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先生传》是胡适先生创作的一篇传记体杂文，讽刺了当时中国社会那些处事不认真的人。从处事不认真到处世不认真，许许多多的人就在“差不多”的圈套里度过一生，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差不多先生传胡适经典哲理故事，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原文
你知道中国有名的人是谁？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别人谈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上，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我都差不多。他有一双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记性却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细密。
他常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小的时候，他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骂他，他摇摇头道：“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他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他说是陕西。先生说：“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他说：“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后来他在一个店铺里做伙计，他也会写，也会算，只是总不精细，十字常常写成千字，千字常常写成十字。掌柜的生气了，常常骂他，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吗？”
有一天，他为了一件要紧的事，要搭火车到上海去。他从从容容地走到火车站，迟了两分钟，火车已开走了。他白瞪着眼，望着远远的火车上的煤烟，摇摇头道：“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还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未免太认真了。8点30分开，同8点32分开，不是差不多吗？”他一面说，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里总不很明白为什么火车不肯等他两分钟。
有一天，他忽然得一急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先生。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时寻不着东街汪大夫，却把西街的牛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寻错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里焦急，等不得了，心里想到：“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吧。”于是这位牛医王大夫走近床前，用医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不上一点钟，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是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认真呢？”他说完这句格言，方才绝气了。
他死后，大家都很称赞差不多先生样样事情看得破，想得通，大家都说他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帐，不肯计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于是大家给他取个死后的法号，叫他做圆通大师。
他的名誉越传越远，越久越大。无数无数都学他的榜样。于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了一个懒人国了。
创作背景
胡适是现代杂文的最初创作者之一。民国七年（1918年），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起「什么话」专栏，辑录摘引当时报刊上令人发笑或感叹的材料，加上几句点睛式评语，或根本不加评论，直斥之曰「什么话」。这种杂文简便犀利，有利于迅速揭露悖论谬说，曾被许多刊物仿效，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他还以“天风”、"铁儿"等笔名，发表过不少杂感、短评、短论、寓言及一些通讯、序跋等，或论时事，或悼友人，或抒感怀，虽然内容尖锐，但文字优美，影响颇大，《差不多先生传》即此类杂文中之一篇。
题意
胡适曾系统地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与方法，使他眼光敏锐，胆大心细，具有一丝不苟的求实精神，因此他写这篇讽刺小说，来嘲讽那些处事不认真的人，一方面针砭国人敷衍苟且的态度，一方面也可见其弘扬科学精神的用心和薄弱。鲁迅也曾经说过：「中国四万万的民众害着一种毛病。病源就是那个马马虎虎，就是那随它怎么都行的不认真态度。」（语出日本人内山完造所作之鲁迅先生一文）正可说明本文的立意。
也有人认为这是胡适对中国民主的一种追求，差不多先生和中国民主有着差不多的状态，他希望中国发展过程中向着更完美的状况变化。
鉴赏
《差不多先生传》是一篇传记体裁的寓言，内容的安排依照传记体例：先纲后目的层次来叙写人物，并以切近生活的事例作为佐证，构成一篇趣味盎然、含义深远的寓言。而在笔法上，则巧妙的运用夸饰、排比、映衬、反讽等修辞法，以浅显生动的语言，因事见理的方式，让人在荒谬好笑的文字背后，领略作者严肃的用心。
传记体例，先纲后目本文既名为「传」，所以作者仿的是史记纪传体写法：先叙主角的背景及为人，后依时间顺序叙述其生平事迹。这种先交代人物特质，再以事例作为佐证的方式——也就是先纲后目的安排，可以使读者经由故事中主角一再重演同样的错误，而加深印象，以达到作者谏诤的目的。文章的第一至三段是「纲」，总写差不多先生的姓名、籍贯及特质：首段先用疑问句型：「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来引起读者好奇，而后却不直接写出主角姓名，反而说：「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更提高了一层神秘感。接著作者把主角的名字命为「差不多」，还说差不多先生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这些是在为后面「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做铺垫，表明「差不多」这弊病就是全中国人的弊病。第二段写的是差不多先生的相貌与特质，采由外而内的顺序，先说表象的眼耳鼻口，再说内部深一层的思想。而其「差不多」的态度也跟着由浅入深的呈现，由表面的「不很清楚」、「不很分明」，逐步深入到「不很讲究」、「不很精明」、「不细密」。第三段则通过主角的话作总结：「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而作者也藉由这两句话，引起下面「凡事」的诸多事例，因此第三段可说是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四段至第九段描写差不多先生从小到大的几件事情，除了依时间顺序写作，事情的简繁轻重也依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而后果与影响的程度也随之逐步加重。作者先写差不多先生色彩不分（红糖同白糖，不是差不多吗），再写东西不分（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这些琐碎的小事，在第六段差不多先生长大后，演变成了越来越严重的事情：十和千差不多，今天和明天差不多，医牛的和医人的差不多，最后甚至因「差不多」的态度而丧命。而作者叙述时的分量分配，也随着事情的轻重不同，而有先略后详的走势，尤其在第八段「找大夫」一事上，叙述颇为详尽，也最富趣味。第八段中，先说家人「一时寻不着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街的牛医王大夫请来了。」不但为差不多先生的死埋下伏笔，更显示这种马虎的个性不只差不多先生有，大家都是如此，巧妙回应了首段「差不多先生……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一句。其后，差不多先生心里想道：「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罢。」则是在为家人的行径作解释与认同。而「这位牛医王大夫走进床前，用医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除了再次回应首段，证明大家都这么随便外，更提出了一项严厉的批判：连最需要讲究精确的医生都马虎敷衍，那么全国还有什么人是认真的呢？第九段写差不多先生的临终遗言，充分表现出他「至死不悟」的糊涂本性。中国人一向说要「达死生」，又说形体生命这个「臭皮囊」不必太恋栈，这类观念如果不导向「宏观」、「豁达」的正面态度上，就容易流为作者所担心的：「活人同死人也差不多」的苟且任事，而不能认真生活。作者安排死亡一节，显然对中国几千年来的生死观念作了厘清。
以「讽谕」作结，寄托旨意第十段、十一段说明大家不但认同差不多先生的态度，甚至尊崇他、效仿他，以回扣首段「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并直指：「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了一个懒人国了。」总结全中国人都像差不多先生一样，从小事的颜色不分、东西不分，到时间、金钱的苟且随便，最后糊涂以死收场。其中「不肯认真、不肯算帐、不肯计较」三句，更明白表示这些「懒」，都是「不肯」所致，而不是「不能」。所以这两段是以讽谕总结全文，使首尾相应，也是作者对国人「差不多」的态度最严厉的讽刺，与最深切的忧虑。
客观叙述，因事见理 本文在写作的技巧上，通篇善作讽谕，且自始至终不跳出来作主观批评，而是通过现象与事件描述，使读者自然从中领悟道理，自作判断。例如首段的「人人皆晓，处处闻名」、「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用意在讽刺国人个个苟且；第十段写大家都称赞他「真是一个有德行的人」、给他一个法号「圆通大师」，其实是在讽刺国人处事圆滑，凡事敷衍不认真。
文词生动浅白，善用排比、映衬其次，在遣词造句上，作者照顾到主角的个性，而写得十分浅白，使读者能通过其言语想见其为人。例如搭不上火车一段，他说：「可是火车公司未免太认真了」，不但使人仿佛见到主角埋怨的神情，更感受到他一向推诿塞责的习性。第九段写他的临终遗言，用了许多删节号，更生动的表现出主角病情严重、说话吃力的样子。而写他的死，也延续了全文风趣自然的风格，用「一命呜呼」、「绝了气」，而不用「过世」、「与世长辞」等严肃的字眼。在修辞技巧上，作者善用排比和映衬，不但使文章颇见韵律，还能加强感染力。例如「他有一双眼，但看得不很清楚」一整段，以及「是山西，不是陕西」、「身上痛苦，心里焦急」等，都可以藉由对比，凸显主角马虎的程度与事情的严重性。而「不肯认真，不肯算帐，不肯计较」这样的排比修辞，不但念起来有节奏感，也对文旨有加强加深的效果。
作者
胡适（1891—1962）原名胡洪骍、洪马辛、嗣穈、字希疆，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5岁开蒙，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二年多；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是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1949年去美国，后去台湾。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就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以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说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入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胡适“大胆假说”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的论证不够充分，不过他假设“儒”在殷时代就有了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判为事实。
胡适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孔教不能适应时势需要”，“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批判态度，说：“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实验主义》）
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等。
胡适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参加“庚款”留学考试时改名胡适，字适之。先生1891年2月17日生于上海大东门外，世为安徽绩溪人。其父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岁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有著作《台湾纪事两种》传世。先生一生领尽风骚，1962年2月24日于中央研究院院长任上逝世，享年72。
胡适5岁开蒙，在绩溪老家私塾受过9年旧式教育，打下一定的旧学基础。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10年夏赴美留学，先入康乃尔大学习农科，后转入文科；1915年进哥伦比亚大学，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进化》。在此期间，胡适热心探讨文学改良方案，并试作白话诗。而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通信，以及《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发表，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同年胡适学成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至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
五四时期，胡适连续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相继完成《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理论倡导的同时，胡适还进行了一些文学创作的“尝试”。其小说、剧本均未见成功，独有出版于1902年的《尝试集》，乃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颇有开拓之功。
文学创作非其所长，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另一主要贡献是输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当年都是振聋发聩之作。而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人权论集》，再到主办《独立评论》，胡适始终坚持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抗战军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胜利后又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其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不曾背叛五四主义知识分子。
胡适称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照他的理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科学方法对三千年来破碎的古学进行一番有系统的研究。故胡适治学特重方法，屡次撰文介绍清儒与西哲的“科学方法”，以至于再三声称他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证明并推广其“科学方法”。
胡适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国哲学史，一是中国文学史。尽管《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版了上卷，《白话文学史》也没有下编，可这两部书都是建立规范并奠定学科基础的经典性著作。后人可以赞赏，也可以批评，却无法漠视其存在。前者的平视诸子以及历史的眼光，后者的双线文学观念，都是对本世纪学术发展影响甚深的“大胆假设”。另外，他首创新红学，重修禅宗史，以及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中国章回小说，都是开一代新风，功不可没。
抗战以后，因奔走国事，再加上自身学术路数的内在限制，胡适学术上未能更上一层楼。晚年沉醉于《水经注》疑案，目的在为戴震辩白，下力甚大，据专家说，至今无人在《水经注》的研究上超过他。
胡适著作
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尝试集》（1920）、《胡适文存》（1921）、《胡适文存二集》（1924）、《胡适文存三集》（1930）、《戴东赢的哲学》（1927）、《白话文学史》（1928）、《胡适文选》（1930）、《胡适论学近著》（1935）、《四十自述》（1933）、《藏晖室札记》（1939）、《胡适日记》（1933）、《齐白石年谱》（与黎锦熙、邓广铭合编，1949），以及《先秦名学史》（1922）等英文论著等。此外，从1919年起，还陆续翻译了都德、莫伯桑、契柯夫等人的短篇小说（先后编辑为两集《短篇小说》出版），以及拜仑的长诗《哀希腊》、易卜生的剧本《娜拉》（与罗家伦合译）等。胡适去世后，台湾编辑出版了《胡适选集》（1966）、《胡适手稿》（10卷，1966-1970）等，大陆出版了《胡适往来书信选》（1979）、《胡适书评序跋集》（1987）、《胡适文集》（12册，1998）等。
作品赏析
本文的写作特点：1、巧用反语的修辞方法。如把差不多先生说的话称为“格言”；一生没有功德却称赞他“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不是高僧却称他为“圆通大师”，增加文章的幽默感。
2、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成文，达到对国人的讽刺目的，引人深思，增强了讽刺色彩。
3、本文最显著的特点是深入浅出，语言平易。通篇找不到一个华丽的词藻，一个难懂的句子。语言大师老舍先生在《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中说：“不用任何形容，只是清清楚楚写下来的文章，而且写得好，就是最大的本事，真正的功夫。”还说：“文艺工作者的本事就是用浅显的话，说出很深的道理来。”本文就是这样一篇典范之作。文章把剖析中国人劣根性的重大主题用如此浅显的文字说得清楚明了，真可谓不用技法就是最高的技法。
全篇不仅语言朴实无华，甚至连讲述的几件事也普通之至，例如买糖、念书、记账、搭车、治病之类。这些事都非常生活化，人人经历，人人都明白。这就更有助于人们理解我们中国人处事马虎、不肯认真的“差不多”精神，不得不使人猛然警醒，让读者的心灵于朴朴素素的文字中受到强烈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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