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三良原文翻译及赏析1
原文：
咏三良
魏晋： 陶渊明
弹冠乘通津，但惧时我遗。
服勤尽岁月，常恐功愈微。
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
出则陪文舆，人必侍丹帷。
箴规响已从，计议初无亏。
一朝长逝后，愿言同此归。
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
临穴罔惟疑，投义志攸希。
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
良人不可赎，泫然沾我衣。
译文：
弹冠乘通津，但惧时我遗。
出仕为官居要职，只怕蹉跎好时光。
服勤尽岁月，常恐功愈微。
一年到头勤效力，常恐功绩不辉煌。
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
忠情偶尔得表现，于是得宠近君王。
出则陪文舆，人必侍丹帷。
出门陪同在车边，入宫服侍丹帷旁。
箴规响已从，计议初无亏。
规劝之言即听取，建议从来不虚枉。
一朝长逝后，愿言同此归。
一旦君王长逝后，愿得一道把命亡。
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
君王恩厚难相忘，君命怎能敢违抗！
临穴罔惟疑，投义志攸希。
面临坟墓不犹豫，献身大义志所望。
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
草丛笼罩高坟墓，黄鸟啼鸣声悲伤。
良人不可赎，泫然沾我衣。
三良性命不可救，泪水沾湿我衣裳。
注释：
弹冠乘通津，但惧时我遗。
三良：指春秋时秦国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针虎。三人都是秦穆公的宠臣。穆公死，三人遵穆公遗嘱为之殉葬。弹冠：弹去帽子上的灰尘，即整洁衣冠，指准备出仕为官。乘：驾驭，占据。通津：本指交通要道，这里指高官要职。《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时我遗：即“时遗我”的倒装句，时不我待之意。我：指三良。
服勤尽岁月，常恐功愈微。
服勤：犹言服侍、效劳。尽岁月：一年到头。功愈微：功劳甚小。愈：更加。
忠情谬(miù)获露，遂为君所私。
谬：错误，这是作为臣子的自谦之词。获露：得到表现。私：亲近，宠爱。
出则陪文舆(yú)，人必侍丹帷(wéi)。
文舆：华美的车子。这里指穆公所乘之车。丹帷：红色的帷幕。这里指穆公寝居之所。
箴(zhēn)规响已从，计议初无亏。
箴规：规谏劝戒。响已从：一发言就听从。初无亏：从不拒绝或轻视。亏：枉为。
一朝长逝后，愿言同此归。
言：语助词，无意义。同此归：一道去死。《史记·秦本纪》之《征义》引应劭曰：“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针虎许诺。及公薨（hōng），皆从死。”
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
“君命”句：《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死，康公立，遵照穆公的遗嘱，杀了一百七十四人殉葬，秦大夫子车氏三于亦从殉，共“一百七十七人”。“君命安可违”即指此事。安，怎能。
临穴罔(wǎng)惟疑，投义志攸(yōu)希。
“临穴”句：面对坟墓没有犹豫。罔：无。惟：语助词，无意义。疑：犹疑，犹豫。《诗经·秦风·黄鸟》：“临其穴，惴惴其栗。”投义：献身于大义。攸：所。希：愿。
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
“黄鸟”句：《诗经·秦风·黄鸟》：“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天者，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良人不可赎，泫(xuàn)然沾我衣。
不可赎：不能挽救赎回。语本《诗经·秦风·黄鸟》：“彼苍天者，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泫然：伤心流泪的样子。《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
赏析：
奄息、仲行、针虎三人合称“三良”，都是杰出的人才，他们为秦穆公殉葬，历代多有咏“三良”的诗文。《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而是借咏三良之事，表彰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
全诗可分五个层次，每四句为一层。前面三个层次描述了“三良”怎样由贪仕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誓愿追随君主于地下的，说“三良”终年殷勤服侍秦穆公，因而受到宠爱和信任，为了不忘厚恩，“三良”实践诺言，心甘情愿为秦穆公殉葬。第四层次赞颂了三良赴死的高义，这与陶渊明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节义观是有关的。第五层次，诗人表达了《诗经·秦风·黄鸟》同样的悲悯。结尾说“泫然沾我衣”，其原因除了为三良的死而悲伤，为三良的忠情谬露（本不该流露，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而遗憾外，恐怕更多的是对那惨绝人寰、灭绝人性时代的谴责，为良人的愚忠而悲哀。
从整体上看，作者是从仕途可畏这个角度来吟咏三良的。苏轼的《和陶咏三良》“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最得此诗主旨。
咏三良原文翻译及赏析2
咏三良
柳宗元〔唐代〕
束带值明后，顾盼流辉光。
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
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
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
壮躯闭幽隧，猛志填黄肠。
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
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
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
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衣冠整洁的三良正遇上明君秦穆公，他们才高志大，一顾一盼都光彩四射。他们竭尽全力辅助朝政，使秦国与列国鼎足而立，受到四方称颂。三良效忠穆公恳切殷勤忠诚不二，君臣间恩礼情义就像秋霜般洁净。穆公在生时同三良就像一个人一样，死了也不肯同三良分身。壮士之躯埋闭在幽深墓道，勇猛之志只得填充在棺木中。人死陪葬不是礼义之举，况且还是用他的忠信良臣！霸主的基业于是乎衰败不振，而晋楚的国势趁此壮大兴隆。魏武子之所以不从父命，以人为殉，是认识到父亲被疾病搞迷乱了，遗命不需要遵从。康公遵从非礼的殉葬作法，陷入父皇陷阱，我想揭竿而起讨伐那昏庸的秦康公。
注释
秦穆公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明后：明君，谓秦穆公。幽隧：墓道。黄肠：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指棺木。张皇：张大、扩大。从邪：指殉葬之作法。彼狂：指秦穆公子康公。
赏析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柳宗元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运城）人，杰出诗人、哲学家、儒学家乃至成就卓著的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作品有《永州八记》等六百多篇文章，经后人辑为三十卷，名为《柳河东集》。因为他是河东人，人称柳河东，又因终于柳州刺史任上，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同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导人物，并称“韩柳”。在中国文化史上，其诗、文成就均极为杰出，可谓一时难分轩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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