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下面和小编一起来看分析《诗经》的忧患意识，希望有所帮助！
《诗经》是一部具有深广忧患意识的作品，它流露出一种浓烈的对社会、对现实、对人生的忧患，在控诉婚姻恋爱的不自由中。在情人的隔绝相思中，在弃妇的怨愤中，在日常家庭生活对父母、兄弟、朋友生活处境的忧患中，在对国运盛衰的忧思和对自身状况的忧患中，都时时反映出来。
忧患意识，自古及今延绵不息，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它普遍存在于中国艺术、美学乃至史学、哲学之中，并形成中华民族代代相续的深层心理结构。“忧患”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由此可见作者把《易》看成是一部“忧患”之作。其实，不止（易》，在先秦典籍中，《诗经》也是一部具有忧患意识的作品。孔子说：“……诗可以怨”；（《论语》）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为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刘腮说：“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文心雕龙·情采》）都把《诗经》与忧患悲愤的意识情感联系起来。班固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汉书·艺文志》）也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忧患”意识的产生追溯到《诗经》。刘熙载说：“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艺概·诗概》）也明确肯定《诗经》为忧患之作。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史家、传记文学家朱东润先生说：“吾尝译《诗》三百五篇之作而窥作者之心，大抵言乐者少而言忧者多，欢愉之趣易穷而忧伤之情无极，此其作者必大有所不得中而后发于外者如此。”美学家高尔泰也指出“诗三百篇，绝大部分是悲愤愁怨之作，欢乐的声音是很少的’。的确，今天我们读起三百篇，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沉重的忧伤。粗略统计一下，《诗经》中写悲哀愁怨的诗竟有百余篇，超过《诗经》总篇数的三分之一！至于言及悲、忧、哀、伤、愁、怨等诗句，朱东润先生曾加以辑录，将近百数。由上可见《诗经》中忧患意识情感的表达已达到相当自觉、普遍的程度。整部《诗经》处处流露出一种浓烈的对社会、对现实、对人生的忧患，在控诉婚姻恋爱的不自由中，在情人的隔绝相思中，在弃妇的怨愤中，在日常家庭生活对父母、兄弟、朋友生活处境的忧患中，在对国运盛衰的忧思和对自身状况的忧患中，都时时反映出来。而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为历代的文学家所继承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忧患意识是个涵盖面较广的，较模糊的概念，指一种忧郁哀伤的思绪和情调。若要加分析，可以区别为忧与患两种情态。前者侧重于对既成事实的愁怨哀伤，后者则更多侧重于对未成事实的忧惧或焦虑。如果说“耿耿不寐，如有隐忧”是后者的话，那么“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吴》）说是患了。前者是较感性的，后者则较理性；前者是消极的，后者则是积极的。当然，这样的区分是生硬的，实际上是两者密切结合在一起，忧是患的前提，患由忧而生。正是经过无数次的具体前提，人们才形成了患的`意识，把消极的情感转化为积极的富有实践精神的意向。
关于恋爱、婚姻与家庭生活的诗歌在《诗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国风》一百六十篇，其中爱情诗竟占三分之一以上，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恋爱、婚姻与家庭生活。其中有对美好的爱情婚姻的向往，有情人的悲欢和离合，有对不自由婚姻的控诉，有夫妻的相聚和离别，各种情态都曾在诗人的笔下呈现出来，忧患意识也往往蕴涵其中。
如《郑风·东门之弹》；“其室则迩，其人甚远”，“岂不尔思，子不我即”，描写了自己的心上人近在眼前，而不得见面的急切、焦躁的心情。《郑风·子矜》中的女主人公在久等恋人不来的情况下，急得“挑兮达兮”，惆怅徘徊，心神不安，思念深祝，感情真挚。《王风·采葛》写情人别离之后，苦苦相思，“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陈风·寨裳》中的男子思念情人，竟达到“劳心悄兮”、“劳心搔兮”、“劳心惨兮”的程度。这是人之常情，容易理解。但令人深思的是，即使是在欢乐的时分所唱的歌，也都带着一种荒寒凄冷和骚动不安的调子，使人听起来感到凉意袭人。例如《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这种忧伤的调子普遍存在于《诗经》之中。通览《诗经》中的婚姻爱情诗，确实是痛苦多于欢乐。特别是弃妇诗，描写了弃妇的悲哀与辛酸。《诗经》中的弃妇诗大约有10首，占婚恋诗总数的七分之一左右。被遗弃的女子大都品行俱佳，或者坚贞美好，品质纯正，如《邺风·柏舟》；她们善持家务，不惜劳苦，如《卫风·氓》、《邺凡谷风》。尽管如此，她们还是被丈夫无情地抛弃了，陷人了痛苦的深渊，诗中充满了她们无尽的哀愁和忧伤。
《诗经》中有些诗表现的是对父母、兄弟、朋友生活处境的忧虑。例如，《唐风·鸭羽》表现了对父母的忧恤之情，是农民控诉繁重摇役的诗。《小雅·寥羲》中的情感表达更为直接和强烈。父母生我养我辛苦劳累，恩深似海，而自己长年行役在外，未能慈乌返哺以尽孝心，返回家中时，交母竟然逝去，他看到家里野草丛生，想起“哀哀父母，生我动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柑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人腹我。欲报之德，昊天阁极！”父母的无微不至的养育之恩象昊天一样浩大无私，而自己却不能报答于万一。这些呼喊与痛哭，读之几令人泣下。此诗曾被誉为“千古孝思之绝作”Cpl《诗经》中这种忧思不仅限于对父母，也包括对兄弟、朋友的关爱。《诗经》中涉及兄弟之情者，如《唐风，秋杜》、《王风·葛慕》，都是写流浪异乡无兄弟相助的孤单和哀伤，《邺风·燕燕》写卫君作为兄长涕泣送别远嫁的妹妹。《小雅·常棣》是专写兄弟亲情的名篇，有“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阅于墙，外御其务。”而《小雅，污水》则是一首悯乱畏谗而戒友的诗。诗人不但自己忧患感伤，而且忠告自己的亲友提高警惕，注意保护自己，以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总之，这类诗作反映了诗人对亲朋好友的关注，有着温情、关心、责任、义务等丰富的内涵，也深深蕴涵了对现实的不满与优患。
在《诗经》中，有许多作品特别是怨刺诗表现了对政治腐败，世道艰难，家国沦亡，人民生活贫穷的忧患。西周中叶以后，周室衰微，朝纲废驰，政治黑暗，各种矛盾激化，灾难频繁。一些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发出了悲愤忧虑的哀歌。如《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抑》、《桑柔》、《瞻印》、《召曼》；《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昊》、《巧言》、《巷伯》等一批诗歌反映了厉王、幽王时赋税苛重，政治黑暗腐朽，社会弊端丛生，民不聊生的现实；国风中的《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邺风·新台》、《嘟风·墙有茨》、《嘟风·相鼠》、《齐风·南山》、《陈风，株林》，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辛辣的讽刺中寓有强烈的怨愤和不平。这些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的作品，是政治腐朽的产物。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政教缺失，人伦废绝，刑政苛酷的时代背景下，公卿列士、贵族大夫及社会各阶层人士，悯时丧乱，忧世优生，以诗来针贬时政和社会弊端，感叹身世遭遇。
大雅中的怨刺诗针贬朝政，情绪愤激，但讽中有谏，既欲力挽狂澜，又充满无可奈何的悲哀。如《桑柔》，作者用桑树的荣枯比喻周王朝的盛衰：“莞彼桑柔，其下侯旬。将采其刘，虞此下民。”周朝旺盛时，犹如枝繁叶茂的桑树，而今衰落了，似掉光了叶子的秃树，人民也得不到荫庇。而社会现实是“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到处是动乱，到处是横祸，到处是死亡。“国步灭资，天不我将”，国家已到了天人共弃的地步。对于这样的局面，作者厉声责问：“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其针对的正是朝廷上那些为非作歹的奸臣。作者在叹息生不逢时、生此乱世的同时，仍严肃地告诫周厉王要慎重谋划，举贤授能。《桑柔》一诗揭露了周厉王统治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景。又如《荡》第一章直接谴责厉王，其他七章都是托文王指斥殷封王的口吻讽刺厉王，借古讽今，告诫厉王：殷鉴在夏，夏荣之亡国是殷封王的一面镜子，表明周鉴亦在殷，殷封之亡国又是厉王的一面镜子。
小雅的怨刺诗不仅指斥政治的黑暗，悲悼周王朝国运已尽，忧国哀民，而且感叹自身遭遇。针贬时弊时，更多地将笔锋集中在奸俊身上，言辞更为激怨，情绪更为怨愤。《节南山》，是周大夫家父斥责执政者尹氏的诗。诗中讽刺周王重用太师尹氏，太师执掌国柄，却为政不善，做事不公，不亲临国事，重用裙带关系，欺君阁民，肆无忌惮，以致于天怒人怨，天下大乱。诗中专刺尹氏，但末章说：“家父作诵，以究王翘。式讹尔心，以畜万邦。”这里“王汹”指王朝凶恶的根源。“尔心”，指周王任用尹氏之心。讹，指改变。可见其讽怨所向，又在周王身上。周代幽、厉二王，朝政败坏，奸臣当政，民怨鼎沸，国家命运几乎倾垮。清代魏源在《诗序集义》中说：“幽、厉之恶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用皆按幸、柔恶之人；厉王所用皆强御倍克、刚恶之人。厉恶类封，故屡托殷商以陈刺。”这话是很切中要害的。此外，幽王时寺人孟子作的《巷伯》在遭遇谗受谤“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愤激之余，发出了愤怒的诅咒：“彼潜人者，谁适与谍，取彼潜人，投界豹虎。豹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昊”。《正月》也是揭露当时政治的腐朽，统治者的残暴，小人充斥朝廷、人民处于危难绝境之中，作者怨恨上天的昏债，悲悼周王朝的沦亡。《十月之交》是日蚀和大地震后，主朝官吏叙事抒情之作，讽刺贵族统治阶级扰乱朝政，以致灾异迭起，民不聊生，国运将尽，并慨叹自己无辜遭受迫害、谗毁，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雨无正》刺幽王昏暴，小人误国。这些诗歌多直抒胸臆，言辞激烈，令人感到痛快淋漓。
国风中的怨刺诗或抨击统治者的凶狠残暴，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笔触更加辛辣犀利，怨愤与不平更加强烈。如《魏风·伐檀》对不劳而获者提出质问：“不稼不稿，胡取禾三百崖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担兮？”揭露统治者的寄生生活。《魏风·硕鼠》则把统治者比作大老鼠，贪婪、掠夺，使人民陷人绝境，四处逃散。这些怨刺诗，都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
《诗经》中的怨刺诗有一些出自于民间，也有一些出自公卿列士之手，是贵族士大夫们阂时伤乱、讽谕劝戒之作。它们或借鉴历史经验，或揭露现实际矛盾，或针贬昏君，或斥责俊臣，真切地揭露了社会的瘤疾，充满忧患意识，呼唤人们从善去恶，拯救衰世，读来有切肤之感，令人震撼。
《诗经》中的忧患意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千年来，它在学子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长期渗透、凝练、积淀，成了一种民族心理的结晶。中国文学流露出非常深重的忧伤，以至于我们在阅读古典作品时就是在间接地体验忧愁和哀伤。
这固然跟几千年来民生多艰有关，但又何尝不是《诗经》的影响呢？孔子日“不学诗，无以言”《诗经》作为古典诗歌的典范，对后世影响之大，是我们无法估量的。自（楚辞》以来，优患意识一直贯串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以最直接地受其影响的抒情诗而言，几乎在所有的大诗人的作品里都闪耀着它的光辉。屈原对国家前途的担优，对奸债小人的斥责，就直接继承了《诗经》的传统；曹植生当乱世，满腔济世壮志被兄、侄所抑，后半生处于被疑忌当中，终日惶恐不安，其诗多流露出忧生忧国之情。而后的陶渊明、鲍照、庚信、陈子昂、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直到清代诗人顾炎武、吴嘉纪、龚自珍……许许多多的文人学子都受到《诗经》的强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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