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政治、咏史诗中的忧患意识

2024-10-11 李商隐

　　导语：忧患是中国古典诗词的基调。在李商隐的政治诗、咏史诗中，诗人忧心国运，感时伤世，关心民生疾苦，秉笔直评朝政，为江河日下的大唐王朝寻求兴衰治乱之道，体现了诗人忧国、忧君、忧民、忧己的忧患意识。下面我们进一步来了解李商隐其人其诗。

　　从李商隐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的雄心壮志，“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的豪迈激情， “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 (《幽居冬暮》)的感慨，以及“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 (《无题》) 抱负难展的遗憾。诗人一生虽“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崔珏《哭李商隐》)，但关注国事、殷忧时世的精神，却一直贯穿到他生命的终点，闪烁着诗人的忧患意识。

　　一、“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忧国

　　李商隐一生只活了四十六岁，却经历了唐代的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个朝代。从唐敬宗和唐文宗时期开始，大唐王朝出现了明显的衰败之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肉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晚唐政治的腐朽黑暗：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纷争，战乱屡起，赋税沉重，民间空竭。统治集团的腐败，已使唐王朝陷入了无法挽救的危机之中。面对这样的严峻现实，眷怀国事、希冀振兴的李商隐忧心如焚。

　　诗人为藩镇割据、宦官擅权误国而忧。藩镇割据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还会导致国家分裂。诗人对其深恶痛绝，把它喻为晚唐社会的“疮疽”，在诗中做大胆的揭露和批评。“荒村倚废营，投宿旅魂惊”(《淮阳路》)，战乱中，人们只能投宿荒村旅店，却总是惊魂不定，揭示藩镇叛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稻粱尤足活诸雏，妒敌专场好自娱。可要五更惊稳梦，不辞风雪为阳乌?” (《赋得鸡》)诗人把割据称雄者比做不愿报晓的“鸡”，揭露他们不为国效力，攫取私利而不顾人民死活。《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将军大旆扫狂童，诏选名贤赞武工” ，诗人把藩镇比做 “狂童”，大力赞颂李将军“扫狂童”的大无畏精神;“鱼游沸鼎知无日，鸟覆危巢岂待风”，把妄图分裂国家的刘稹斥责为“沸鼎”中垂死挣扎的“游鱼”、“危巢”中的鸟雀，轻蔑地预言了他们的下场。“将来为报奸雄辈，莫向金牛访旧踪”(《井络》)，诗人指出割据者必然败亡的命运。在《韩碑》一诗中，诗人充分肯定了韩愈《平淮西碑》的正确立意，热烈歌颂裴度平定淮西吴元济的战争，称裴度为“圣相”，斥淮西五十载之割据为“封狼”、“罴”。此诗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诗人赞颂宪宗和裴度，实际是赞美武宗和李德裕，以此强调君相协力、坚决伐叛的重要性，这在当时有现实指导意义。这些诗态度鲜明，感情强烈，表现了诗人反对分裂割据，维护祖国统一的正义立场。

　　甘露之变是历史上有名的宦官乱政事件。唐文宗大和九年十一月，文宗为了打击宦官的势力，重用李训、郑注，并设计以观看金吾卫衙中石榴树上所降甘露为由，准备将宦官一举围而杀之。结果计划失败，反被宦官以此为借口，大开杀戒，“诸司从吏死者六、七百人”，自此宦官气焰旺盛，文宗受制于家奴。当时朝廷上下大都不敢直言政局，李商隐却在此时写了《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和《哭虔州杨侍郎》，指出李训、郑注虽已被诛灭，但深受李训、郑注迫害的萧侍郎、杨虞卿的冤屈却没有能伸张，讥讽文宗懦弱无能。“阴骘今如此，天灾未可无”，指出再度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团，仍使天下不得宁日的愤恨，显示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有感二首》以石勒有异志，将为患天下比拟郑注，对李训、郑注借诛除宦官而进行的政治投机予以揭露。诗从兴衰治乱的高度，把炙手可热的宦官斥为“凶徒”，大胆揭露他们大事株连，滥杀无辜，挟制皇帝，篡权乱政的罪行和凶残横暴的面目。当听说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三次上书朝廷，指斥宦官的罪行，表示“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⑦时，李商隐激动地写下了《重有感》，对刘从谏的行动积极支持。“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诗人以东汉窦融效力光武帝比拟刘从谏，以东晋陶侃杀死谋反的苏峻来号召节度使们仗义助君，铲除宦官恶势力，末句“早晚星关雪涕收”，透露出诗人忧心如焚的爱国热情。总之，李商隐作为一介书生，敢在宦官横行之时，以其诗心铁胆，不顾个人安危，评论现实，抨击宦官，实皆植根于维护朝廷、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

　　诗人为唐王朝的日渐衰落而忧。在诗人的政治诗中，充满着一种国难深重的危机感。《曲江》 “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通过今昔对比，道出了诗人深为大唐王朝升平不返、荆棘铜驼的没落趋势而忧心忡忡。诗人为国忧边：“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杜工部蜀中离席》);也为国家复兴无人而感慨：“咸阳原上英雄骨，半向君家养马来”(《浑河中》)，“虏骑胡兵一战摧，万灵回首贺轩台。天教李令心如日，可要昭陵石马来”(《夏京》);更为国运而忧：“巍巍政事堂，宰相厌八珍。敢问下执事，今谁掌其权?疮疽几十载，不敢抉其根”(《行次西郊作一百韵》)，诗人鲜明尖锐地揭露了唐王朝的深重危机，像藩镇、宦官这类势力已经很难拔除;“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咏史》)，诗人借古喻今，说明唐朝大势已去，“玉垒经纶远，金刀历数终”(《武侯庙古柏》)，即使有像武侯这样的杰出人物，也难以挽回。如此种种深切的关注与哀叹，体现了诗人对国运难以逆挽的感伤和忧心如焚的爱国之情。

　　二、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忧君

　　在一个封建国家中，皇帝是国家和民族的代表，王朝的兴衰更替同最高统治者有密切联系。和其他封建文人一样，李商隐深有“忠君爱国”的思想，“自叹离通籍，未尝忘叫阍”(《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 ， “安危须共主君忧” (《重有感》)，并把“欲回天地”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然而，晚唐社会走向没落，纸醉金迷的社会风气江河日下，诗人预感到唐帝国的沉沦无力可挽而忧心忡忡。

　　诗人为统治者的昏淫误国而忧。李商隐所经历的几个皇帝如唐穆宗、唐敬宗都是十分荒淫昏庸的统治者。即使唐武宗这样在政治上稍有作为的皇帝，也生活荒淫、宠幸女色无度。因此诗人把矛头指向了历代昏淫误国诸帝，他希望借助咏史传达自己用心良苦的微言大义，达到影响人心，改良朝政的目的。“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富平少侯》)，此诗讥讽史称“游幸无常，昵比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⑧的敬宗李湛。“七国三边”明明可忧，竟不知忧，诗人用“莫愁”冷讽少年袭位的皇帝肆意奢靡淫乐，昏愚不恤国事，大祸临头尚不自知。“四郊多垒在，此礼恐无时”(《寿安公主出降》)，诗人借“送王姬”的“礼”，对文宗的屈辱妥协进行了讽刺和尖锐的批评。《隋宫》(七律)：“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荒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诗中将隋炀帝杨广纵情游乐与李渊灭隋掌玺二事联系在一起，显示了穷奢极欲与亡国的必然联系，看后令人极为惊警。《马嵬二首》其一：“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深讽玄宗重色误国、自取其殃。其二：“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挖苦玄宗沉迷女色、荒废朝政以至兵祸骤降、宠妃难保。《有感二首》：“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批评皇帝的昏庸懦弱。结尾“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暗讽文宗早已忘了历史教训，依然又过着歌舞升平的日子，可见诗人忧心之痛。《贾生》：“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讥讽汉文帝不能识贤、用贤，重鬼神而不问苍生，诗篇命意已超出历来咏贾谊事迹的个人得失荣辱考量，而上升到忧国伤时的更高精神关怀。

　　诗人为统治者求仙误国而忧。晚唐的许多皇帝，都迷信神仙，求仙问丹，妄求长生，不事朝政，诗人在诗中对此进行了讽刺。《华岳下题西王母庙》：“神仙有分岂关情? 八马虚追落日行。莫恨名姬中夜没，君王犹自不长生。”揭示帝王求仙与贪色的终归虚无。《海上》：“石桥东望海连天，徐福空来不得仙。直遣麻姑与搔背，可能留命待桑田。”嘲笑帝王求仙的虚妄愚蠢。《昭肃皇帝挽歌辞三首》最后一首：“莫验昭华�，虚传甲帐神。海迷求药使，雪隔献桃人。桂寝青云断，松扉白露新。万方同象鸟，举恸满秋尘。”诗中连用始皇、汉武求仙的典实，来借喻武宗沉醉于神仙方术之中不能自拔，结局凄婉。“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瑶池》)，诗人借历史上好神仙而入迷的周穆王虽然费尽心机，却无法摆脱死亡困扰、未能成仙的事实，指出了长生的虚妄，讽刺了唐代统治者不能从历史教训中清醒过来的愚妄。这些诗从侧面显示了诗人对昏君的义愤和对国家的担忧。

　　蒲起龙在《读杜心解》曰：“老杜爱君，事前则出以忧危，遇事则出以规讽，事后则出以哀伤。”而李商隐诗中表现的不再是规劝哀伤，而是嘲讽批判，其揭露篇目之多、内容之深刻、笔触之辛辣，在唐代诗人中屈指可数。但诗人在批判帝王淫奢昏愚足以败国亡国的同时，还对勤俭治国进行了思考。“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咏史》)，诗中的“破由奢”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统治者亡国灭身的根源――腐败荒淫。诗人认为，只要皇帝戒奢以俭，励精图治，就能够挽回颓势，重振国威。诗人虽然对自己的困惑不得其解，但这个思考质疑本身就是咏史诗历史视野的新突破。诗人在《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总结说，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系人不系天”。这个“人”，就是从皇帝到各级官吏的统治阶层。正如周昙在《咏史诗.吟叙》中所说：“历代兴亡亿万心，圣人观古贵知今”，诗人不断从历朝诸帝荒淫误国的历史教训中引发出值得当朝借鉴的警示价值，实则希望当朝国君以古为鉴，不要重蹈覆辙。由此可见，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诗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显示了诗人深沉的忧患意识。

　　三、“山东今岁点行频，几处冤魂哭虏尘”――忧民

　　李商隐的“忧民”寓于作品所表现的民本思想当中。民本思想是春秋以来社会的普遍思潮，它包含了以德为政和对民众的重视的思想。我们从李商隐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和死亡的诗中，可看出诗人仁政爱民的思想。

　　“山东今岁点行频，几处冤魂哭虏尘”(《灞岸》)，诗人伫立长安灞桥上远望，联想到北方人民因回鹘南侵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流露出昨是今非的感慨，表现出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对人民的同情。“春风举国裁宫景，半作障泥半作帆”(《隋宫》)，揭露隋炀帝巡游中的极端奢靡。正如何焯先生所评：“借锦帆事点化得水陆绛骚，民不堪命之状，如在目前。”⑨《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高田长槲枥，下田长荆榛。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存者皆面啼，无衣可迎宾。” 写战乱给农村带来的凄凉景象，令人怵目惊心。 “乡里骇共亿，老少相扳牵。儿孙生未孩，弃之无惨颜。不复议所适，但欲死山间。” 写甘露之变造成京西一带农民生活的惨象。“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揭示吏治腐败、官逼 “穷民”起为“盗贼”的实质。“我听此言罢，冤愤如相焚……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诗歌忧心民生，情感炽热，慷慨地表明了诗人愿为国效力、为民请命肝脑涂地的决心，感人肺腑。又如 “几竭中原买斗心”、“积骸成莽阵云深”(《随师东》)， “几时拓土成王道，自古穷兵是祸胎”(《汉南书事》)，反映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和死亡。“几家缘锦字，含泪坐鸳机”(《即日》，“国蹙赋更重，人稀役弥繁” (《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揭露兵役徭役，苛税扰民。这些描写，都体现了诗人仁政思想中的民本思想。这一点，从开成四年，诗人从秘书省校书郎调补弘农尉，因“活狱”而触忤观察使孙简，愤而“乞假归京”一事也可看出。结合这些诗，我们可以推知诗人“活狱”之举当是同情穷民处境遭遇而减轻对他们的刑罚，充分体现了诗人对民生疾苦的终极关怀和刚正不阿的性格。

　　四、“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忧己

　　李商隐是一个在政治上有着远大抱负和执著追求的诗人。早年勤于学业，“五年诵经书，七年弄笔砚”(《上崔华州书》)，自幼胸怀大志，在《初食笋呈座中》一诗中，以嫩笋终将入云比喻自己有“凌云一寸心”，《安定城楼》抒写他“欲回天地”的抱负。他以贾谊自比：“贾生游刃极，作赋又论兵”(《城上》)，希望自己能大展才华，“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可诗人虽有雄心，但“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⑩，深知“孤根易拔，弱羽难飞”(《上李舍人状五》)之理，便托身于令狐楚，但及第不久令狐楚去世。后来诗人入泾原王茂元幕并娶其女为妻，却不幸卷入牛李党争的旋涡之中，李商隐被认为“背恩”、“无行”，遭到排挤，一生襟怀未展，怀才不遇之感极深。于是常借历史上与他同病相怜之人，来表现他的苦闷情怀。

　　诗人为自己不被重用而忧。在《席上作》、《过郑广文旧居》、《有感》(非关宋玉)、《宋玉》等诗中，诗人多次以富于才华，却终身为一介文学侍从，不被重用、困顿不得志的宋玉自比，反映自己空有才却落拓飘零的境遇。“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借贾谊不能被君主识贤任贤，抒发诗人的怀才不遇。《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诗云：“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诗人反用卞和献玉反遭刖足之典，抒发有才不遇，有志难伸的强烈感愤。“伺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 (《汉宫词》)，诗人深感年华老大，功业空成，借汉武帝与司马相如之事，道出了自己的不遇之感。诗人为自己身世沉沦而忧。在《漫成五章》中，“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借评王杨沈宋的诗文寄托身世沉沦之感。诗人为自己受排挤而忧。“李杜操持事略齐……可是苍蝇惑曙鸡”(同上)，借李杜才高不为世用，托自己受排摈谗毁的感慨;“不妨常日饶轻薄，且喜临戎用草莱”(同上)，借李德裕能够任人唯贤，拔石雄于草莱，隐含自己遭当权者排斥的幽愤。“伶伦吹裂孤生竹，却为知音不得听”(《钧天》)，借音乐家伶伦因其精通音律不得与闻的荒唐现象，表现诗人对庸才者跻身贵仕，而真正有才者却遭摒弃的社会现实的忧愤和苦闷。诗人为自己的前途而忧。“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哭刘贲》)，姚培谦评此诗时说：“盖直为天下恸，而非止哀我私也，安敢以平交之例处之?读此知义山与刘肝胆相契，岂但欲以浮华自炫者?”�{1}此评道出了作者的深意。诗以“师友”承上联“宋玉”，突出了对刘高风亮节的由衷敬仰。诗人在与刘的交往中思想契合，深受其影响，把刘受冤贬死的遭遇放在宦官肆虐、皇帝昏聩的政治环境下描写，突出了诗人的悲痛激愤。因此，李商隐把刘的死看作是自己政治理想的破灭，是唐王朝没落的丧钟，所以他“一叫千回首，天高不可闻” (《哭刘司户二首》之一)。于是诗人为自己的前途渺茫而叹息，“欲逐风波千万里，未知何路到龙津” (《春日抒怀》)，甚而发出“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的悲吟。

　　综上所述，在昏暗腐朽的晚唐社会，李商隐一生虽屡遭打击、命运多舛、襟怀未展，但仍积极地关注现实、关心国运，以他含蓄的政治、咏史诗反映了晚唐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尽管诗人的视野有一定的局限性，有的诗比不上杜甫诗反映社会生活之深刻，但诗人自觉紧跟时代，执著地抨击时政，为江河日下的大唐王朝寻求兴衰治乱之道，企图让统治者引以为戒，以便振兴唐室，表现了一个诗人所具有的时代责任感和忧患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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