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读书方法

2022-12-19 韩愈

  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一说怀州修武(今河南修武)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韩愈的读书方法,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韩愈《进学解》这是韩愈总结的读书方法。他把书籍归纳为两类:一是“记事者”,就是叙述事情的文章;一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

  韩愈《进学解》

  这是韩愈总结的读书方法。他把书籍归纳为两类:一是“记事者”,就是叙述事情的文章;一是“纂(zuǎn,编撰)言者”,就是讲述道理的文章。读前一种书,要能抓住要点;读后一种书,要能钩出精义。(“必钩其玄”,钩,探索;玄,精微之处。)

  我们需要读大量的书,要求全都记住,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读书的目的好比淘金。淘金有两种方式,一是矿石经过开采、粉碎、淘洗,一是石沙经过淘洗。

  这样产生出来的还是生金,再经过冶炼才成熟金。读书也有这样一个吸取精华的过程。首先要区分可以粗读的书和必须精读的书;即使需要精读的书,也要学会抓住关键、探索精义。提要钩玄的有效方法很多,例如摘要点,抄名言,加批注,写心得……。这就是大师们说的“要把厚书读薄“,把作者的书化成自己的“书”。

  今天,老师在课堂上引导我们归纳大意,复述故事,摘抄名句,总结要点等,课外要求我们写读书心得、好书推荐等,都是在培养我们提要钩玄的能力。今天我们用这样的方法读书,今后我们还要用这样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

  国学常识:韩愈简介

  韩愈诞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的长安,出生仅仅三年之后,他的父亲韩仲卿便去世了,自那时开始,幼年的韩愈便开始随长兄韩会生活,视兄嫂一如父母,并在韩会的辅导下读书学习。

  到七岁时,韩愈身上已经能体现出一种文学的天赋,所谓“七岁属文,意语天出”、“七岁好学,言出成文”,受到当时有名的文人萧存的赏识。

  大历十二年(777),韩会因在官场上受到牵连,被贬韶州刺史,韩愈也随韩会南迁。不幸的是,抵达韶州不久,韩会即因病去世。韩愈先随长嫂郑氏送葬于安阳,再一同避居江南,从处理丧事,到往返奔波、抚育子弟等一切重担,都被郑氏一人挑起,而其维持不易,自然可以想见。

  经济的重负使得韩愈早早成熟起来,当他十九岁时,便独身前往长安,要在仕途上有所进取。但与他所预料截然相反的是,自己不仅未能“一战而霸”,且连续参加三届考试均无成果。长安米珠薪桂,大不易居,而考试的挫折与对长嫂的愧疚,更使得他“蹉跎颜遂低,摧折气愈下”。然而他仍然勉力支撑,始终不肯效溜须拍马之辈四处活动。

  随后,他打道回府,在宣州住了一年,贞元七年(792)再度入京考试。这一次考试的主考官是兵部侍郎陆贽,他是中唐时期有名的骈文家。陆贽以骈文名世,同时对古文也极为在行,并尝试将古文文法融入骈文。韩愈虽然为了考试违心的习学骈文,真正偏好的却是古文风貌,所写文章恰投考官之好,终于一举得中。

  考中进士意味着韩愈获得了入仕资格,但要想真正得到官职,还要再经过一次吏部的考试。贞元八年(793)年,韩愈返回河阳老家与卢氏女完婚,并取得吏部博学宏词考试的资格,随即赴长安应试。

  这段时间里,韩愈曾尝试与官员交游,写过《与凤翔邢尚书书》、《应科目时与人疏》等文字,他有名的“相须”、“相资”之说就是在此时提出的。他的干谒书函,始终围绕着一个议题展开,那就是健全国家发现人才、引用人才的制度。

  在第一次博学宏词试中,韩愈在被中书省复审后驳下落选。这一则是因为他不肯效仿“浮嚣之徒”游于公卿之门,专事干谒的举动,二则是他的古文主张及文风依旧不能被接纳。随后的考试依然如第一次一样失败,韩愈生活的窘困也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马厌谷》、《苦寒歌》都是他在此时的作品。

  长安十年,未得一官,韩愈在愤懑忧伤的心情中回到河阳,与卢氏相守。乡居生活诚然清苦,却给了他思考的时间。这段时间中,他的思想开始真正涉足一些深刻的问题。贞元十一年(796)九月,他去往洛阳官员云集之处,想要看看是否能在那里得到一些机遇。从贞元十一年到贞元十八年,韩愈的仕宦生涯不过是两入军幕,在官职上没有什么大的起色。但他一生学问道德的理论基础,却是在此阶段打下的。著名的“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及《师说》、《答李翊书》等文章,都是他这段时间的成果。

  贞元十七年(801),韩愈再入京选官,得到祠部员外郎陆傪的引荐,授四门博士。四门博士是四门学的学官。这一职务,与韩愈“汲汲于富贵,以救世为事”的理想相去甚远,但他对工作也极为竭力尽心。当时,韩愈在京师已经有些名声,学校学生以外,慕名而来,求学问道者也往往有之。他有问必答,凡登门称弟子者,他一概不回避师徒名分,这又大悖于当时士子耻于求师的风气,因此招致许多非议。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的文名愈盛,由此升迁为监察御史。但当年即因上书《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被贬连州阳山。

  阳山处岭南穷荒之地,韩愈在当地关心教育,兴办学校,有许多惠民之政,甚至在他离去时,当地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名其子”。

  贞元二十一年(805),韩愈得到命令,离开阳山,于郴州等待新的任令——即江陵府法曹参军。这一职务实则属于职掌猥杂的俗吏,因此韩愈对此愤愤不平,极为不满。

  判司江陵未满七月,朝中的政局人事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韩愈感到有了回归长安的指望。到元和元年(806),他领到朝中“国子博士”的任命,至元和三年(808),正式担任此职。元和四年,改官都官员外郎,但他在任上因祠部事务与宦官发生激烈的斗争,随后为息事宁人,被改官为河南令。

  任河南令不足一年,韩愈在繁剧的政务中坚定地与不法军人斗争,兴教育,整顿风俗。元和六年(811),韩愈调任职方员外郎。自此时到元和十三年(818),韩愈一直在长安为官,达到他一生仕宦的顶峰。

  元和十四年,唐宪宗预备奉迎法门寺佛骨,这是宪宗朝最隆重的一次礼佛活动。历来坚持反佛的韩愈感觉无法坐视倾城的崇佛狂潮,于是上表切谏,即后世极为有名的《论佛骨表》。言语辛辣,充满轻蔑嘲讽。这篇上书恰恰是在佛骨已迎入长安,长安士庶的佛事活动达到最高潮之际写的,文中更有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一类的话,宪宗见书而盛怒,韩愈则因此被贬八千里外的潮州。

  被贬时,韩愈已在晚年,且体弱多病,又在荒僻之乡,境遇极苦。但他在任中勤于王事,忠于职守,去害除弊,安定百姓,兴办学校,培育人才。历代潮州官员中,在职仅半年的韩愈不过是来去匆匆的一个,但他在潮州人文史上的影响却是最大的,也是最为潮州百姓爱戴的。

  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被移袁州,次年十一月,又回到长安任职。长庆四年(824),他因病去世,在长安靖安里私第离开了人世,这一年,他五十七岁。

  唐宋八大家简介之韩愈的文学成就

  文学创作

  文学创作理论上: 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 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 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将他与杜甫并提,有杜诗韩文之称。

  诗歌创作

  他在诗歌创作上也有新的'探索。所谓以文为诗,别开生面,用韵险怪,开创了说理诗派的诗风。当然,他的诗也存在着过分散文化、议论化的缺点,对后代有不良影响。

  论说文

  韩愈在论说文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指为死者歌功颂德,在墓志铭中不论其功绩如何,一概夸大其词予以赞颂的行为)之作,当时已受讥斥。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马说》被选入初中课本。

  散文作品

  韩愈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①论说文,可分为两类,一是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如《原道》、《原性》、《原人》;另一类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明道倾向,但重在反映现实,作不平之鸣,而且不少文章有一种反流俗、反传统的力量,并在行文中夹杂着强烈的感情倾向,如最有代表性的《师说》、《马说》。

  ②杂文,与论说文相比,杂文更为自由随便,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通过设问设答的方式,反话正说,全文多用辞赋铺陈的手法排比对偶,行文轻松活泼。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③序文(即赠序),大都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 《送孟东野序》等。此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

  ④传记、抒情散文,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

  《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思想意义

  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他领导了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在散文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在诗歌创作方面,针对大历以来诗人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皎然《诗式》)的浮荡习气,往往涉于齐梁绮靡婉丽(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的诗风,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李白、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业绩,力图恢复盛唐气象。因此,他在诗歌创作上勇于创造,大胆革新,另辟蹊径,独树一帜,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成为中唐时期诗坛上一个影响较大的诗人。但是,一些文学史和有关韩愈研究的论著,以反映人民疾苦为评价韩愈诗歌的准则,也就是政治标准第一,因而认为韩愈反映现实的诗歌数量不多,没有像白居易那样继承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意义不大。如游国恩诸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有这样的意见:从创作实践来看,韩愈主要是继承李白的自由豪放,和杜甫的体格变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传统,独立开拓道路。和白居易着重继承杜甫现实主义精神有所不同。詹锳先生《唐诗》也是这样说的:在韩愈诗里也有些反映现实的。但这样的诗数量不多,而且往往和个人的不幸交织在一起,认识不够深刻。张燕瑾同志《唐诗选析》认为:韩愈的诗歌追求奇险,形成了宏伟奇崛和以文为诗的特色。但反映社会重大生活内容少,比较肤浅。类似的意见还有,这里不一一列举。我以为上述诸先生的论断值得进一步探讨。韩愈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在数量上不及杜甫和白居易,但反映人民疾苦不是评价作家作品的唯一标准,就韩愈而论,他的诗歌既有深切同情人民苦难,揭露统治集团罪恶的篇章,也有不少是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佳什,更有猛烈抨击佛、道二教危害之作,还有指斥当权者压抑人才,抒发怀才不遇的作品。这些都从不同方面较为深刻地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的重大生活,有强烈的战斗性,应该说也是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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