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纵囚论原文翻译及赏析1
纵囚论① 作者：［北宋］欧阳修
信义行于君子②，而刑戮施于小人②。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④，而视死如归⑤，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⑥，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⑦，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⑧。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⑨，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⑩；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耳，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⑾？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⑿。
【注释】
①纵囚：释放囚犯。唐大宗（李世民）贞观六年（632年）十二月，把三百九十名已判死刑的囚犯释放回家，并规定于第二年秋天就刑。到时候，纵囚来归，皆赦之。
②信义：信用，礼义。
③刑戮：刑罚，杀戮。
④不苟幸生：不苟且侥幸地活着。
⑤视死如归：形容不怕死，把死看得象回家一样。这里指为了信义，不惜牺牲生命。
⑥录：取，选择。大辟：中国古代五刑之一，后指死刑。
⑦难能：难以做到。
⑧期：希望。
⑨冀免：希望赦免。
⑩贼：揣摩，揣度。
⑾常：经常，长久。
⑿逆情：违背人情。干誉：求取名誉。
【译文】
对君子讲信义，对小人施刑罚，刑罚定成死罪，是罪恶到了顶点，这又是小人中最厉害的了，宁可为了信义而死，不愿苟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这又是君子中特别难以办到的。
当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选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释放了让他们回家，并约定时间叫他们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坏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己回来，竟没有一个失约的：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事，小人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这难道是近于人情的么？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对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变成君子。因为恩德进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变人们的气质，所以出现了象这样的情况。
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这种声誉啊，这样看来，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预料他们一定再回来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哪里知道被释放回来的囚犯，不是预料自动回来一定能够赦免，所以才再回来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见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来造成这种声誉，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又是讲不通的理论啊。
既然这样，那么怎样做才好呢我说：释放了回来的，把他们杀掉而不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啊，至于释放了能够自动回来再加以赦免，只能够偶然试一试罢了；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死了，这能够作为天下经常的法律么不能作为经常的法律，难道是圣人的法律么因此，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据人情，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尚，不违背人情来求取名誉。
【赏析】
这篇政论文，字虽不过四五百，但立论新颖精辟，议论深刻严密，其写作手法也颇有值得借鉴之处。
文章开始并不直设论点，而是先放开一笔，泛论君子小人之别，为全文的议论树立了一个参照标准；同时也藏下暗笔，以罪大恶极暗照太宗释囚不通情理，以视死如归暗照死囚自归不合情理。做到泛论不泛，紧扣论题。接着简叙纵囚之事，断以评议，又紧扣君子小人之别。据史籍记载，贞观六年，唐太宗亲自审查了三百九十名死囚，放他们回家，约定翌年秋天回来就刑。结果他们全都如期自动归狱，太宗称许他们知诚守信，免于死罪。欧阳修认为太宗以君子最高的标准去要求小人，是不通情理；死囚以小人最劣的品行而超越君子，是不合情理。因此以岂近于人情一句反问收紧，为全文定下基调，又为引出论点埋下伏笔。首段一放一收，一叙一议，令人心服地点出了纵因是违背情理之举。
太宗此举用意何在呢？中段作了深入剖析，但也未直论情理，而是拓开一层，先设一难。若论唐太宗。确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文治武功，空前显赫。纵囚一事作为贞观之治的政绩之一，颇为人们称誉，白居易《七德舞》诗就写到：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人们一向认为太宗恩隆德厚，深入人心，小人能变为君子是恩德感化所致。欧阳修则透过现象看本质，一反前人的赞许，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宗此举旨在沽名钓誉。此论精警透彻，后人评谓喝破太宗一生病根，刺心刻髓。但旧说未破，则新论难立，下文便转入层层辩驳。首先推勘太宗与死囚的心理活动，道破纵囚与自归的动机各是邀取名声与侥幸求生。这种心理分析并非主观臆测，而是从客观事实的不近情理推断而出，深文曲笔，抉其隐微。清朝乾隆皇帝写过一篇《读纵囚论》，以其统治经验补充说：太宗擅长权术，或会通过刑官狱吏晓以利害，归狱可幸免一死，不归则捕而诛之，累及亲属。双方既然在互相窥测并利用对方的心理动机，以达到各自的目的，哪里有恩德与信义可言。乌有一句既是反问，也是感慨，有力地揭露了太宗的虚伪。但还觉意犹未尽，再进一层，将太宗六年深德与一日浅恩相比，深者尚未能感化小人，浅者反倒能改变他们，其不近情理显而易见。此用事实作反证。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太宗纵囚并非出于开恩施德，死囚自归也非出于感恩戴德。文章辩驳往复曲折，愈驳愈快，愈折愈警。至此，旧说已不攻自破，新论也确立不移。辩驳以立起，以破终，所以层层破旧，又句句立新；虽无一字提及情理，但处处不离情理，更以不通之论总收此段，与首段不近人情正相呼应。这一段运用设难驳诘，正辩反证等多种方法，严密周到地论证了纵囚是邀取名声之举。
统治者违背情理以邀取名声，是否利于治国呢？这是末段议论的重点，也即本文的论题。文章同样没有直涉论题，而是先宕开一问，故作自答，以揭示施恩德与近情理之间的矛盾：归而诛之，如再纵又归，显然不近情理；如再纵不归，无从体现恩德，故以否定收断。再跌进一层，故作退论。旋以归谬收束，也同样揭示了上述这对矛盾：如果这种恩德屡施于小人，那就等于培植他们的侥幸心理，纵容他们杀人放火，更是不近情理。这两层议论一开一合，紧扣上文，开句承接中段，合句照应首段，进一步把旧说驳得体无完肤，从而收住辩驳，从容不迫地步入正面议论，指出纵囚不近情理，非治国之法；不见恩德，非圣人之法。最后水到渠成，自然引出文章主旨。鲜明地表达了欧阳修顺应人情、严肃法治的政治观点。
这篇文章议论纵横而不支离，文字平易而有韵味，全仗作者悉心布局，使章法跌宕绵密，文势曲折流动。每段议论不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而是欲擒故纵，顿挫有致，最后以通段主旨收住。整篇结构也是如此，经过曲曲折折的议论，往往复复的辩驳，最后百川归海，结出文意，将全文推向最高潮。读至篇末，就仿佛游览名山走过崎岖蜿蜒的山路，最后攀上雄伟峻拔的主峰，回首来路，领略更深，眺望前方，遥想万千。再者，全文以情理、恩德为两经，以太宗、死囚为两纬，丝丝衔接，环环紧扣，明承暗接，前伏后应，使整篇议论交织一体，文势流贯畅达。这篇文章充分体现了欧阳修散文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贯舒畅，无所间断（苏洵语）的特色，在短小的篇幅内，或质疑，或答问，步步分析，层层辩驳，写来却从容不迫，纵收自如，竟似有洋洋万言，令人耐读。
欧阳修纵囚论原文翻译及赏析2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
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
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
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
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
此岂近于人情哉?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
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
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
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
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
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
此又不通之论也!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
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
然此必无之事也。
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
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
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译文：
译文一
信义可以在君子中施行，而种种刑罚则在小人中施行。判刑列入死刑的人，是罪大恶极的，又是小人中特别坏的人。宁愿为正义而死，不愿意苟且贪生，而视死如归，这在君子中也是很难做到的。在唐太宗即位后第六年时，把判处死刑的犯人三百余人登记在册，放他们回家，约定好到期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而希望小人中最坏的人能做到自然更难。到了规定的时间，那些囚犯自动回来而没有延误。这是君子难以做到的，而小人却很容易地做到了。这难道近于人情吗?
有人说：罪大恶极，确实是小人了；如果对他们采取恩德感化的手段，就可以使他们变为君子。恩德感化愈深入人心，人的转变速度就愈快，有过这样的事。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得到这种名声。可是怎么会知道他在放回囚犯时，没有料到他们一定会回来希望可以赦免自己的死罪，所以才放回他们呢?又怎么会知道那些被放回的囚犯，没有料到他们自动回来就一定会被赦免自己的死罪，这才又回来呢?料想到囚犯一定会回来这才放他们回家，这是唐太宗从上面窥测到下面囚犯的内心想法；料想到一定会被赦免死罪这才回来，这是下面的囚犯在窥测上面的皇帝的内心想法。我从中看到的是上下互相窥测对方的内心想法才形成了这种名声，哪里还有皇帝采取恩德感化的办法和囚犯遵守信义的事呢?不然的话，唐太宗在全国施行恩德感化的办法，到这时已经六年了，却不能让小人不犯极恶大罪，只凭一天的恩德感化，就能使囚犯视死如归，而且坚守信义。这是一种说不通的观点啊!
那么应该怎么去做才可以呢?我说：对放回家去而又回来的囚犯，杀了他而不能赦免。然后再放出一批囚犯，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可以知道是被恩德感化所致。然而这必定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对放出的囚犯在他们回来后就赦免了死罪，可以偶尔做一次。如果总是这样去做，那么杀人犯都不会被处死。这可以作为国家的常法吗?不能作为国家的常法。这难道能说是圣人之法吗?所以说，尧、舜、三王治理国家，必定以合乎人情为标准，不以标新立异为高明，不能违背情理来博取自己的`名誉。
译文二
对君子讲信义，对小人施刑罚。刑罚定成死罪，是罪恶到了顶点，这又是小人中最厉害的了。宁可为了信义而死，不愿苟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这又是君子中特别难以办到的。当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选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释放了让他们回家，并约定时间叫他们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坏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己回来，竟没有一个失约的: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事，小人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这难道是近于人情的么。
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对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变成君子。因为恩德进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变人们的气质，所以出现了象这样的情况。"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这种声誉啊。这样看来，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预料他们一定再回来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哪里知道被释放回来的囚犯，不是预料自动回来一定能够赦免，所以才再回来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见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来造成这种声誉，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又是讲不通的理论啊。"
既然这样，那么怎样做才好呢？我说:"释放了回来的，把他们杀掉而不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啊。至于释放了能够自动回来再加以赦免，只能够偶然试一试罢了;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死了，这能够作为天下经常的法律么不能作为经常的法律，难道是圣人的法律么因此，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据人情，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尚，不违背人情来求取名誉。
注释：
①唐太宗之六年：632年（唐太宗贞观六年）。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有一定作为的皇帝，他在位年间，国势强大，社会较安定，史称“贞观之治”。
②大辟：死刑。辟，法。刑法。大辟意为最重的刑罚。
③意：估计。
④贼：用作动词，窃，私下行动，引申为窥测。
⑤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他们都是儒家崇拜的古代的明君。
赏析：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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