,看出了陶渊明“金刚怒目”式的另一种形象,指出“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我们认为,陶诗中呈现出的冲淡静穆和金刚怒目的两副两孔,其实就是儒家恪守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的两面映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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