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的大胆运用，构建了属于莫言的独特的心灵世界和感觉世界。
莫言很可能是不会被遗忘的。因为他奇兀、鲜亮得像他笔下的那片红得耀眼的高粱地。对感觉世界的一种奇异而又淋漓尽致的展示，是莫言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特点。鲜明色彩的运用，营造了独特的感觉世界，喻意着深层的文化心理。
色彩与感觉世界的架构
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在跨过了30年代的“新感觉派”之后，王蒙、刘索拉的尝试在感觉领域也未能有大的建树，直至莫言与残雪作品独特的构造，倒令人刮目相看了。但与残雪相比，莫言在作品中常常表现出对于色彩的近于完美的良好感觉。他的作品也往往给人浓郁得挥之不去的色彩印象，例如《红高粱》、《红蝗》等作品。在莫言广阔而深蕴的感觉世界中，那种难以用文字来表达的感觉阈限，有相当分量就是诉诸色彩的大胆移位、创造性运用来加以实现的。
色彩与感觉自古就有深层的血肉联系。但所谓的文学作品中的感觉世界，突出的是作家本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及触觉，也就是从直接感官的体验中，创造一个诱导读者介入，使之同样产生感官反应的世界。从五种感官体验出发，诉诸作家本人的感性直现方法，具有使读者产生感官=反应的艺术效果。莫言就极善于以其独特的灵性捕捉着感觉的瞬间灵光，并善于沟通色彩视觉与听觉、触觉、嗅觉等诸多感觉的界限，造成感觉互通与感觉变形，把感觉加以多方位的展现。
莫言感觉世界的个性特征就是对视觉夸张的偏重。而这种视觉夸张，莫言最喜欢借助色彩来实现。例如写那只神奇的红萝卜，“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再如血可以是蓝色的，太阳可以是绿色的等。除此之外，莫言还善于将听觉形象迅速地转变成色彩鲜明的视觉形象。譬如，他形容子弹尖锐的呼啸声，像“绿色的芦苇上长着红色的穗子”(见《红高粱家族》)。
莫言早期作品中的色彩象喻意义
莫言在他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对色彩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和定位。作家作为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存在，他对色彩的感知有民族的成分，也有其个人独特自觉调整的成分。莫言作为一个对色彩有着奇特而近乎完美感觉的作家，自然更不例外。更为复杂的是，莫言作品中所呈现出的色彩感知特征，早期与晚期有着明显的差异。
在莫言早期的作品中，最初的如《民间音乐》，偏重于文人文化色彩知觉形式。自《秋水》、《透明的红萝卜》至《红高粱家族》，莫言则明显地向民间艺术色彩感知形式转移。鲜艳明朗的色彩与物像随意搭配，产生了明显的自我指涉语义，主要的隐喻效果就是由色彩的铺染产生的，莫言喜欢用色彩鬼精灵般的跳动去触动读者的每一根神经。
莫言对红色似乎有着特殊的敏感，或者说偏好甚至敬畏。红色仿佛赋予了莫言的才情以一个集中的宣泄口，当红色意象从他的脑际浮起时，它对莫言便有一种神秘的召唤力。在《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从萝卜地里拔来了红萝卜，“泛着青蓝幽幽光的铁锄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这个象征着人生美好憧憬的红萝卜映象，就是以幽蓝的底色红托出金色的基调。而这个美好的映象的出现依赖于两个外在条件：其一，是小石匠与菊子姑娘两情相属，走进桥洞的时候，在火炉的映照下，一个是红色，一个是黄色，而红色与黄色的'协调，正是赤足的金色。因此，红萝卜映象中的金色基调就意味着性，是一种野性的圣洁;红色则意味着健康与激情。其二，一向沉默的老铁匠，突然唱起悲怆凄婉的一段戏文。因此，红萝卜映象中那幽默底蕴所指的意义，就是对现实倾向的两性情爱之中人生苦难底蕴的感悟。《红高粱》中，那浓重的红色底蕴达到了一种极致，红色是红高粱中最重要的角色，那是充满了战斗性的血腥味的红高粱。莫言的《红高粱》能够震撼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红色本身。
另外，莫言早期的作品，象征着民族血性钢骨与自由灵魂的先人们所活动的场景，都是色调明朗单纯的。譬如浩茫无涯的秋水(见《秋水》)，洁白如雪的梨花(见《老枪》)。白色意味着纯洁、刚正;黑色代表神秘、残忍与死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红绿两色是对比明快、鲜明而协调的。红高粱作为高密东北乡的图腾，一律挺拔叶子油绿，且有通红的穗子，一派流金溢彩的风貌;坚韧的老茅草“不知是红还是绿”(见《大风》);在辛勤劳作的农民背后，最浓重的是绿色背景。绿色代表了朴野顽强的生存耐力、希望与生命力。
莫言晚近作品中色彩的变异
我们无法否认莫言运用“视觉”在色彩的表现上高人一筹、精确入微的分辨力，但我们同时也惊诧于莫言的变化。早期那种明朗多姿的色彩象喻系统在莫言晚近的作品中(1987年以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异。
红色、绿色等最为主要的色调都呈现了背逆。描写红萝卜时那种野性的圣洁，描写红高粱时那种野性的悲亢，在《红蝗》里却如此混浊，近于野性的发泄。红色开始和蝗虫这样的自然灾害相关联(见《红蝗》)。曾经玲珑剔透的红色，曾经火一般摇曳的红色，变得腥臊污浊，涂满秽垢。在《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里可以感觉到一种冷冷的情绪性偏激，在《红蝗》里变得更为冲动而且又夹杂着作者止不住的嘲讽。在《罪过》中，那夺走弟弟生命的逆水上行的奇花也是红色的。在这里，红色已经不再能引起我们美好的感觉了。很显然，在这个阶段的作品中，红与绿都已发生了变异，失去了先前作品中那种鲜明与协调的关系。这时，红与绿的隐喻意义，都关联到人类原欲的罪衍，暗示着人性自身的邪恶。有着一种生命的力量――反叛精神――罪恶原欲的转变。
很明显，早期《红高粱》中的“红色”与“绿色”意象和晚期《红蝗》、《欢乐》中的“红色”与“绿色”意象已形成了一个对立的体系。莫言对他家乡的“黑土”深沉的爱与恨，对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爱与恨就完整地体现在“红”与“绿”这对立的意象系统之中。
色彩变异的文化心理
莫言以其浪漫主义情感夸张的极致，完成了人类永恒道德理想的情绪表达。然而莫言终究是一个中国人，他未能超越民族集体潜意识中伦理情感的价值取向。民族民间(特别是地域)历史文化母体，给予作者巨大的心灵负荷，使他极敏感于民族伦理生存现状的混乱，并由此在对人类本体悲剧境遇的感悟中，陷入对自身力量的怀疑，也在他正面另一种文明时，哲学意念在经历着由尼采到叔本华的转变，以至于在《红蝗》的结尾处，他特别注明作品的叙述者“我”不是莫言。
色彩象喻系统的变异最直接地体现了这种题旨的转变。在莫言晚期作品中，绿色的使用分量加大，并且总是和卑贱蒙昧的生存相关联。《三匹马》中，围绕着被性压抑着的蒙昧的人，基本场景是盛夏密如屏障、密不透风的绿色玉米地;《弃婴》中的故事也开始于绿无边际的玉米地;作者深恶痛绝的杂交高粱也有着暗绿色的毒液(见《奇死》后的信笔涂鸦);《狗道》中，疯狂的狗群是由绿、红、蓝三条疯狗率领着对人的攻击;《欢乐》中，所有绿色的物像都是丑陋肮脏的，主人公对自身生存环境的由衷憎恶，干脆抽象为对绿色的疯狂诅咒。绿色的象喻指涉语义是丑陋、污秽、蒙昧的生存、盲目的生殖力。那结尾黄色的麻花蝴蝶，更区别于黄色的一般含义，更多地与死亡、邪恶联系在一起。
莫言晚期作品中的色彩，尤其是红色与绿色，就如希腊神话中打开了的潘多拉的盒子、阿拉伯神话中去封了的所罗门的瓶子一样，喻示原欲的罪衍。作者由此表达出对人类本体欲望的道德怀疑。莫言在道路的选择面前露出了犹疑困惑的神色，但对虚伪、丑陋的憎恶又常常使他无力去谴责直露的野蛮。而且，他实在更愿意对粗犷、质朴的野性发出赞美。当那种野性的冲动跃上纸面时，莫言自己也会沉浸到对它的欣赏中去。当他由对野性的欣赏转而表露出对另一种文明的鄙夷时，他所钟爱的色彩便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异。
在莫言精心营造的感觉世界中，色彩如同跳跃着的精灵无处不在，它不仅给作品增添了诗意，而且很大程度上加深了作品的思想性，凝聚着作家的主体意识，爱憎毁誉，各不相同。总之，色彩之于莫言小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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