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桃源理想”探析

2020-11-27 陶渊明

　　一、“桃源理想”社会基本特征

　　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序》包括序言《桃花源记》和主体《桃花源诗》两部分。《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从不同角度对理想社会进行了具体的描写，是陶渊明崇高理想在晚年的具体展现。序言写渔人发现世外桃源，以他的亲身见闻来证明桃园世界的确存在;诗则是作者正面描绘这个理想社会的完整面貌，最后表示自己对这个理想社会的向往。

　　《桃花源诗》：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谆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2]（ P428—431）诗中所构画的理想社会是诗人根据家乡江州一代人民为生活所迫而“逃亡去就，不避幽深” [3]（P2205—2208）的事实，并结合前人有关追求美好社会方面的材料，加以想象虚构写成的，描绘出了陶渊明一生苦苦追求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从《桃花源诗并序》可以看出，陶氏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具有以下六个基本特征：一是隔绝世间，独立世外。如：“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又如“谆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 二是平等农耕，勤劳质朴。如：“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 三是自给自足，不交赋税。如：“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 四是思想保守，不求变革。如：“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 五是善待他人，民风淳朴。如：“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 六是生活安宁，精神快乐。如：“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 诗人为世人勾勒出了一幅东晋太元时代另外一种生活图景，可以说，景美，人美，生活更美。在陶渊明的世外桃源里，只有父子之分，没有君臣之别;只有和平劳动，没有兵火征战;只有自给自足，没有你争我夺;只有怡然自乐、和睦相处，没有尔虞我诈。这正是陶氏终其一生苦苦构建的社会理想。但是，这样一个不为人所知的自然自在，悠然自得的“世外桃源式”的美好理想，在东晋时期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只是诗人精神世界中对政治理想的幻化。

　　二、“桃源理想”形成原因

　　（一）“儒”“道”学说影响与“桃源理想”形成

　　陶渊明（公元三六五年———四二七年），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江西九江县西南）人。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陶渊明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学习。外祖父孟嘉是当代名士，家里藏书丰富，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两晋时代，学者们以《庄》《老》为宗而罢黜《六经》，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他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影响，培养了“猛志逸四海”[2]（P338）和“性本爱丘山”[4]（P30）的两种不同的志趣，成为未来社会理想形成和田园诗创作的思想基础。[5]（P393—395）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三九三年）陶渊明二十九岁出任江州祭酒，不久就辞官归农。此后，有做过几任参军之类的小官，但时间都很短。三十九岁时，他开始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四十一岁时又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因为要束带迎接郡里派来的一个官员，他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邪！”[3]（P2461）愤然辞官，远离统治者，洁身自好，长期归隐田园。他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的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入仕，则不满现实的污浊，郁郁不得志;归隐，又不甘寂寞一生，夙愿无以为托。作者处于理想与现实斗争的漩涡，难以自拔。陶渊明一生中仕宦共十三年，三进三退，三仕三隐，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是“济世”理想重创的十三年，也是他独立人格不断凸现的十三年。[5]（P395—400）

　　（二）回归田园，怡然自乐，“桃源理想”在诗境中酝酿

　　陶渊明辞官以后选择了归隐田园，与妻子一起长期躬耕自资，过着贫苦自得的田园生活。彻底脱离官场，归隐田园，就像笼中鸟飞回大自然一样，感到无比自由和愉快。家乡的草屋、田地、树木、炊烟，乃至鸡鸣、犬吠，都是那么的亲切、可爱。

　　作者的这种心情，正反映了他对黑暗官场的憎恶和对大自然的热爱。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2]（P327）他以酒遣怀，以菊为伴。他现存的120 余首诗很多是作于归隐以后，并以隐居躬耕生活为题材。这类田园诗虽然恬淡闲适，却恰恰表现诗人对污浊的上层社会的憎恶，对田园生活的热爱，抒发了坚贞自守、去尘绝俗的高尚情志和参加农业生产的真切体验，形成平淡自然、深厚含蓄的风格，被后世誉为田园诗派的鼻祖。他用后半生在心中酝酿、构筑着并努力实践自己“桃花源”式的平等、安宁、怡然自乐的理想生活。[6]（P285）如果说陶渊明仕宦时期大济苍生的理想是朦胧的话，那么隐居躬耕后的“世外桃源”式的政治理想已经形象化、清晰化，并集中体现在《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中。诗人归隐田园之后，并不是因隐居而放弃“大济苍生”的初衷，并不是停止理想的追求。相反，以往在仕途中难以寻找、实现的理想，诗人却要在躬耕中得以体验，触发了构建世外家园的灵感，在精神世界里得以幻化，不仅用诗加以具体描述，而且用记实的形式物化在《桃花源记》中，有时间“晋太元中”，有地点“武陵桃花源”，有人物“捕渔人”，有事件“进入桃花源———发现世外桃源———访问桃源人家———走出世外桃源”，给读者以真有其“事”，果有其“界”的感觉。[7]（P256—260 ）三、对“桃源理想”的探析（一）构建者与追寻者的清醒与迷惘《桃花源记》中写渔人看到桃源中人时用“男女衣着，悉如外人”。目前学界对“悉如”一词涵义的有三种理解：一是暗示桃源中人和渔人一样，都是从现实社会中走出的实实在在的普通人;二是认为桃源中人们一直保留着六百多年前进入桃花源时的衣着风貌，没有变化;三是暗示桃源中人与世上的人有着种族、民风的联系，桃源中人既与世人有着不可分割的民族血肉关系，又过着另外一种令人神往的自得其乐的生活，并以此强化“桃源理想”的现实启迪意义。不难看出，这就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文旨。

　　但是，渔人看到桃源中人“男女衣着，悉如外人”与桃源中人“自云先世避秦时乱，……遂与外人间隔”明显存在情境设想上的矛盾。

　　据史书记载，秦从公元前256年发动战争，到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再到陶渊明所生活的东晋末期太元年间（公元356—397）前后相距六百余年。从“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可以看出桃源中人与世隔绝数百年，作者一方面想竭力用“遂与外人间隔”来表现世外桃源与晋代隔绝的差异性、别样性;另一方面却说“男女衣着，悉如外人。” 又想增加世间与世外的相关性、可比性。这一点充分表明了作者构建的没有战争、没有纷争、没有矛盾的“桃源理想”社会的本身存在着“先天”思想机理上难以排解的矛盾。同时，也反映出诗人在构建“桃源理想”时深层次的心理矛盾与难以化解的理想迷惘。

　　处在东晋现实中的`作者希望再回到桃源理想的社会中去“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太守也想在现实中找到“世外桃源”，“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高人雅士南阳刘子骥对“世外桃源”抱有极大兴趣，“闻之，欣然规往。”可见，“世外桃源”式的社会，几乎成了许多忧国忧民的文人雅士和勤政爱民的为官者同共的愿望和理想。然而，桃花源式的美好理想在东晋现实社会中是难以找到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点，从《桃花源记》文中 “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未果，寻病终”等已经给出了答案，“桃源理想”建造者陶渊明自己是清楚的，“桃源理想”追寻者却是迷惘的。这是构建者的清醒与追寻者迷惘的错位。总之，整个作品充满着神奇的幻想和扑朔迷离的感受，作者写得似乎真有其事，触手可及，但却转瞬即逝，不留痕迹，难以寻觅。因此，“世外桃源”既是作者理想构建中清醒与迷惘交织的幻影，也是东晋时期社会现实的折光，更是陶氏同现实进行抗争的精神实现和他孜孜追求的政治理想。

　　（二）“桃源社会”的超然与局限

　　在陶氏的理想社会中，根据东晋时期人们的意愿和时代的要求，借鉴了老子以来的哲人们的社会理想，并融入了自己的社会理想进行重构，保持了人性淳朴、和善的本真，描绘了桃源社会的平等与和谐。从而，使他的理想社会既有“乐土” 文化传统的深厚底蕴，又显示出时代性的新特点[5]（P395）。这种桃源理想“谆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桃花源诗》）以东晋现实社会为参照，又超乎于东晋现实社会之上，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理想情结的最高表现形态，并成为中国古代人们所向往和追求的理想境界。但是，今天看来，“桃源理想”社会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如“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 “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桃花源诗》）等思想，其根源是陶渊明晚年的归隐思想大都受道家 “小国寡民”的影响，使“桃源理想”从社会整体构想上就带着“知足”、“寡欲”、“无为”的思想倾向。

　　虽然它本身有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可取成分，但是更多的存在着不求变革，阻碍发展的消极另一面。所以说，道家思想中回复往古、不求变革的理念是与人类社会从低极向高级发展、落后向进步发展的历史进程背道而驰的，其局限性显而易见。[5]（P414）在今天看来，陶氏构建的“桃源理想”仅仅局限于封建社会自给自足、“小国寡民”、小农经济的民有田耕、衣食无忧的低层生存状态。但是，陶氏构建的“桃源理想”中人们“相命肆农耕”、“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所反映出的勤劳、善良、质朴的品格，是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优秀的美德;“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无税社会，是千百年来封建农耕社会中农人梦寐以求的社会制度;人们过着“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古圣先贤所向往的。

　　诗人知道“桃源理想”不会在东晋社会中找到，但仍然要“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地坚持求索，不言放弃。从这些意义说，陶渊明不懈追求理想的精神是有可取的，对后世后人都有积极意义; “桃源理想”中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赋税、没有战争的社会思想对完善现代社会制度有着深刻地启迪意义，陶氏返璞归真的政治理想也值得今人深思。

　　参考文献

　　[1] 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2]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第二册[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 房玄龄等撰。晋书·刘毅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74 [4] 前野直彬,石川久夫。中国古诗名篇鉴赏辞典[M]。

　　杨松涛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5] 吕慧鹃,刘波,卢达。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 : , 一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6] 游国恩,王起等编。中国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7] 徐应佩,周溶泉,吴功正。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赏析 [A]。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

　　[8] 倪雅男。陶渊明的归隐之路[J]。黔西南民族师专学报,2000,(2)。

　　[9] 刘x.陶渊明“桃花源”社会理想新论[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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