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读书之道

2022-09-07 韩愈

　　韩愈，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在文学上有着极高的造诣，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韩愈的读书之道，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韩愈的读书之道

　　《进学解》是韩愈任国子博士时所作，假托向学生训话，勉励他们在学业、德行方面取得进步。学生提出质问，他再进行解释，故名“进学解”。书中讲道，“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为勤矣。”这一论述集中而精辟地阐明了韩愈的读书方法。细细品来，的确能给我们不小的启发。

　　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

　　韩愈指出：“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记事者”在面对纷繁复杂的阅读材料时要善于提炼与概括，拎起其基本要旨，以便于理解与记忆；而“纂言者”要善于深入挖掘阅读材料中的深层意涵与内容实质，进而写出自己的认识与体会。在韩愈看来，读书不仅仅是一股脑地埋头苦读，在自己的头脑中机械地堆砌大量的阅读素材，而是要边读边思考，边读边记忆，在读中思考，在思考中记忆，不断增强对事物本质认识的能力，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这样，读书才能从“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的第一阶段进入到“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者焉，昭昭然白黑分矣……”的更高境界。韩愈认为，读书不是复制性地背诵“古圣贤人”的陈词滥调，不是对前人成果的沿袭剽窃，而是在汲取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韩愈在文学上具有较深造诣，造语生新，自成一家。这与他读书“手披目视，口咏其言，心惟其义”是分不开的。

　　贪多务得，细大不捐

　　正如韩愈自己所言，他以“读书著文”为“业”。既然读书是为了作文，那么文章的内容就必须丰富、充实。要想文章的内容丰富、充实，就必须有广博而扎实的知识，要想有广博而扎实的知识，就必须有大量的阅读。韩愈阅读的范围相当广博。他认为，掌握和积累更多的知识是基础，否则学业就难以达到精深的地步。“读书患不多”，读书应广泛涉猎，如果读书仅仅局限于儒家经传，那学业与知识面有些窄。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记载了韩愈“诸史百子，皆搜抉无隐”。韩愈认为，不但要读诸子百家的书，还要读一些史书，这样可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获得多方面、多领域的知识。正如韩愈在《答侯继书》中所言：“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韩愈更强调要牢牢掌握所读书中的知识，不管是大的方面的思想观点还是细节上的知识问题，都不宜随便将之抛弃，而须对所获得的知识转化为己有。

　　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韩愈读书是为了恢复儒学的“礼”“道”，弘扬循礼治国。因此，他主张倡导古文运动。他致力于整理古代典籍，以使世人明圣人之道。韩愈除了提供较为完整、准确的阅读范本之外，如对《荀子》《鹅冠子》《仪礼》等古代典籍进行了删校、辨伪的整理工作，他还详细提供了自己的阅读书目。为了实现他恢复儒学的远大志向，韩愈读书思想开明，不拘泥于儒家经典的阅读内容。韩愈把学“道”与学“辞”结合起来，旨在为文明道。显然，这对于扭转六朝以来浮华空虚的骈体文有着重要作用。在整理古籍等倡导古文运动的过程中，韩愈不畏艰辛，脚踏实地。正如他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

　　在他那个时代，韩愈以读书学习为突破口，为扭转六朝以来浮华空虚的学风、文风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值得称道。

　　拓展阅读：韩愈《原道》

　　按：自东汉以来，道丧文敝，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苏子瞻《潮州庙碑》）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宋、齐、梁、魏、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墨，则入于老；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鉏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唿！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唿！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与王，其号名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

　　《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丝麻；其居宫室；其食粟米、蔬果、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韩愈简介

　　韩愈诞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的长安，出生仅仅三年之后，他的父亲韩仲卿便去世了，自那时开始，幼年的韩愈便开始随长兄韩会生活，视兄嫂一如父母，并在韩会的辅导下读书学习。

　　到七岁时，韩愈身上已经能体现出一种文学的天赋，所谓“七岁属文，意语天出”、“七岁好学，言出成文”，受到当时有名的文人萧存的赏识。

　　大历十二年（777），韩会因在官场上受到牵连，被贬韶州刺史，韩愈也随韩会南迁。不幸的是，抵达韶州不久，韩会即因病去世。韩愈先随长嫂郑氏送葬于安阳，再一同避居江南，从处理丧事，到往返奔波、抚育子弟等一切重担，都被郑氏一人挑起，而其维持不易，自然可以想见。

　　经济的重负使得韩愈早早成熟起来，当他十九岁时，便独身前往长安，要在仕途上有所进取。但与他所预料截然相反的是，自己不仅未能“一战而霸”，且连续参加三届考试均无成果。长安米珠薪桂，大不易居，而考试的挫折与对长嫂的愧疚，更使得他“蹉跎颜遂低，摧折气愈下”。然而他仍然勉力支撑，始终不肯效溜须拍马之辈四处活动。

　　随后，他打道回府，在宣州住了一年，贞元七年（792）再度入京考试。这一次考试的主考官是兵部侍郎陆贽，他是中唐时期有名的骈文家。陆贽以骈文名世，同时对古文也极为在行，并尝试将古文文法融入骈文。韩愈虽然为了考试违心的习学骈文，真正偏好的却是古文风貌，所写文章恰投考官之好，终于一举得中。

　　考中进士意味着韩愈获得了入仕资格，但要想真正得到官职，还要再经过一次吏部的考试。贞元八年（793）年，韩愈返回河阳老家与卢氏女完婚，并取得吏部博学宏词考试的资格，随即赴长安应试。

　　这段时间里，韩愈曾尝试与官员交游，写过《与凤翔邢尚书书》、《应科目时与人疏》等文字，他有名的“相须”、“相资”之说就是在此时提出的。他的干谒书函，始终围绕着一个议题展开，那就是健全国家发现人才、引用人才的制度。

　　在第一次博学宏词试中，韩愈在被中书省复审后驳下落选。这一则是因为他不肯效仿“浮嚣之徒”游于公卿之门，专事干谒的举动，二则是他的古文主张及文风依旧不能被接纳。随后的考试依然如第一次一样失败，韩愈生活的窘困也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马厌谷》、《苦寒歌》都是他在此时的作品。

　　长安十年，未得一官，韩愈在愤懑忧伤的心情中回到河阳，与卢氏相守。乡居生活诚然清苦，却给了他思考的时间。这段时间中，他的思想开始真正涉足一些深刻的问题。贞元十一年（796）九月，他去往洛阳官员云集之处，想要看看是否能在那里得到一些机遇。从贞元十一年到贞元十八年，韩愈的仕宦生涯不过是两入军幕，在官职上没有什么大的起色。但他一生学问道德的理论基础，却是在此阶段打下的。著名的“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及《师说》、《答李翊书》等文章，都是他这段时间的成果。

　　贞元十七年（801），韩愈再入京选官，得到祠部员外郎陆傪的引荐，授四门博士。四门博士是四门学的学官。这一职务，与韩愈“汲汲于富贵，以救世为事”的理想相去甚远，但他对工作也极为竭力尽心。当时，韩愈在京师已经有些名声，学校学生以外，慕名而来，求学问道者也往往有之。他有问必答，凡登门称弟子者，他一概不回避师徒名分，这又大悖于当时士子耻于求师的风气，因此招致许多非议。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的文名愈盛，由此升迁为监察御史。但当年即因上书《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被贬连州阳山。

　　阳山处岭南穷荒之地，韩愈在当地关心教育，兴办学校，有许多惠民之政，甚至在他离去时，当地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名其子”。

　　贞元二十一年（805），韩愈得到命令，离开阳山，于郴州等待新的任令——即江陵府法曹参军。这一职务实则属于职掌猥杂的俗吏，因此韩愈对此愤愤不平，极为不满。

　　判司江陵未满七月，朝中的政局人事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韩愈感到有了回归长安的指望。到元和元年（806），他领到朝中“国子博士”的任命，至元和三年（808），正式担任此职。元和四年，改官都官员外郎，但他在任上因祠部事务与宦官发生激烈的斗争，随后为息事宁人，被改官为河南令。

　　任河南令不足一年，韩愈在繁剧的政务中坚定地与不法军人斗争，兴教育，整顿风俗。元和六年（811），韩愈调任职方员外郎。自此时到元和十三年（818），韩愈一直在长安为官，达到他一生仕宦的顶峰。

　　元和十四年，唐宪宗预备奉迎法门寺佛骨，这是宪宗朝最隆重的一次礼佛活动。历来坚持反佛的韩愈感觉无法坐视倾城的崇佛狂潮，于是上表切谏，即后世极为有名的《论佛骨表》。言语辛辣，充满轻蔑嘲讽。这篇上书恰恰是在佛骨已迎入长安，长安士庶的佛事活动达到最高潮之际写的，文中更有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一类的话，宪宗见书而盛怒，韩愈则因此被贬八千里外的.潮州。

　　被贬时，韩愈已在晚年，且体弱多病，又在荒僻之乡，境遇极苦。但他在任中勤于王事，忠于职守，去害除弊，安定百姓，兴办学校，培育人才。历代潮州官员中，在职仅半年的韩愈不过是来去匆匆的一个，但他在潮州人文史上的影响却是最大的，也是最为潮州百姓爱戴的。

　　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被移袁州，次年十一月，又回到长安任职。长庆四年（824），他因病去世，在长安靖安里私第离开了人世，这一年，他五十七岁。

　　韩愈文学成就

　　文学创作

　　文学创作理论上：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将他与杜甫并提，有杜诗韩文之称。

　　诗歌创作

　　他在诗歌创作上也有新的探索。所谓以文为诗，别开生面，用韵险怪，开创了说理诗派的诗风。当然，他的诗也存在着过分散文化、议论化的缺点，对后代有不良影响。

　　论说文

　　韩愈在论说文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指为死者歌功颂德，在墓志铭中不论其功绩如何，一概夸大其词予以赞颂的行为）之作，当时已受讥斥。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马说》被选入初中课本。

　　散文作品

　　韩愈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①论说文，可分为两类，一是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如《原道》、《原性》、《原人》；另一类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明道倾向，但重在反映现实，作不平之鸣，而且不少文章有一种反流俗、反传统的力量，并在行文中夹杂着强烈的感情倾向，如最有代表性的《师说》、《马说》。

　　②杂文，与论说文相比，杂文更为自由随便，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通过设问设答的方式，反话正说，全文多用辞赋铺陈的手法排比对偶，行文轻松活泼。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③序文（即赠序），大都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此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

　　④传记、抒情散文，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

　　《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思想意义

　　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他领导了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在散文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在诗歌创作方面，针对大历以来诗人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皎然《诗式》）的浮荡习气，往往涉于齐梁绮靡婉丽（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的诗风，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李白、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业绩，力图恢复盛唐气象。因此，他在诗歌创作上勇于创造，大胆革新，另辟蹊径，独树一帜，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成为中唐时期诗坛上一个影响较大的诗人。但是，一些文学史和有关韩愈研究的论著，以反映人民疾苦为评价韩愈诗歌的准则，也就是政治标准第一，因而认为韩愈反映现实的诗歌数量不多，没有像白居易那样继承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意义不大。如游国恩诸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有这样的意见：从创作实践来看，韩愈主要是继承李白的自由豪放，和杜甫的体格变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传统，独立开拓道路。和白居易着重继承杜甫现实主义精神有所不同。詹锳先生《唐诗》也是这样说的：在韩愈诗里也有些反映现实的。但这样的诗数量不多，而且往往和个人的不幸交织在一起，认识不够深刻。张燕瑾同志《唐诗选析》认为：韩愈的诗歌追求奇险，形成了宏伟奇崛和以文为诗的特色。但反映社会重大生活内容少，比较肤浅。类似的意见还有，这里不一一列举。我以为上述诸先生的论断值得进一步探讨。韩愈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在数量上不及杜甫和白居易，但反映人民疾苦不是评价作家作品的唯一标准，就韩愈而论，他的诗歌既有深切同情人民苦难，揭露统治集团罪恶的篇章，也有不少是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佳什，更有猛烈抨击佛、道二教危害之作，还有指斥当权者压抑人才，抒发怀才不遇的作品。这些都从不同方面较为深刻地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的重大生活，有强烈的战斗性，应该说也是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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