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东方朔传》记事较《史记》所载详尽，而其中一则记其以诙谐讽上曰：
久之，朔绐驺朱儒，曰：“上以若曹无益于县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临众处官不能治民，从军击虏不任兵事，无益于国用，徒索衣食，今欲尽杀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过，叩头请罪。”居有顷，闻上过，朱儒皆号泣顿首。上问：“何为?”对曰：“东方朔言上欲尽诛臣等。”上知朔多端，召问朔：“何恐朱儒为?”对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长三尺余，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言可用，幸异其礼;不可用，罢之，无令但索长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诏金马门，稍得亲近。
从以上事迹看，东方朔的行为确具有放纵性与无拘束性，也具有超越世俗性。也许由于东方朔的举止不同常人，所以《太平广记》卷六“东方朔”条所引《东方朔别传》等，已将他描述为一个岁星下降的谪仙人了。李白这里说“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显然对东方朔事迹非常熟悉，而且是从其具有放纵性、无拘束性与超越世俗性的角度体认东方朔的。李白诗中又说自己曾“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可以看出他有意将自己的举止和东方朔相比拟。考虑到此诗作于天宝二年在贺知章称李白为“谪仙人”之后，那么，李白对于“谪仙”的体认，应该更多地和传统意义上谪仙之含义接近。至于《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中“吾希风广成，荡漾浮世。素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遗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说自己是“三十六帝之外臣”，并谓之“实录”，所强调的正是其作为谪仙的“社会关系上的客体性、客寓性”。
那么，“谪仙”内涵的才华横绝超奇的新含义是如何出现的?这一含义，从现有的材料看，当与李白之被称为谪仙有关的。贺知章以“谪仙人”称李白，对于李白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不论是与李白同时代的人，还是后来有关李白的传记资料，在叙及李白时，都不会忘记李白的这一称号。唐人涉及李白谪仙称号的文字甚多，其中较重要的有杜甫、李阳冰、范传正、裴敬、孟棨、王定保等。下面将之作一排比，看看“谪仙”一词在与李白发生关联后，其意义的增生。
(1)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
(2)李阳冰《草堂集序》：
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谓公谪仙人。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
多言公之不得意。
(3)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
在长安时，秘书监贺知章号公为谪仙人，吟公《乌栖曲》云：“此诗可以哭鬼神矣!”时人又以公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朝列赋谪仙歌百余首。
(4)裴敬《李公墓碑》
或曰：太白之精下降，故字太白。故贺监号为谪仙，不其然乎?故为诗格高旨远，若在天上物外。神仙会集，云行鹤驾，想见飘然之状。
(5)孟棨《本事诗·高逸》：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
贺又见《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赠诗及焉。曲曰：“姑苏台上乌栖时，……”或言是《乌夜啼》。二篇未知孰是，故两录之。《乌夜啼》曰：“黄云城边乌欲栖……。”
(6)王定保《唐摭言》卷七“知己”：
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从(1)(3)条中，看不出贺知章是因李白的诗才而对之有“谪仙”之称的，其中所体现出的诗才与谪仙的关系，是平行而非因果，也就是说，李白是谪仙，诗也特别出色。(2)中则没有涉及谪仙与诗才的关系，只是说贺知章对之有谪仙人之称，大家对谪仙人的遭遇深表同情。(4)中谪仙与诗才属因果关系，因白为太白星之精下降，贺因有谪仙之称;因其为谪仙，“故为诗格高致远，若在天外”。(5)(6)中则是，贺因读其《蜀道难》，因为惊其诗才，故有“谪仙人”之称。这里“诗才”为因，“谪仙人”是果，与(4)又有所不同。
由此可见，李白谪仙人的称号与其诗才之间，可能有一个因果演变过程。由于李白作为诗人的声望，在后来越来越大，其诗格之高逸，令人既深感惊奇而又难于解释，因此，贺知章所赠予的“谪仙人”就与其诗才紧密联系起来了。到了孟棨、王定保那里，就成了贺知章因赏叹白诗而称其为“谪仙人”。这样，谪仙的含义，因李白之故，就在传统的放纵无拘束、客寓人间的暂居性、才能的超俗性等外，与诗才文才的特异有了更密切的关系。由于谪仙称号对李白形象与个性描述所具有的恰切传神性，后来李白对此称号也因而具有了独占性(1)。人们提到谪仙人时，李白以前有关谪仙的特点，逐渐被尘封忘记了，对谪仙人这一意象在脑海里的本能反映，就是诗人李白的形象，而人们对谪仙人李白的体认，又不外三点，即神情不凡、诗酒风流、文才出众(2)。这大致也是李白谪仙人称号出现后，中国人对谪仙特征的理解。但这已与唐前有关谪仙形象有了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由于谪仙人李白的出现，原来的谪仙观念已被重新改写增加了新的内涵。人们对它的认识与理解，已脱离了仙传文化的传统语境，而更多地带有了由李白所产生的直觉联想。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1) 关于李白的文化性格，友人查屏求在《盛唐名士文化沉沦与李白悲剧》(见其《从游士到儒士——汉唐士风与文风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文中有精彩论述，对笔者启迪良多，本文在思考角度上对其亦有所借鉴，谨申谢忱。
(2) “名士”一词，在先秦文献中已出现。如，《礼记·月令》：“季春之月……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见《十三经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又，《吕氏春秋·劝学》：“……此六人者，行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行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见《诸子集成》，上海书店，1986年7月)但以品格、个性及独特操守而在社会生活中发生重大影响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名士群体，则以东汉后期党锢之禁中的士人为最著。
(1) 《李白评传》，第38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
(2)李白《与韩荆州书》：“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谓：“李白在三十岁时，要‘历抵卿相’，与‘王公大臣’等交游，只有到西京去才有这种可能。这就肯定：李白在三十岁时断然去过一次西京。”参安旗《李白别传》第31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
(3)周勋初：《李白评传》，第37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
(1) 周勋初：《李白评传》，第27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
(2) 阎琦：《李白三至越中考索》，《唐代文学研究》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
(1) 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九、卷三，见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第83页，第16页，中华书局，2005年11月。
(1) 王谠：《唐语林》卷四，第129—1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6月版。
(1) 周勋初：《李白评传》，第10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
(1)李德裕《次柳氏旧闻》载云：“上始入斜谷，天尚早，烟雾甚晦。知顿使给事中韦倜，于野中得新熟酒一壶，跪献于马首者数四，上不为之举。倜惧，乃注以他器，引满于前。上曰：‘卿以我为疑耶?始吾御宇之初，尝饮，大醉损一人，吾悼之，因以为戒，迨今四十余年，未尝甘酒味。’指力士及近侍者曰：‘此皆知之，非绐卿也。’从臣闻之，无不感悦……”见《开元天宝遗事十种》，第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月。
(1) 松浦友久：《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第172页。刘维治、尚永亮、刘崇德译，中华书局，2001年10月。
(1) 松浦友久说：“仅就中国文学史而言，‘谪仙人’之名，只有在李白这里，才具有独占性、代表性。无疑，这一方面是因为李白自身在文学史上的代表性，而更本质的原因，则是‘谪仙人’的意象结构中，存在着与李白性格和诗风共通的要素(亲近性)。”在对这一段话注释时，他又指出：“也就是说，就‘谪仙人’词语自身而言，既非特别的独创，也非划时代的评语，但它作为李白传记论以及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概念之一，却具有大的意义。这不仅因为李白主要是诗人，而且因为在‘李白’和‘谪仙人’之间，存在着与各自本质有关的内在呼应。这一点有以下事实也可得到明证：有些词虽然是同一个李白的别号或自称，如‘青莲居士’和‘金粟如来’，却难以具备‘谪仙人’这样的划时代的影响力。”见氏著《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第172页。刘维治、尚永亮、刘崇德译，中华书局，2001年10月。
(2) 周勋初：《李白评传》，第39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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