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与曾国藩看似毫无关系的两人，其实曾国藩对韩愈还是十分钦慕的。一起来看看吧。
“峨峨曾文正，崛起由湘乡。雄奇隘宇宙，独与韩公当”。这是刘乃晟在《张廉卿(裕钊)先生寿诗》里的两句话。曾文正，指的是曾国藩;韩公，即韩愈。这两句诗意在赞美曾国藩的古文可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相提并论，虽不无溢美之嫌，但也大致属实。
曾国藩何以能与韩愈相提并论?在表面现象的背后是不是有着某种必然的关联。当我冥心追溯，回到一百多年前的那段岁月，渐渐发现，在曾国藩的历史世界里，韩愈早已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他之所以被誉作“独与韩公当”，并非是一种随意而牵强的绾合。
据黎庶昌为曾国藩编撰的年谱，曾氏最早对韩愈的文章发生兴趣是在道光十五年(1835)其二十五岁的时候(这里指的应是韩愈的别集，因为韩愈的部分名篇佳作早已被各种选本反复收录，而各种选本大都为乡塾之用，用来指导学童习作，应付科举考试。因此，曾国藩熟读韩愈的个别文章应早于此时)。这时他虽中举，却在赴京会试中连年不售，不过有一个重要的收获是从此深嗜韩文，“慨然思蹑而从之”。自此，曾国藩对韩愈的追寻一发不可收回，并且从文到道，由学及身，韩愈成为曾国藩成长道路上的精神导师。
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自此入翰林院供职。在京师，曾国藩拜交了唐鉴等人，在学术上迈进了理学的大门，开始服膺程朱之学。不过，他在宗仰朱子的同时，亦时时将韩愈的教导置于座右，这与宋代之后研治理学的多数人物取径不同。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曾氏日记云：“自谓忠于为人，实已重外而轻内，且昧昌黎《知名箴》之训。”同年廿九日日记云：“予又病多言。昌黎云：‘默焉而其意已传。’哓哓胡为者，况其一无真知耶?”我知道，在朱熹眼里，韩愈不能算是知“道”之人，因为韩愈“未尝就其身心上讲究持守”，因而“终不免于文士浮华放浪之习，世俗富贵利达之求”。所以，后来的文士对韩愈一般只有文章上的景仰和经济事功上赞许，在人格的修养浸润上绝少提及。曾国藩虽并未将韩愈作为自己修身养德的最高楷模来朝夕奉拜，但能在这一方面提到韩愈已是与人迥异。
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升任礼部侍郎，发现在官署的西北角有一土地祠，里面供奉的正是韩愈。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座小庙里，处于正位的是韩愈，孔子却屈居旁侧了。曾国藩很不解，也很替韩愈感到不安，说先生你曾经非常羡慕颜回能够依归侍奉圣人，自己却没有机会得到夫子的耳提面命，如今，你们的位置怎么颠倒了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让韩愈能够心安理得地成为这里的常住居民，曾国藩在庙前焚香祝祷，将孔子木主焚烧，并写下了一篇《祭礼部韩公祠文》，其文有曰：
尼山纂经，悬于星日。衰周道溺，踵以秦灰。继世文士，莫究根荄。炎刘之兴，炳有扬、马。沿魏及隋，无与绍者。天不丧文，蔚起巨唐。诞降先生，掩薄三光。非经不效，非孔不研。一字之惬，通于皇天。上起八代，下垂千纪。民到于今，恭循成轨。予末小子，少知服膺。
从祭文可以看出，曾国藩对韩愈的评价如此之高，他自己很早就服膺韩子之学了。在咸丰九年(1859)四月的家书中，他告诫自己的儿子读书要有所拣择，又举韩愈等人作为榜样，并将韩愈称为“千古大儒”。对韩愈这样的态度，显然和以程、朱为首的宋儒有所参差，曾国藩敢于在理学的门庭之前翻个筋斗的勇气彻底显现出来。
韩愈比曾国藩年长一千零四十三岁，对曾国藩的影响主要还是通过“起八代之衰”的文章来实现。
曾国藩一生酷嗜韩愈之文，屡次在其家书、日记、诗文中提到韩文，如曾在家书中说：“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并且多次谈到读韩文的感受，认为韩文既有近于汉赋处，又有近于《诗经》处，能将孔、孟之义理，融于扬雄、司马迁之风格，因而，学韩文可以窥得六经之阃奥，得圣人之教于千载之下。
体察曾氏对韩文之钟情，莫过于读其《求阙斋读书录》。从此书可以看出，经他批阅的经部书籍有八种，史部六种，子部三种，集部二十九种，史部中最重视《史记》、《汉书》，集部中最重视《昌黎集》，评语最多。将纷繁的评语略为梳理，我们可以看出相隔千年之后，曾国藩对韩愈的惺惺之惜。
评《重答张籍书》：“二氏盛行中土六七百年，公以数篇文字斥之，遂尔炳如日星。识力之大，令千世人肃然起敬。”评《送王秀才序》：“读古人书，而能辨其正伪醇疵，是谓知言。孟子以下，程、朱以前，无人有此识量。”评《罗池庙碑》：“此文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评《柳子厚墓志铭》“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一段：“此段为俗子剽袭烂矣，然光气终自不灭。”
重要的是，曾国藩能够将对韩文的欣赏与自身的学术取向完美地结合，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那么，曾国藩的学术有什么特征呢?一言以蔽之，曰“士大夫之学”。何谓“士大夫之学”?南宋时期，在湖南为官的胡安国上书皇帝说：“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强调了“士大夫之学”应“言行相称”、“可济时用”，积极实践传统儒家的.经世致用理念。比曾国藩年长一岁的陈澧将“士大夫之学”和“博士之学”比较，强调“士大夫之学”以“大义”为主，应该“有益于身，有用于世”，而不是斤斤于饾饤琐碎。余英时在《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一文中，将“士大夫之学”比作“通识”，“博士之学”比作“专家”，并且说“曾国藩所向往、所实践的正是‘士大夫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