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不仅贯穿于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贯穿于他的一生。对后人形成关注国家命运的爱国主义情感有着深远的意义。
杜甫的一生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动荡和人间苦难，阅尽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公正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与最底层人民一起颠沛流离，休戚与共。他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不仅贯穿于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贯穿于他的一生。对后人形成关注国家命运的爱国主义情感有着深远的意义。时至今日，仍然滋养着华夏儿女的精神世界。
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奉儒守官 家学渊源
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 儒家“入世”、“有为”的进取精神从小便对他产生影响，并终其一生。“忠君”、“爱民”的爱国思想也深入骨髓，成为其诗歌中体现的忧患意识的内在动因，也成为诗人漂泊艰辛的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
他7岁即开始学诗，15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的重视。20岁以后，他到江南的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未被录取。又于次年到齐赵一带漫游。在这两次漫游里，他饱览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 南和山东的文化，开阔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天宝三载(744)，他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二人畅游齐鲁，结下友谊。次年秋，杜甫将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 这时唐王朝还算强盛，仓廪相当充实，可是玄宗开始好大喜功，开拓边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社会上已经隐伏着不安定的危机。年轻的杜甫对此有所预感，但并未正视。他过着登山涉水、高歌游猎、“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浪漫生活，但也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其时诗作虽有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样不同凡响的作品，但总的说来，没有超越杜审言那一时期名诗人的水平。
二、“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体擦民情 休戚与共
天宝五载(746)，杜甫到长安，想求得一官半职，有所建树。次年，玄宗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中书令李林甫阴谋破坏，应试者没有一人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成三篇“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的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也都毫无结果。被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过着“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的穷愁潦倒生活。最后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也未能改变“尝困于衣食”的处境。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陪伴他们诗酒寓游，取得少许资助。同时，也结交与他同样贫困的朋友，广泛地接触劳动人民。天宝十一载以后，他写出《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不朽的名篇。由《兵车行》开始形成贯穿一生的忧患意识：“车鳞磷，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字字句句都是对统治阶级穷兵默武的谴责，对广大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同情。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己!”批判的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战争导致了国内生产力的衰减和人民的穷苦。“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为无辜的死者鸣不平。他关注社会现实，对国家现状进行思考。他的忧患意识也由个人前途的忧虑转为对国家民生的忧虑。给当时的诗歌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达方法。
他在自己“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诗人不仅从多方面表现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达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 “谁能叩君门，下令减租赋!”、“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并对他们寄寓深切的同情。
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上悯国难 下痛民穷
天宝十四年(755年)，深受玄宗器重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安史之乱爆发。十余万叛军，从幽州一路南下，攻城掠地，直指长安，从内部给唐朝捅上狠狠的一刀。次年，潼关失守。杜甫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便把家属安置在城北的羌村，只身北上，投奔灵武。不幸被叛军截获，送往长安。看着京城一片荒凉，生灵涂炭，听着唐军两次反攻全军覆没的消息，满腔悲愤，写出了《悲陈陶》、《悲青坂》、《春望》等诗，唱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悲歌，感时伤世。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不久因为疏救房�，触怒肃宗，竟遭到审讯。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视旧居，归途上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写出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六首，后人简称为 “三吏”、“三别”。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来说，“三吏”、“三别”并非只是揭露兵役黑暗，同情人民病苦的讽刺诗，同时也是爱国的诗篇。他一方面对劳动人民遭受“安史之乱”被迫服役的惨状哀痛不已，另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安危又鼓励人们奔赴前线杀敌卫国：“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在安史之乱期间，他大声疾呼：“猛将宜尝胆，龙泉必在腰!”、“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杀敌报国的心情跃然纸上。他鼓励朋友们 “临危莫爱身”，坚信“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上悯国难 下痛民穷。
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超越自身 兼济天下
从肃宗上元元年(760) 至代宗大历五年(770)，杜甫在蜀中8年，在荆、湘3年。过着“饥借家家米，愁征处处粮”的漂泊生活。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但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 在自己的茅屋被风雨摧毁时，他想到的是只要“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悲天悯人的情怀，超越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在他极少“达”过的一生，贯穿如一。无论穷达，他始终都要兼济天下。强烈的忧国忧民责任感已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
宝应二年(763)春，延续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惊喜欲狂，脱口唱出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以为社会安定有望，自己也有希望回到洛阳。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五、“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病体沉疴 家国为念
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忽然死去，杜甫失去凭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九月到达云安，因病不能前进，直到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大历元年(766)秋作于夔州(今四川省奉节县)的《白帝》：“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峡雷霆斗，翠木苍藤日月昏。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描写白帝城暴风骤雨的景象，给读者展现一幅凄凉萧索，满目疮痍的秋原荒村图。通过这样的环境的描写，表现了杜甫对国家动荡，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沉郁的忧愁与哀思。在飘零的人生旅途中，杜甫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凝视着流血流泪的人民，内心无限悲哀。流露出与生俱来的忧国忧民不忧己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
其间，杜甫健康情况越来越坏，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等不断缠绕他。再加上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他便在大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峡。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居无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在船上度过。大历五年冬于贫病交加中死于湘江舟中，终年59岁。“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 临死前，他仍在忧虑，在《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中还有“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诗句。虽病体沉疴，仍以家国为念。
杜甫的诗里也有一些表达亲情友情和对自然热爱之情的作品。《月夜》、《月夜忆舍弟》以及“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等等，代表了杜甫另一面，他不只有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对小生灵的热爱和对家人朋友的挂念。
杜甫生逢安史乱前的全盛时期，目睹了危机潜藏但仍繁华豪奢的开元盛世，在安史乱中颠沛流离，亲身体验了战乱给民众带来的血泪苦难，中晚年又目睹了唐王朝衰落的开始。他的诗歌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忧心，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他的忧患意识家国情怀是他对自己国家高度的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对后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岳飞“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都是这种忧患意识的延续。读来令人热血沸腾，激发出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这些人文精神正是构建和谐社会不竭的精神力量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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