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见到老何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
当然，原本我们也谈不上认识，更谈不上熟悉。因为认识是两个人相互之间的事情，我能认识他，他未必认识我，哪里算是认识呢？同样，我对他算是有一些了解，而他可能连我是谁都不清楚，自然也算不上熟悉。
我关于他的信息来源主要是第三方和自己最初的记忆，比如村里的传言，比如他的一些实实在在的印记。尽管这些信息的来源多半是发生在我小的时候，而他的实实在在的印记有的已经斑驳，有的已经风化而逐渐模糊。
这些印记包括他曾经吹过悠扬的竹笛，拉过如泣如诉的胡琴，只是这些声音已然久远，我连自己究竟有没有听过都难以确认，不过的确久久地曾经在村里响起过，在村里的口耳相传中鲜活过；他还能用极短的时间在墙上写出潇洒的大字，画出逼真的画像。这些大字曾经频繁地出现在村子里最为显眼的墙壁上，激荡过许多年轻年老的热血，匹配过一个群情勃发的时代；至于他画的领袖像则更是出现在村里被称为“宝书台”（“宝书”的含义有一定年纪的人应该不陌生）的墙体上，那几乎是村里最为神圣的建筑，只是打我记事起，我并没有见过一副出自于他手的清晰画像。
我记事的时候，他已中年，在外面做起了生意，很少在家，据说是村里少有的几个富人之一。
他女人和两个孩子常年在家，但女人不种地，也不做其他农活，通常会提着一个竹制的小提篮到集镇上买菜做饭。别人拉着水牛扶着鉄犁和田野搏斗的时候，那个女人可能正在轻巧地磕着瓜子，不时还会流露出不屑的表情。他的两个孩子都是男孩，和我仿佛年纪，他们吃得零食穿的衣服，都是我们不敢奢望的。他们竟然有彩色蜡笔，而且可以肆无忌惮地用它画画。只要是他们画的画，老师都会表扬，因为他们的美术作业本上五颜六色，可以用彩色盖住粗黑的铅笔，只有他们画的花才是红色的，在灰白的年代和灰白的乡村，连老师们对于彩色都是倾慕的。
他们还画过天安门城楼，一层一层的，两端尖尖的，他们说那是龙的形状。我们没见过龙，但是见过河道里穿梭过得龙舟，确实能够对的上。
他家盖起了全村的第一幢二层楼房，楼梯就在我们称为“堂屋”而他们称为“客厅”的地方，从家里就可以直接上二楼。他们只是在极少的情况下才喊我们到他家楼房上玩儿，这个极少的情况是指他们心情极度高兴或者他们实在百无聊奈需要我们陪伴和慰藉的时候。
我也因此极其偶尔地看到了老何。当然那时人们还不怎么喊他老何，叫名字的居多，只是他究竟叫什么名字我已然记不大清了。他明显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上的人，他梳着整齐的头发，背在后面，露出宽阔的脑门，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和同样笔挺的西裤，每个纽扣都扣得严严实实，手腕上的手表不巧遇到了太阳光的反射发出刺眼的光芒，同样刺眼的还有他乌黑的皮鞋，整个人始终不怒自威。满是泥泞的山间小路，他能把皮鞋维护的这样，直到今天，我都想不出他有着怎样的天才。
他的妻子我倒是常见，矮、黑、稍胖，喜欢耷拉着脸，较长，且很少有笑容，属于丢在人堆里一秒钟就能被淹没的那种女人。尽管她有时尝试着把自己弄得花枝招展，但就是没有办法在我们小孩子心目中留下什么好印象。即便是完全不更事的我们都觉得，这两个人的组合有那么点不对。而在我的记忆当中，我也几乎很少看到老何和她之间的交流，只是女人在打孩子的时候，老何会阻止，这倒是他们交流的最主要的渠道之一，尽管非常地不友好，也有后遗症，因为争吵之后女人便会没玩没了的哭嚎，半个村子都难以幸免。
村里的大人包括我父亲、外公等等有时会论及他，外公还和他做过生意，赞赏过他做生意的果断决绝，说他特别有魄力，舍得花血本，他想做的事情一般都能做成。外公说得事情我后来零零碎碎地知道了一些，当外公花了很大精力才说服自己给别人送烟酒以拓展生意渠道的时候，老何已经在烟盒里送钱了。两相比较、高下立判，外公立马就成了败将，而老何自然生意越来越大。
外公还渗透着这样一个信息，有本事的人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能做好。
他就是外公言语当中那种有本事的人，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于有本事的人好奇心也越来越重，经过多渠道的收集，老何在我的脑海中轮廓越发清晰起来了。
十八九岁的老何（那时应该叫小何）初中毕业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那时的他年轻、高大、俊朗，几年在外读书的经历把他身上的泥土气息洗刷殆尽，他声音洪亮，步履款款，一不小心会从嘴里说出据说叫做普通话的别扭言语。人们却不敢用惯常的轻薄来讥讽他，反倒觉得在他身上发生的合情合理，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成为村里大人小孩的关注所在。作为全村唯一的一个初中生，迅速地进入了众人的视线里。大队和学校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他可以在大队充当一个团委书记的职务，也可以在村办小学里当一个民办老师。
他选择当了一名民办老师。
乡村破旧的教室里出现了一个年轻的见过世面的老师，成了新生代的先生，受到了全村老少的尊敬。每当夕阳西下，羊肠小路上，他的身前身后围满了半人高的孩子们，他会给孩子们讲故事，还会带着孩子们唱歌，在孩子们的簇拥下，他胸前飘扬的白色围巾轻盈地舞动着，像冬天圣洁的白雪。
他还会好几样乐器，一根竹笛是随身携带的，他能忽然从身后抽出来，只是轻轻地往嘴上一碰，立即就会发出清脆的旋律。孩子们只要是会唱的歌曲，他都会吹出来，村里的戏班子唱戏的时候，他只要听一遍，就跟一模一样地吹出来。
按照上级的指示，村里经常要搞宣传，因为他的横空出世，村干部有了主心骨。只要任务一来，队长大手一挥，叫小何来！何老师来了，微笑着，有求必应，写标语的时候他提起刷子在墙上一蹴而就，连不识字的队长都能觉察到他书法的遒劲有力；画领袖像，他也是稍作勾勒，和蔼可亲的领袖便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人们虔诚地称颂着领袖，也顺带对那个画功非凡的年轻人久久地赞许。
他会当校长，当乡长，当市长，当省长，当画家，当书法家，当作家……村民们因为他而把所能想象得到的好事和美差搜罗殆尽；甩起辫子的姑娘们也开始吃吃地把自己和他联系在一起，终而觉得有些天高地厚，在泛起一阵红晕之后，姑娘们默默地低头，悄悄地远去。
他已心有所属。他恋上了大队书记的女儿，一个竟然也读过初中的农村姑娘，也在学校里当着民办老师。有学生据说都见过何老师经常在刘老师跟前吹笛子，还有学生说，办公室里只要何老师和刘老师在，其他老师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有事出去。
但学生们不再谈论何老师了，也不大喜欢何老师了，因为何老师不知怎么地像换了人似的，上课的时候草草几句就结束，也不唱歌了，尤其是他从不离身的笛子有好长时间再也没有响起过，稍微大一些的学生更是煞有其事地向别人透露，何老师和刘老师两人走路的时候都离得很远很远。
夜晚，村子坠入沉寂，人们坠入梦乡，后山的竹林会因为山风的惊扰而发出瑟瑟的声响，冷不丁地，似乎就在竹林中间，传来了一阵凄惨的声音，那是胡琴的.声音。那声音简直就是一个女人的哭泣，自始至终地哭泣，时而轻声呜咽，时而顿足捶胸，时而风雷震荡，时而低徊婉转，长歌当哭，久久不绝。
那是何老师在拉胡琴。起初听的时候，村民在赞叹何老师才艺的同时也能听出何老师遇到了事情，有些同情，也有些惋惜。可他天天如此，再好听的曲子也会稀释了人们的辨别能力，听众的情绪转为漠然，渐而厌烦。最后，人们也不管他拉什么曲子，统称为《小寡妇上坟》，而在人们的判断中，他也成了一个病人，病的名字叫做：相思病！
刘老师没有继续同何老师交往过，她选择了一个同村不识字的年轻人，和何老师的贫农出身相比，那个人不但穷到一无所有，而且家里还有军属的背景。刘老师没有爱上竹笛和帅气，而是爱上了出身和前途。
何老师并没有成为村里最为显赫的姑爷，而是被学校开除回家了，原因是他的相思病使他目光时常呆滞，记忆丧失明显，有时候会自顾自地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已经不适合再继续教书了。刘老师成了校长，而她木讷的丈夫一如既往地木讷着，从一根木桩变成了一个石桩。刘校长的所有热情和冷漠和丈夫没有丝毫关系，刘校长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村里能懂这句话的没几个人，她丈夫更不懂。
再后来，邻村的一个姑娘自愿嫁给老何，还说结婚可以冲喜，然后他就和这个姑娘结婚了，这个姑娘就是他现在的女人。
这个女人竟然真的让老何的精神恢复正常，几年后，他们还生了两个虎头虎脑的儿子。
再次谈论他，我已成年，老何一家已经全部进城，两个儿子在城里安家落户，不过，他的生意也戛然而止，因为他最主要的一个靠山——某一个国企倒闭了，他彻底断了财路。
十八岁的时候，我鬼使神差地走上他曾经呆过的那个学校的讲台，人们会偶尔谈论他。我的好几个同事和他一道共过事，我半开玩笑地问过那些同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能让一个青年才俊真的想不开？就在我的身边，就在不久前还有过这样令人唏嘘的爱情吗？我的同事笑了，什么样的女人？长得还不如他现在的女人！看到我可能要往地上掉的下颏，同事说：“没什么奇怪的，那个年代和你们现在不一样”，可他又迅速改口：“也不完全不同，现在领导家的姑娘也还是很吃香，不过大队书记肯定不像以往那么吸引人”。
又停了一会儿，我那同事又改口：“还是不一样的，那时候的爱情可能是一种荣誉吧！”
那个女人不是校长吗？现在怎么样？
她算个什么校长！小学三年级水平都不到，哪里能当校长。运动结束后，她父亲的书记当不成了，所有人都要通过考试才能决定是不是还能当老师。她不敢考试，自己回家了，吓得！
那老何也可以考试啊？
他是小聪明啊！出去一圈跑下来，看不上老师了，哪里还会考试呢？老师是清水的衙门，不如做生意来钱快，就转行做生意了。还是急功近利了一些，当老师安稳，他到老了，不见得会比老师好！
我听说他是个全才，是真的吗？
我同事笑了，看在什么年代，在那个年代，山里的初中生当然是人才。现在你说初中生算人才吗？
可他是不是有很多特长？比如书法，比如绘画，比如音乐等等，村里都把他当神话了。
有些天分吧，但水平真的很一般！
我同事说完，忽然煞有介事地看了我一下，他不如你，一门都不如你！
一阵冷风窜到我的后背，我凉到脚底。
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关于他的谈论。直到今年夏天，我回老家，父亲指了指一个佝偻着腰身的老人说，那就是老何。我顺着父亲的手指往前看，就在路边，一个老得不成样子的男人正在蹒跚前行，须发皆白，杂乱地包围着一个瘦小的脑袋。他的身体快和地面平行了，肩上还耷拉着一个蛇皮口袋，正在捡小孩们喝完四处乱扔的矿泉水瓶和燃放过后鞭炮的外壳。
我爸说，他到底还是有些痴呆，现在看来是好不起来了。
那天，村里有件大事，中午很多人在一块儿吃饭，隔壁桌上坐着老何，身边是一群和他年纪相仿的老人。那些人可能是他当年的崇拜者，总是和他拉话。我坐在隔壁桌上，听得很清楚，尽管他的声带已经沙哑到只能勉强地发出简单的字符，但我还是听得一清二楚。
他在尝试着讲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条水蛇遇到了一只癞蛤蟆，水蛇想箍住癞蛤蟆，可是箍不到癞蛤蟆，就是箍不住癞蛤蟆，箍不住……箍不住……
他可能是记不得故事怎样往下发展了，很着急，声音在喘，越来越急促，人们提醒着，询问着，他就是讲不下去……
我忽然感觉到他很难过，可能还在轻声地哭，场面很安静，人们逐渐兴趣索然，逐渐散去。
一个更老的女人走了过，拉起了他，要带他回家，那是他的女人。
那个女人认识我，和我招呼了一下，还问我以前当过老师有没有什么养老金，让我关心一下。我鼻子有些发酸，觉得这个女人不像记忆当中的那么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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