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岳阳楼记》看范仲淹的士人情怀

2024-09-21 范仲淹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的代表作。《岳阳楼记》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写，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扩大了文章的境界。

　　从《岳阳楼记》看范仲淹的士人情怀

　　内容摘要：范仲淹出身于封建的士大夫阶层，其传世名作《岳阳楼记》所反映的正是这一阶层的济世情怀。此文今天读来，在惊叹其文字精美之余，其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极致的济世精神，仍不能不让我们汗颜。对比当今物质生活已非常丰富的现代人来说，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关键词：作者其人文章其魂省省吾身振振后人

　　一.先看看作者其人

　　文如其人，读文章不可不看作者，散文是作者心迹的真实流露。文学批评家谢有顺在《笔墨从一个人的胸襟里来》一文中说：“散文作为一种自由主义的文体，是最做不得假，最能照见作者容貌心思的”[1]。梁实秋也在《论散文》中说：“散文是没有格式的，是最自由的，同时也是最不易处置的。因为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在其散文里绝无隐饰的可能。提起笔便把作者的整个性格纤毫毕现地表现出来”[2]。

　　范仲淹不但是一个文学家，还是一个思想家、教育家和军事家。他自大中祥符八年(即1015年)中进士，后来升至枢密使。以资政殿大学士的身份为陕西四路宣抚使，守边数年。面对武备松弛，素质极差的北宋军队(这是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留下的恶果)，范仲淹整顿军纪，选贤任能，训练民兵;在战略上他构筑防御工事，建起一个连一个的堡寨，令西夏狼兵不敢来犯。西夏狼兵互诫曰：“范公胸中有百万甲兵，公在日，不敢犯”。他还组织农耕，深得百姓喜爱，被呼为“龙图老子”。范仲淹以文士之身，率兵戍边，以战略家的作为而成武卫之功，最终与西夏达成“庆历和议”，换来半个世纪的边关和平，不失为一个思想家和军事家。在这当中，他还培养出狄青等一大批名将和助手，所以也是一个出色的教育家。

　　范仲淹不但有自己的思想追求，还是一位政治家，他与欧阳修、韩琦等进行政治改革，大搞“庆历新政”，结果因得罪宰相吕夷简而被贬江西。这一次不但妻子病死，自己也身患肺病，而正是在这一艰难的时期，他却写出了著名的《岳阳楼记》。此文一出，便被世人争相传诵，誉为“岳阳四绝”之一。享文学家之誉也就当之无愧了，死后也谥为“文正”。

　　二.再赏赏文章其魂

　　《岳阳楼记》全文368字，却写出了“喜不忘忧，悲不失志”的士人情怀，集叙述、描写、抒情和议论于一体。

　　在叙述上简洁明快：开头短短的50字，便把记叙文的要素写透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仅8个字便把滕子京的政迹写活了。

　　在描写上虚实兼备：“衔远山，吞长江”写的是虚;“北通巫峡，南极潇湘”写的是实。“霪雨霏霏”与“春和景明”写的是想象;岳阳楼增旧制，临洞庭写的是现实。

　　在抒情上，以景带情，以情托景，十分自然。

　　在议论上更是奇特，情到而论发，以点睛之笔总括全文，毫无牵强造作，矫情夸张之感觉：写霪雨霏霏，为的是表“去国怀乡”之悲情;写春和景明，为的是述胸中追求之喜意。而这一悲一喜又只是为抒仁人之情――不以物喜，不以已悲，是进亦忧，退亦忧。而抒仁人之情其实是为壮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志。整篇文章一环紧扣着另一环，简洁而自成系统，增一字则觉多，减一字则觉少，堪称散文之典范。

　　三.后省省吾人自身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即《共产党宣言》的誓词亦不过如此，但范公此志却早了八百年。一千多年前的范仲淹确实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这是儒家入世精神所造就的极致的士人，他们自觉自我的要求，作为当今的知识分子确实汗颜不已。范仲淹两岁丧父，母亲改嫁他人，为学习，范仲淹跑到山中的寺庙里去苦读，每天里就煮一瓦钵粥，放凉后分成四块，早晚加点咸菜吃两块就算一顿，如此过日子，他却毫不在乎，怡然自得。长大后，远离家乡到应天府书院求学，同学见他生活清苦，日日食粥，便做些好吃的食物送给他，谁知他竟然拒绝不要，理由是怕现在吃了好的，以后就吃不得苦。也正因为如此，范仲淹戍边时才能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独守孤城：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见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

　　再看看当今的现实社会，这种有着济世情怀的士人是少而又少，甚或于无了。即便对范仲淹，人们不理解，甚至会有人说他“矫情”。以致于钱学森离世前曾有此一问：为何我国当代不出大师!徐锋在2011年9月26日《广州日报》撰文分析缺少大师的原因：一是社会浮躁病毒的侵染，一些科研人员变得急功近利;二是考核制度的压力，只求出成果，堆数量;三是把学术与权术联系起来[3]。甚至有教授说“全心投入教学是种毁灭”(见2011年5月22日《长江日报》)

　　所以当今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更应重读《岳阳楼记》，认真学学范文正公的士人情怀。2013年12月7日《广州日报》在第一纸上提出“我们需要怎样的知识分子”的思考，试图解开“士的价值困惑”。作者李芳指出：“‘士’的价值，是自我内在磨练，而非闪耀的外在标签”。“既然选择了学术研究这一行，就理应承担起经济上的贫瘠和待遇上的冷淡，着眼点永远是家国、民生，绝不应该仅为一己的生活或者本阶层的生存状况奔走呼吁”。被称为“最后一个国学大师”的钱穆先生生前也曾对他的夫人讲过：“自古以来的学人，很少有及身而见开花结果的……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来支持自己向前，静待时间的考验，故其结果往往要在身后”。

　　四.最后立立“士”之风范――振振后人

　　纵观范仲淹的一生，其“士”人的风范，可以用如下四点来概括，堪为我辈后人学习之典范。

　　其一曰：谋道不谋食――甘于淡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曾说过：咬得菜根，百事可为。孔夫子也对“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赞叹不已――“贤哉，回也”。即使是千古名相诸葛亮也说：“淡泊可以明志”。所以说“君子甘于淡泊”是很难得的。《庄子秋水》第十七篇记载：庄子正在濮水上钓鱼，有两个楚王的使者来拜访，说“我们的大王想把国事托付给你，先生愿意下山吗”?庄子说道：“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了三千年了，它的骨头还被放在宗庙里做占卜用。你说，它宁愿送了性命，留下骨头让人尊贵好呢?还是宁愿活着在烂泥里打滚好呢?”“它一定愿意在烂泥里打滚”庄子说：“那你们可以回去了，我还是拖着尾巴在烂泥里打滚的好”。这就是一种境界，为了世俗的尊贵和权利而丧失自己的本性，这是最大的迷惑，甘于淡泊，就是明了自我的本性，不为世俗名利所左右。甘者，是心甘情愿，毫无委屈的感觉，是一种自觉，是一种追求的境界。而范仲淹是真真正正地做到了这一点：日食一粥，清苦如此，却怡然自得，毫不在意。　　其二曰：修德不修禄――不阿权贵。名士自有名士的风格，从三国的弥衡击鼓骂曹，唐朝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到现代的国学名家梁漱溟宁死不批孔，都反映了这一点：不阿权贵。也印证了季羡林老先生的那句话：骨头要硬，心肠要软。士之所以“名”是因为其心中有所坚持和操守。春秋时期有伯夷、叔齐宁死不食周粟;抗战时期有朱自清宁死不买日货，都表现了这一种不屈的风格。明朝“仁宣盛世”中“三杨内阁”的首辅杨士奇，与范仲淹一样，岁半丧父，随母漂泊，途中宁弃行李，而怀中始终带着《大学》，随处诵读，后来母亲改嫁姓罗的高官而被迫改姓罗，八岁那年，罗家祭祖，士奇却另寻别处撮土为香，跪拜生父，此举被后父发现，十分感慨，叹曰：你才八岁，却能寄人篱下而不坠其志，不忘其祖，将来必成大器，你不必改姓了。范仲淹与杨士奇一样的遭遇，一样的有志气，小小年纪便不依附于人，独自在深山苦读。长大出士后，同样不畏权贵，在“庆历新政”中，他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即使被逐出朝堂也绝不屈服，范文正不愧为文正，“文”是他的才华，“正”是他的操守。而这一点正正是当今人士所缺失的。多少人因为“名”而出卖了自己的原则，因为“利”而舍弃了自己的肉体与灵魂。

　　其三曰：为国不顾身――牺牲小我。“苟为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这是当年林则徐择张居正句送给左宗棠的一副对联。这一副对联反映了历代名士的那种为国为民，随时准备牺牲自我的精神。记得于谦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等若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我们再看着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也一样可以看出他的牺牲精神。尽管被欧阳修笑他是个“穷寨主”，但他临危受命，以文士之身而担任军中统帅，面对虎狼之兵，置生死于度外，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其四曰：敢表真性情――自然真我。鲁迅先生曾说“无情未必真豪杰”。真名士也一样是敢爱敢恨的人。在这一点上范仲淹也做得毫不逊色，他以官宦之身，放下身段，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心中所爱。范仲淹被贬江西鄱阳期间，妻子不幸亡故，独身的范仲淹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却与一青楼女子恋爱了，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动了真性情。即使是被调往边关打仗的时候，在军旅生活的百忙之中，他仍然要写信回鄱阳：“江南有美人，别后长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还不忘送上一盒上好的胭脂。最后甚至动用自己的人情和关系，替这位姑娘赎身落籍。再看他的《御街行秋日怀旧》：“纷纷堕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眼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这位已过中年的大叔，在宋朝“存天理，灭人欲”的大环境中，还有如此缠

　　绵妥贴的爱，确属万难之举。与当

　　今宁在宝马车上哭，不在自行车上笑，婚姻一定要“高富帅”，一定要“白富美”的现象相比，情操之高下，自然是天渊之别了。

　　最后谨以范文正公之语为本文作结：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微斯人，吾谁与归。

　　参考文献

　　[1]谢有顺.笔墨从一个人的胸襟里来――以散文写作为例[J].扬子江评论，2006年01期.

　　[2]梁实秋.论散文[J].新月，1928年01(8)期

　　[3]徐锋.屠呦呦的成功偶然中带有必然[N].广州日报，2011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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