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唐诗是个盛开的大花园的话，李商隐、杜牧便是这个花园里最后的两朵奇葩，所以人们把他们并称为小“李杜”。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大盐贩子黄巢这首充满刹气的《菊花》诗中，业已透露出我们引以为傲的庞大唐帝国王朝，即将在这种刹气中离开时人的视野，步入最后的岁月。
虽然李商隐(813—858)的去世比黄巢开始公开武装革命(875)早了些年头，但他的一生其实都在闻着一股腐烂的味道。
这种味道便是几乎贯穿整个晚唐的“牛李党争”。
派系争斗并不是中国的特色，但这种争斗确实与中国漫长的历史如影相随。
在巨大的政治旋涡中，即使再优秀，绝大部分个体越接近旋涡的中心越不能自拔。即使是处于旋涡的边缘，稍不留意，也会不由自主的被吸了进去。
李商隐那时只不过刚入江湖，他能够幸免么?
让俺们在贴近李商隐之前先复习一下“牛李党争”。
这场历经40多年的派系争斗，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宪宗元和三年(808)的一场高考。那场考试与李商隐毫无关系，那时离他来到人间还差几年。
参加那场高考的是另两个“愤青”：李宗闵、牛僧儒。他们只不过是在作文中将当时的朝政批了个一蹋糊涂。
当朝宰相李吉甫看了后当然很是窝火。所以，尽管唐宪宗在阅卷时觉得这两个小伙子很不错，不仅文笔清新，胆识也很好，甚至已安排给他们发委任状了。但老李就是不乐意，他甚至从这两个“愤青”身上想到了自己的政治对手们，觉得他们背后肯定有其他后台。于是，便说：这两个家伙与考官有私人关系，绝对不能重用。
毕竟这是宰相说出的话，唐宪宗不能不信。结果，不仅李宗闵、牛僧儒没得到提拔，还连带了几位主考被降了职。
李吉甫出身世族，对那些经过科举爬上来的官员历来就是看不上眼的。
但矛盾归矛盾，这时还没上升到党同伐异的激烈程度。那还是20年以后的事。
事情很凑巧。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又一次举行考试。
这次是参考的是李宗闵家的一个亲戚。据说那小伙子考得也很好，但又被人举报与考官有私人关系，并有翰林学士李德裕亲自作证。
结果，不仅事情黄了，李宗闵还被牵连贬出外地。而作证的李德裕就是当年宰相李吉甫的儿子。
这样一来，情况开始进一步复杂了。
本来李宗闵对李德裕家就很有意见，这回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了。不仅李宗闵恨，牛僧儒以及一帮科举出身的干部都有了一种阶级对立情绪。很自然，他们便慢慢的建立起一个“恨”的圈子。
李德裕在看出苗头后，自然也相应的形成了他的世族圈子。当然，与“恨”相对立的并不一定叫作“爱”。
于是，两个“恨”的圈子开始了冲撞。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实际上在朝官争斗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偷着了的便是宦官集团。他们在偷着乐的同时没闲着进一步坐大。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李宗闵终于通过坐大了的宦官集团走上了宰相的位置。在此以前，李党一直压制着牛党;现在，牛党的李宗闵上台了，当然放不过李党。
一时间，李党纷纷落马贬出，朝中基本成了牛家的天下。
但在弹冠相庆的同时，牛党们丝毫没有放松过对李德裕的防范。
客观来说，李德裕在被贬其间包括后来登上相位，真为大唐李家作出了许多杰出贡献，甚至可以说经过他的努力，才得以将大唐江山无形中延续了一段岁月。
比如说，在浙西8年，工作成绩突出，唐文宗曾一度想将他调回做宰相，连四朝元老裴度也认为他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但自然遭到李宗闵、牛僧儒等强烈反对。再比如说，李德裕转任西川(成都)节度使，苦心经营，将沦陷40多年的维州城从吐藩人手中解放出来，但结果却被宰相牛僧儒下令归还给了人家。
国事固然重要，但在许多人看来，还有比国事更为重要的东西。
整天的斗来斗去，连唐文宗都觉得厌烦了。一烦之下，终于皇帝了一回，于太和六年(832)，硬是将李德裕召回任为兵部尚书。无疑，两党之争又重燃战火。
文宗很生气，便将老是干政的李宗闵贬了出去。可李宗闵虽然走了，但老牛还在，争斗依然未熄。文宗很郁闷，干脆将问题留给下一位皇上去处理了。
唐武宗时，李德裕终于当了宰相。
李德裕倒是已经看出了国家的危机，斗了一阵后，还是转换了脑筋：“绝于附会，门无宾客”，干脆自我绝缘了。他开始将精力放到击破回鹘(匈奴一支)、平定内叛、消灭佛教等一系列大政上来。这一系列组合拳被人们称为“会昌之政”(会昌，唐武宗年号)，对大唐来说相当于一次“回光返照”。
但遗憾的是武宗一去世，唐宣宗根本懒得理什么“会昌之政”那一套，再次任用李宗闵、牛僧儒为相，将李德裕一贬再贬，真的贬到了天涯海角。
李德裕曾在崖州(三亚)作《登崖州城作》：
“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绝望之情表露无遗。他最终病死于此地。
“牛李党争”的结果是以牛党全胜而告终。
党派之争确实有了胜负，但相对于一个本来就很虚弱的王朝来说，绝对没有胜者。残延了几十年后，李党也好，牛党也罢，统统随着偌大王朝悄然遁去。
人们在总结唐朝加速灭亡时说：藩镇割据、党派之争、宦官祸国是三大原因。或许吧，其实这些相互交织的病毒如果往上理的话，它们的根子是早就在盛唐时就种下的。如果再若隐若现的理上去或者理下去，还可以理得更远、更远......
党争是人为织就的一张巨网，在这张网中，差不多打尽了朝中的高级领导。
牛、李两党中参与的人成份复杂，并不能一概予以否定。如果细加比较的话，用一个模糊的“君子”概念来衡量，李党中的君子整体上稍微多一点。就牛、李个人比较，特别在大局观上，李德裕也稍胜于牛僧儒。他们对宦官集团的态度来说，都是保留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张来自高层的网，对一个连小鱼都算不上的李商隐来说，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与李贺一样，李商隐的身上也是流淌着皇家的血液的。也是与李贺一样，他们都是属于那种汤的汤的汤的汤了，与皇家的关系早已淡了又淡了。
“我本系王孙”(《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尽管在李商隐的内心深处依然对这种血缘联系有着依恋，但在皇家的族谱中，早已将这一支排除在外了。
李商隐的童年是在江南度过的。那时，他的父亲在浙东、西两道节度府中当幕僚。
江南的水土陶冶着他，将缠绵多情深深的植入他的性格之中，为他日后的诗作奠定了一种沉郁绵邈的基调。
对李商隐人格影响较大的是他的堂叔父。那是在他父亲早逝后，从10岁的李商隐扶柩回到故乡荥阳，一直到移居洛阳止，这位有深厚古文、书法功底的叔父，倾心雕刻着他的侄儿。在接受学业的同时，李商隐也接受了他叔父的耿介个性。
与唐代的学子们一样，16岁起，李商隐便开始了他的“行卷”之路。
所谓“行卷”，有点类似投稿，不过投得不是报刊杂志网络，投得是名人贵卿。这实际上比现在投稿可能还要难得多。
对李商隐来说，这段路走得也是太过漫长，从16岁得到元老令狐楚赏识到26岁经过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绚的力举得以过了进士关，整整用了十年时间。
令狐楚既是朝中名臣，又是骈文高手。按理说，推荐个把人还是问题不大的。他在李商隐的《才论》、《圣论》中读出了这个少年的深厚古文根基，在惜才之下，便很是花了一番心思来培养他。但在取得科考许可证之前，他也只有将李商隐先安排到恽州节度使幕府当了一个小差。
应该说，令狐楚是李商隐入世后遇见的第一个贵人。令狐楚不仅让他与令狐绚结为知己来提高社会地位，还亲自悉心传授他骈文心得，这使李商隐在诗作中用典、对仗上后来成了一代高手。
开成二年(837)，在令狐父子的资助和举荐下，李商隐经过两次失败后，终于进士及第。
拿到入仕通行证后，如果顺利的话，李商隐的人生可能会是另一种写法。
可就在当年一个寒冷的日子，令狐楚去世了。在痛失恩师的同时，李商隐也顿失依靠。
不久，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邀请入幕;再后来，他与王茂元的女儿结了婚。
一直到此，俺们还没有看到李商隐与“牛李党争”有啥瓜葛。
其实，李商隐还沉浸在新婚的欢乐当中时，已经有人开始大骂李商隐是“忘恩负义”、“诡薄无行”了。
骂他的声音来自于“牛党”。在政治取向上，令狐家与“牛党”比较接近。令狐楚在的时候，与牛僧儒走得就很近，但老令狐还没有将这种关系上升到党派的高度。令狐绚立场比他父亲更激进，与“牛党”的关系便也就更深入了。
而王茂元虽是一个武人，但他欣赏的则是李德裕的才干和作风，对李商隐欣赏的也主要是他的文。包括李商隐在内，他也估计还没把问题想得那样复杂。但在“牛党”看来，王茂元早就成了“李党”的骨干了。
当初对李商隐有栽培之恩的令狐家一看李商隐居然成了王家的女婿，这从政治层面和阶级感情上觉得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特别是在“牛党”的喧嚣鼓噪下，将一场婚姻上升到是李商隐对全体“牛党”的一种背叛，对李商隐来说是有口难言的。虽说过分了，但毕竟还真有“女婿”这种纽带关系的存在。
李商隐估计没想到个人的婚姻会带来如此难料的后果。
从李商隐的个人品性来说他还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比如说，在敢于直言上，受了他叔父的影响，在大是大非上还是保持了自己的话语权。但恰是在这一点上，很大程度上倒象牛僧儒当年一样。不知在内心深处，对李商隐没有截然划清界限，“牛党”们对他的抨击是“恨”还是“惜”。
比如说“甘露之变”后，宦官集团指使禁军大肆捕杀朝官，朝廷上血流成河，朝官是人人自危。在诗人中，白居易只是暗自庆幸未受牵连;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的杜牧则大骂发起诛杀宦官的李训等是误国误民，却对宦官集团却提都没敢提。
而年仅24岁的李商隐却愤而写下《有感二首》和《重有感》，痛斥宦官们是“凶徒”，为无辜被杀的人们喊怨：“谁瞑含怨目，宁吞欲绝声!”，甚至他还认为这场上层的暴力事件已经断了李唐王朝的“阳气”。
也是在这一时期，激愤中的李商隐还写下了《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它不仅是晚唐独一无二的长篇巨作，即使放在整个唐诗中它也是比较少见的。
对此，“牛党”们也许是出于政治需要，并未有谁出面声明或指责李商隐。
但李商隐此时的激越与他后来的婚姻实际上是差不多的，他肯定没想到自己的一些个人作为居然与“党争”会联系得那么紧密。激越是因为他为国家感到痛心，婚姻是因为他自己感到幸福。更何况，客观上来说，除了他的才华，他还不具备加入“党争”的政治资格。
可是，在另一些将“楚河汉界”作为评判一个人的重要标准的人看来，李商隐却已被打入了另类。
身不由已的李商隐曾经有过最后的机会。
那是在“李党”得势时，李德裕为相。但就在牛党纷纷落马、李党不断重用时，被视为“李党”的李商隐却因为母亲病故依例离职服丧了。等他服丧完毕，唐武宗恰好去世。而唐宣宗上台后，尽逐李党，令狐绚为相。
这使李商隐自然又处于一种难言的尶尬境地。
李商隐觉得无法对令狐绚说清一切，便接受了时任桂林观察使的郑亚的邀请，以进士之身，远赴边地继续去当个幕僚。
幕僚是后来比较文雅的说法，如果简洁的说，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门客”，也就是后来的“西席”、“师爷”。
“洞庭湖阔蛟龙恶，却羡杨朱泣路歧”，李商隐真得感到非常无奈。
一年多以后，作为李党余孽的郑亚因故被贬。迫于生计的李商隐回到长安，他最终还是迈出了他人生最艰难的一步，硬着头皮去见了当年的亲密好友令狐绚。
俺无法去推测他们相见的情景，总觉得有了一种难受的感觉。
在令狐绚的帮助下，李商隐补了个太常博士，解决了吃饭问题。
俺想李商隐的内心是非常不平静的，所以当妻子去世后，他又离开长安到一个地方幕府继续当了个幕僚。
这时候的李商隐开始“刻意事佛”，六年后，即大中十二年(858)，在各地幕府漂泊了20多年的李商隐心灰意冷的离开了人世。
俺不能说完全是因为党争毁了李商隐，因为李商隐并未在主观上和行动上将自己掺合进了去;俺又不能说李商隐的一生与党争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的生活是那样真切的离党争靠得那么近。除了社会呀制度呀皇权呀这些泛泛的东西之外，俺只是仿佛听到了李商隐的一声长叹!
当年俺学李商隐的诗的时候，老师曾特别强调，原话记不得了，大意是“两李”的诗要用心去读。另一“李”是李贺。
其实现在，俺倒是可能对他们愈读愈远了。
在“朦胧诗”盛行的年代，许多人甚至将《锦瑟》作为源头之一，俺一直也以为读懂了《锦瑟》便就是基本读懂了李商隐。后来才知道那一类情感丰富到扑朔迷离的东西不仅不是李商隐的全部，在他的内心世界里，那些诗到底真的在表达些什么，俺觉得起码俺是无法读懂的了。
但愿他的那些难懂的东西与“党争”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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