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名人故事

2022-07-22 名人故事

　　在平平淡淡的日常中，大家都尝试过写故事吧，根据写作命题的特点，作文可以分为命题作文和非命题作文。还是对作文一筹莫展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胡适的名人故事，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胡适的名人故事篇1

　　话说胡适当北大校长的时候，有个学生因生活所迫要辍学。胡适得知后，表示一定会资助他，要他继续学业。开学前，胡适将此事交代给夫人江冬秀，自己出差去了，回来却发现夫人根本没给学生交学费，夫人说照胡适这个资助法，他早晚有一天得靠别人资助。胡适大怒，要与她离婚。后来经人协调，二人达成协议：今后，只要胡适资助学生或有困难的人，江冬秀都要无条件照办；而胡适不得喜新厌旧，抛弃发妻。二人遂得以白头偕老。

　　预支汪静之稿费

　　1922年，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爱情诗集《蕙的风》出版了，这不仅是汪静之的倾力之作，也凝结了胡适的心血，是他亲自审阅删改，并作序言，推荐给书局出版的。

　　胡适对汪静之的帮助远不止于此。在《蕙的风》刚邮寄给胡适不久，汪静之便写信向胡适借钱。信中说：“我真有不能维持之危险，只好请你再借20元。是的，20，要20才够！邮局寄来，越快越好。你起先借我的40，10元是还上学期的债，30元是暑假内的膳费书费。”过了两个月，汪静之再次写信给胡适：“我从前预料在现在这时候可以得到《蕙的风》的稿费以供我的需要了，但到了现在，徒然失望……在欠债里生活的我，现在又过不去了，所以又无路可归地找到你了，请快快寄30元来借我罢！”

　　1922年11月汪静之又写信向胡适说道：“你前些时由亚东汇给我的30元钱，还了债就完了。到如今，新债依然如故。夏衣早已入了上海的当店，冬衣还睡在杭州的当店里，又需要看书报没钱买。自去年下半年来，家中没有钱寄我。请原谅我，我现在还要向你借50元才行。”不到1年的时间里，汪静之已经向胡适预支了140元，胡适一而再、再而三地满足了汪静之的要求，而《蕙的风》全部稿费是150元。

　　暗助林语堂

　　林语堂留美期间，经济上遇到困难，便向胡适求助。他知道胡适的财力也只够自给自足，便特意注明：能否由尊兄作保向他人借贷1000块大洋，待我学成归国偿还。

　　胡适果然没有让林语堂失望，不久便如数将款寄到，并说明这是北京大学给林语堂的工资“预支款”。想到北京大学从未有此先例，林语堂心中倍感温暖。凭借这笔款项，他在哈佛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之后，他去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习经费又遇到了困难。林语堂如法炮制，再次给胡适去信，希望他出面再向北京大学借笔钱。和前次一样，胡适又给林语堂寄去了1000块大洋。

　　4年后，林语堂终于学成回国了。他找到北大校长蒋梦麟，感谢他预支了2000块大洋。蒋梦麟却听得莫名其妙：“什么2000块大洋？北大什么时候给过你钱？”林语堂将来龙去脉一说，蒋梦麟立即说道：“这一定是胡适自己掏的腰包。”

　　请罗尔纲当家教

　　著名太平天国史学家罗尔纲和吴晗一样，也是中国公学的高材生。毕业前夕，他致信请胡适代为介绍历史研究方面的工作。胡适回信委婉地表示找不到好工作。正在罗尔纲失望之际，又收到胡适的一封信，信中询问他对薪水和待遇有何要求。罗尔纲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他表示自己可随遇而安，只要有利于研究便可。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三天后，自己竟被胡适请到家里去“工作”。

　　罗尔纲住进了胡适的家中，工作是辅导胡适的两个儿子学习，外加抄录整理胡适父亲的遗稿。工作轻松不说，他还有便利的条件开展研究和向老师请教。

　　罗尔纲就这样在胡适家住了5年，中途曾返回广西探亲一次。行前，罗尔纲给胡适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没想到回老家之后，收到了胡适的回信。信中胡适鼓励罗尔纲继续出来做研究，并欢迎他留住自己这里，但他提了三个要求：

　　一，不可再向家中取钱供给费用；

　　二，每月给罗尔纲40元零用，不可推辞；

　　三，若能来，将寄100元作为旅费，亦不可推辞。真是情真意切！

　　胡适的名人故事篇2

　　太监

　　胡适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有始无终，只有上卷而没有下卷，以致被黄侃讥讽为缺失下面一截的太监，成了将没有完稿的小说、论着称为太监的起源。

　　诺贝尔奖提名

　　根据诺贝尔奖官方资料库，胡适曾于1939年被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怕老婆的小故事

　　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胡适是属兔子的，他的夫人江冬秀是属老虎的，胡适常开玩笑说：“兔子怕老虎。”当时就流传了胡适怕老婆的笑话。

　　有一次，巴黎的朋友寄给胡适十几个法国的古铜币，因钱上有“PTT”三个字母，读起来谐音正巧为“怕太太”。

　　胡适与几个怕太太的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成立一个‘怕太太协会’，这些铜币正好用来做会员的证章。”

　　胡说

　　胡适经常到大学里去讲演。有一次，在某大学，讲演中他常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引用时，他就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

　　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引起了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民国第一红娘”

　　胡适有“民国第一红娘”之誉，由其促成的有情眷属数不胜数。他喜欢看到青年人相恋、结合，并主持过150多次婚礼。

　　这150多次证婚，从已知的记载来看，大多为胡适同辈友人、晚辈学者，成就的多是学界伉俪；婚礼地点也大多为中国国内。而有一桩胡适在美国证婚的婚礼，且有婚礼现场照片存世，却至今未有研究者披露过。

　　《胡适日记》1939年5月12日这天，记载了他在美国的一次证婚。他写道：

　　今天本馆秘书游建文君与张太真女士结婚。张女士是张履鳌先生的女儿，与上海剧团同来，我病在纽约时，他们正在纽约演戏，故建文与张女士常相见，以后就订了婚约。我给他们证婚。

　　不干了

　　三十年代初,胡适在北京大学任教授.讲课时他常常对白话文大加称赞,引起一些只喜欢文言文而不喜欢白话文的学生的不满.

　　一次,胡适正讲得得意的时候,一位姓魏的学生突然站了起来,生气地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毫无缺点吗?”胡适微笑着回答说：“没有.”那位学生更加激动了：“肯定有!白话文废话大多,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的目光顿时变亮了.轻声地解释说：“不一定吧!前几天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请我去政府部门工作,我决定不去,就回电拒绝了.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个意思,用文言文写一个回电,看看空间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胡教授刚说完,同学们立刻认真地写了起来.

　　十五分钟过去,胡适让同学举手,报告用字的数目,然后挑了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报稿,电文是这样写的：

　　“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白话文的意思是：学问不深,恐怕很难担任这个工作,不能服从安排.

　　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不错,仅用了十二个字.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五个字：

　　“干不了,谢谢!”

　　胡适又解释说：“干不了”就有才疏学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谢谢”既对朋友的介绍表示感谢,又有拒绝的意思.所以,废话多不多,并不看它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只要注意选用字词,白话文是可以比文言文更省字的.

　　胡适的名人故事篇3

　　钱玄同是现代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他曾激烈地反对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要求废除汉文，改用西洋文。他在31岁时，曾说过：“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该杀！”可是到了钱玄同年过四十，他没有被杀，也没有自杀，仍然活得好好的。于是，胡适便跟他开开玩笑，作了一首《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在他过41岁生日那天寄给了他。歌词风趣、生动，词曰：

　　该死的钱玄同！怎么至今未死？

　　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

　　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

　　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

　　可惜我不在场，不曾来监斩你。

　　今年忽然来信，要作成仁纪念，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

　　回家先挖一坑，好好睡在里面，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

　　草上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

　　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

　　年年九月十二，到处念经拜忏，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狱捣乱！

　　胡适的名人故事篇4

　　1947年，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写了一篇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发表在了当年的《民国日报》上。胡适在看到这篇文章后，很欣赏周汝昌独到而大胆的观点，于是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与他的观点做了探讨。

　　周汝昌接到胡适的这封信后，年轻气盛的他很不服气，立刻动手写了封回信予以反驳，很快胡适又回了信。一来二去，两个人在书信中开始了观点的碰撞，并且成为了无话不“写”的忘年交。

　　随着交往的深入，周汝昌得知胡适收藏有甲戌本的《红楼梦》，于是就冒昧地向对方提出想要借阅的要求，原想着胡适肯定舍不得把如此珍贵的书借给一个名不见经传且从未见过面的年轻人，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几天的时间，胡适就托人给他捎来这本甲戌本的《红楼梦》，在包着这本书的旧报纸上，胡适用毛笔在上面工整地写着：燕京大学四楼周汝昌先生收。

　　看到这一行字的时候，周汝昌的心里顿时感动至极。且不说此书的珍贵，也不说两个人素未谋面，单是大名鼎鼎的胡适能够用“先生”这样尊贵的字眼称呼一名年轻学子，这足以让人敬佩。

　　借给人书本身是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情，胡适却能够让人从中感受到对人的无以复加的尊重，这应该成为我们后人学习的典范。

　　胡适的名人故事篇5

　　话说胡适1917年刚被聘为北大教授时，作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做了一次演讲，用英文念了一句荷马的诗，结果下面也传来了一阵英文，意思是胡适先生的英语是英国下等人的发音，而嘲讽胡适的也就是辜鸿铭，这便是两人的第一次冲突。之后就是各种冲突不断。

　　话说辜先生留着辫子，也是思想先进的北大的一道奇观，后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了一篇文章，大意是说在众人都不敢剪辫的晚清时候，辜鸿铭首先剪掉了辫子，在众人剪掉辫子的现在，辜鸿铭却留起了辫子，之前是“立异以为高”，现在是“久假而不归”，后来辜鸿铭看到了此文，很是不满，并且威胁要状告胡适，不过事情后来也不了了之了。

　　关于白话文革丵命的问题，辜鸿铭在《反对中国文学革丵命》一文中又指名道姓的反驳胡适，他先将莎士比亚的诗用通俗英语写了一遍，再与原文比较，证明了用通俗英语来描述莎士比亚的诗歌之后诗意全无，之后他又写道：“任何一个不懂汉语的人，如果将我的白话英语和莎士比亚高雅的语言加以比较，他就会明白中国的文言和白话，或者像胡适博士以及他的归国留学生英语称之为的通俗汉语之间，有什么不同，如果他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会认识到这种文学革丵命的极端愚蠢”，后来胡适回应了一文，大意是，通俗英语比莎士比亚的高雅英语更能为大众所接受，而中国之所以90%的人不识字是因为中国语言太难学(就是指的文言文太难学)，而辜鸿铭又回了一文，此文就几乎是在诡辩，大意是你们这群留学生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地位得感谢那90%的文盲，因为要是他们都识字，就要和你们这些人抢饭碗。不过虽然辜鸿铭千方百计的证明文言文不是所谓的死文学，但是最后的结局仍然是胡适的一方获胜，文言文也变得不再为书面语言。

　　对于宪政，胡适自然是宪政的忠实拥护者，而辜先生，自然就是忠实的反对者，辜鸿铭认为“简而言之，中国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成文宪法的原因有二：第一，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廉耻感：一种高度道德标准的`民族;第二，中国政治赖以建立的基础不是‘功利’，而是道德，一句话，中国人之所以没有成文宪法，是因为他们拥有道德宪法”(出自其着的《宪政主义与中国》)

　　此外，在妇女解放，中西文化的辩论中，辜鸿铭和胡适也是冲突不断。后来辜鸿铭死后，胡适也多次写文提到他，对他念念不忘。

　　胡适的名人故事篇6

　　黄侃（1886-1935）字季刚，与章太炎、刘师培齐名，被称为“国学大师”。黄侃对新文学没有好感，对胡适抱有敌意，他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戏称胡适为“著作监”，学生不解其意，黄侃的回答颇为阴损：“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学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黄侃是存心讽刺胡适的著作经常只有上部，没有下部。

　　黄侃极力反对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他有意对胡适的名字予以奚落。因“胡”，是表示疑问句的文言词，“适”，有去、往之意。一日，黄侃恰遇胡适则问：“胡先生，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我看你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而问：“黄先生，此话怎讲？”黄侃答道：“如果胡先生你身体力行的话，大名就不应叫‘胡适’，而应改为‘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后，哭笑不得，回答不出来。

　　某日北大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鑫培的《秦琼卖马》，胡适插话说：“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静听高论，无人做声，黄侃却立身而起说：“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要不要找一只真老虎来？”听者大笑，弄得胡适非常尴尬，无言以对。

　　好在胡适是个乐天派，把“容忍就是自由”当做口头禅，一概宽容，完全是一副“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不予计较。

　　胡适的名人故事篇7

　　胡适的三嫂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叫曹佩声，比胡适的年龄约小十岁。

　　1923 年的夏天，三十刚出头的胡适到杭州疗养，住在烟霞洞，而曹佩声当时正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一个是“使君有妇”，一个是“罗敷有夫”，在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子湖边，两人相逢，已是“恨不相逢未嫁时”了。于是，曹佩声向自己的丈夫提出离婚，并很快办妥了离婚手续，在这种情况下，胡适面临着一个难题。他的妻子江冬秀不是个普通的旧式女子，也不是软弱可欺的妇女，她为此事常同胡适吵闹，有一次竟拿起裁纸刀向胡适脸上掷去，幸未掷中。当时的胡适已是很有名气的了，名气与爱情两者不可兼得，最终胡适还是舍爱求名。这样一来，曹佩声身受的打击可不轻，但她仍在情场失意的情况下发奋读书，后留学美国。胡适与曹佩声恋爱期间，常常鸿雁传情。胡适还为曹佩声作了一首诗：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胡适的名人故事篇8

　　1934年，胡适在北大讲课，每次都要对白话文的优点大颂一番。

　　一次，他在北大讲课时又对白话文的优点大加颂扬。一位学生提出抗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丝毫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那位学生反驳道：“肯定是有的！白话文语言不精练，发电报用字多，花钱多。”

　　胡适丝毫没有生气，他解释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文写的，看来也很省字。请同学们根据我的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

　　15分钟后，胡适让学生们报告用字数目，然后从中挑选一份最少的文言文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胡适说：“这份电稿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但我的白话文只用了5个字：‘不干了，谢谢。’这就是白话文的优点！”

　　胡适话音刚落，教室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胡适的名人故事篇9

　　胡先生是安徽徽州绩溪县人，他对于他的乡土念念不忘，常告诉我们他的家乡的情形。徽州是个闭塞的地方，四面皆山，地瘠民贫，山地多种茶。每逢收茶季节，茶商经由水路从金华到杭州再到上海求售，所以上海的徽州人特多，号称徽帮，其势力一度不在宁帮之下。四马路一带就有好几家徽州馆子。

　　1928年至1929年间，有一天，胡先生特别高兴，请努生、光旦和我到一家徽州馆吃午饭。上海的徽州馆相当守旧，已经不能和新兴的广东馆、四川馆相比，但是胡先生要我们去尝尝他的家乡风味。

　　我们一进门，老板一眼望到胡先生，便从柜台后面站起来笑脸相迎，满口的徽州话，我们一点也听不懂。等我们扶着栏杆上楼的时候，老板对着后面厨房大吼一声。我们落座之后，胡先生问我们是否听懂了方才那一声大吼的意义。我们当然不懂，胡先生说：“他是在喊：‘绩溪老倌，多加油啊！’”原来绩溪是个穷地方，难得吃油大，多加油即是特别优待老乡之意。果然，那一餐的油不在少。有两个菜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一个是划水鱼，即红烧青鱼尾，鲜嫩无比；一个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锦炒生面片，非常别致。缺点是味太咸，油太大。

　　徽州人聚族而居，胡先生常夸说，姓胡的、姓汪的、姓程的、姓吴的、姓叶的，大概都是徽州的，或是源出于徽州的。努生调侃地说：“胡先生，如果再扩大研究下去，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起源于徽州了。”相与拊掌大笑。

　　吾妻季淑是绩溪程氏，我在胡先生座中如遇有徽州客人，胡先生必定这样介绍我：“这是梁某某，我们绩溪的女婿，半个徽州人。”他的记忆力特别好，他不会忘记提起我的岳家早年在北京开设的程五峰斋，那是一家在北京与胡开文齐名的笔墨店。

　　胡先生酒量不大，但很喜欢喝酒。有一次他的朋友结婚，请他证婚，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事，筵席只预备了两桌，礼毕入席，每桌备酒一壶，不到一巡而酒已告罄。胡先生大呼添酒，侍者表示为难。主人连忙解释，说新娘是节酒会的会员。胡先生从怀里掏出现洋一元交付侍者，说：“不干新郎新娘的事，这是我们几个朋友今天高兴，要再喝几杯。赶快拿酒来。”主人无可奈何，只好添酒。

　　事实上胡先生从不闹酒。1931年春，胡先生由沪赴平，道出青岛，我们请他到青岛大学演讲，他下榻万国疗养院。讲题是“山东在中国文化里的地位”，就地取材，实在高明之至，对于齐鲁文化的变迁、儒道思想的递嬗，讲得头头是道，听众无不欢喜。当晚青大设宴，胡先生赶快从袋里摸出一只大金指环给大家传观，上面刻着“戒酒”二字，是胡太太送给他的。

　　胡先生交游广，应酬多，几乎天天有人邀饮，家里可以无需开伙。徐志摩曾风趣地说：“我最羡慕我们胡大哥的肠胃，天天酬酢，肠胃居然吃得消！”其实胡先生并不欣赏这种交际性的宴会，只是无法拒绝而已。1931年6月21日胡先生写信给我，劝我离开青岛到北大教书，他说：“你来了，我陪你喝十碗好酒！”

　　胡先生住上海极司菲尔路的时候，有一回请“新月社”一些朋友到他家里吃饭，菜是胡太太亲自做的徽州著名的“一品锅”。一只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一英尺，热腾腾的端了上桌，里面还在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点缀着一些蛋皮饺，紧底下是萝卜白菜。胡先生详细介绍这一品锅，告诉我们这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品，酒菜、饭菜、汤，都在其中矣。对于胡太太的烹调本领，他是赞不绝口的。他认为另有一样食品也是非胡太太不能办的，那就是蛋炒饭——饭里看不见蛋而蛋味十足，我虽没有品尝过，可是我早就知道其做法是把饭放在搅好的蛋里拌匀后再下锅炒。

　　胡先生不以书法名，但是求他写字的人太多，他也喜欢写。他做中国公学校长的时候，每星期到吴淞三两次，我每次遇见他都是看到他被学生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密密围绕着。学生要他写字，学生需要自己备纸和研好的墨。他未到校之前，桌上已按次序排好一卷一卷的宣纸，一盘一盘的墨汁。他进屋之后就伸胳膊挽袖子，挥毫落纸如云烟，还要一面和人寒暄，大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势。胡先生的字如其人，清癯消瘦，而且相当工整，从来不肯作行草，一横一捺都拖得很细很长，好像是伸胳膊伸腿的样子。不像瘦金体，没有那一份劲逸之气，可是不俗。胡先生说蔡孑民先生的字，也是瘦骨嶙峋，和一般人点翰林时所写的以黑大圆光著名的墨卷迥异其趣，胡先生曾问过他，以他那样的字何以能点翰林，蔡先生答说：“也许是因为当时最流行的是黄山谷的字体罢！”

　　胡先生最爱写的对联是：“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认真地做事，严肃地做人。”我常惋惜，大家都注意上联，而不注意下联。这一联有如双翼，上联教人求学，下联教人做人，我不知道胡先生这一联产生了多少效果。这一联教训的意味很浓，胡先生自己亦不讳言他喜欢用教训的口吻。他常说：“说话而教人相信，必须斩钉截铁，咬牙切齿，翻来覆去。《圣经》里便是时常使用Verily、Verily以及Thoushalt等等的字样。”胡先生说话并不武断，但是语气永远是非常非常坚定的。

　　胡先生从来不在人背后说人的坏话，而且也不喜欢听人在他面前说别人的坏话。有一次他听了许多不相干的闲话之后喟然而叹曰：“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相反的，人有一善，胡先生辄津津乐道，真是口角春风。徐志摩给我的一封信里有“胡圣潘仙”一语，是因为胡先生向有“圣人”之称，潘光旦只有一条腿，可跻身八仙之列，并不完全是戏谑。

　　胡适的名人故事篇10

　　岁月蹉跎情犹在

　　在胡适诞生100周年之际，她亲自撰写了《回忆中的胡适先生》一文，这是冰心老人首次向国内广大读者公开谈论胡适的文章。她说：

　　作为五四时代的大学生，胡适先生是我们敬仰的一代大师。他提倡白话文，写白话诗以及许多文哲方面的研究的文章，还引进了西方的学术思想，他创始了当时一代的白话文风。我们都在报刊上寻读胡适先生的作品，来研究欣赏。同时自己也开始用白话来写。

　　七十年前一幕幕情景的再现，开阔了她回忆的视野，挖掘了埋藏多年的心中记忆，她情不自禁地说：

　　1928年冬，文藻和我在上海我的父母家里举行了简单的订婚仪式，那仪式是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一手操办的。我记得在红帖上，女方的介绍人是张君劢先生(他的夫人王世瑛是我的好友)，男方的介绍人却是胡适先生。我不知道文藻和胡先生是否相识，但刘放园表兄做过晨报的编辑，同这些名人都是熟悉的。我不记得那天张、胡两位是否在座，这张红帖也已经找不到了。

　　愈使冰心老人感激的是，胡适生前还曾对她的作品作过中肯的评价。

　　胡适说：(当时)大多数的白话文作家都在探索一种适合于这种新的语言形式的风格，但他们当中很多人的文字十分粗糙，有些甚至十分鄙俗。但冰心女士曾经受过中国历史上伟大诗人的作品的薰陶，具有深厚的古文根柢，因此她给这一新形式带来了一种柔美的优雅，既清新，又直截。不仅如此，她还继承了中国对自然的热爱，并在写作技巧上善于利用形象，因此使她的风格既朴实无华又优美高雅。

　　不难看出，胡适生前对冰心的作品是认真阅读过的，这样的评论是言之中的的。

　　1992年她在《古典文学知识》上，发表《我与古典文学》，谈她如何喜爱古典文学，以及对她创作上的影响。她说：

　　我从五岁会认字读书起，就非常地喜爱中国古典文学。从诗经到以后的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古今诗词精选等，我拿到后就高兴得不能释手。尤其对唐诗和宋词更为钟爱，以后又用元曲作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我的初期写作，完全得力于古典文学我觉得中国古典文学，文字精练优美，笔花四照，尤其是诗词，有韵律，有声调，读到好的，就会过目不忘。总而言之，在创作和翻译上，精通中国古典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

　　用这段话来作为胡适对她这一方面评论的注脚，无疑是恰如其分的，有力地说明了他们之间在审美倾向上的共识。难怪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谈到现代作家作品时，把胡适、冰心等人列为同派作家，说他们都是很像(明末)公安派的，具有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的特点。

　　胡适的名人故事篇11

　　并非无故的偏爱

　　历史表明，谢婉莹还未以冰心为笔名发表文艺作品之时，她就是北京高校学生中的佼佼者，不止一次地在颇有声望的《晨报》上发表时评文章。1919年9月18日至22日，她才以冰心作为笔名在《晨报》上连载了小说《两个家庭》。从此她在文艺创作上，即一发而不可收，犹如化冻的春水，潺潺而流，畅行无阻。

　　最为显豁的是，在1919年12月1日《晨报》创刊一周年的纪念特刊上，第一篇登载了胡适祝贺诗篇《周岁──祝〈晨报〉一年纪念》，第二篇即是冰心所写的《晨报学生劳动者》，第三篇是鲁迅的《一件小事》;第四篇是启明即周作人翻译的《圣处女的花园》。当时冰心的文章列于胡适诗篇之下，排在鲁迅、周作人的文章之上。不要说是胡适，即使一般读者也会给予特别的注意。

　　当时冰心还不满20岁，是协和女子大学学生会的文书，又以协和女大代表的身分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工作。后来协和女大并入燕京大学，她改读中文系，又被推选担任燕大学生会的宣传股长，由于经常邀请学者名流到学校作讲演，势必与他们有着广泛的接触。何况燕大是美国教会办的学校，更为胡适所关注。加上当时燕大的教师，多数都与胡适有过交往。因此胡适即使对她刮目相待，也是合乎爱屋及乌的情理之中事实上，当时冰心自己，既是北京高校女学生中的精英，又是众目睽睽的文坛新秀、燕大出类拔萃的学生。所以，她获得胡适的青睐是必然的!1921年5月25日胡适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

　　三点半，到协和女子大学讲演，题为《什么是文学》略如我答玄同信里的话。是日见着协和的学生谢婉莹女士，她是很能做文章的，曾有好几篇小说在报上发表，署名心。她是福建人。

　　从这则日记中可看出，胡适对冰心是有较深了解的，如为一般人所疏忽的?字，他都注意到了。因为冰心亲自署名，一贯是沿用旧写，从不以通用冰字表示。如果不是细心地看过她的文章，他不仅不会那么书写她的名字，也不会对她作出那样高的评价。

　　从这则日记里，我们还可推测到，冰心早期的文艺创作，在不同的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受过胡适文学思想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她亲自聆听过胡适所作的《什么是文学》的讲演，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她在回忆文章中所说的，当时她很注意在报刊上寻读胡适先生的作品，并把它加以研究欣赏。因此，她在创作上受过胡适思想的影响是顺理成章的!

　　事实的确如此，就以笔名冰心发表在《晨报》上(1919年9月18日～22日)的第一篇问题小说《两个家庭》而言，如果与胡适发表在《每周评论》(1919年7月27日)上的短篇小说《一个问题》相比较，就可发现这一先一后的两篇小说，无论在内容上或表现手法上是多么的相似。所以严格地说，五四时期问题小说最早的创始者应该说是胡适。因为他不仅是最早进行问题小说的创作尝试，而且是最早从理论上去阐述改良社会的第一步必须是从研究问题下手。用他的话来说是：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当时冰心及其他作家所写的一系列问题小说或问题戏剧，正是从这种改良社会、挽救国家的善良愿望出发而去构思作品的。

　　我们还发现，五四时期胡适对文学上的其他一些问题所发表的见解，同样地给予冰心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甚至当时所说的一些话，直至50年代仍为她所重复着。

　　1918年胡适发表的《论短篇小说》一文，对短篇小说是这样界说的：

　　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

　　1957年冰心发表的《试谈短篇小说》一文，她对短篇小说的界说，也是这样说明的：

　　我觉得短篇小说应该是在比较短小的篇幅中，用最经济的手法，极其精练地写出故事中最精采最突出最生动的一个场面，如同彗星在长空中划过，我们所看到的最灿烂活跃的一段。

　　胡适的名人故事篇12

　　他们对于中国悲剧的看法，也可谓所见略同，不存歧异。

　　1918年9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曾对中西悲剧观念作了比较。他说：

　　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做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工的颠倒残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更进一层说：团圆快乐的文字，读完了，至多不过使人觉得一种满意的观念，决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人到彻底的觉悟，决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例如《石头记》写林黛玉与贾宝玉一个死了，一个出家做和尚去，这种不满意的结果方才可以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家庭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

　　西洋的文学自从希腊的厄斯奇勒(Aeschylus)、沙浮克里(Sophocles)、虞里彼底(Euripides)时代即有极深密的悲剧观念。悲剧的观念：第一，即是承认人类最浓挚、最深沉的感情不在眉开眼笑之时，乃在悲哀不得意、无可奈何的时候;第二，即是承认人类亲见别人遭遇悲惨可怜的境地时，都能发生一种至诚的同情，都能暂时把个人小我的悲欢哀乐一齐消纳在这种至诚高尚的同情之中;第三，即是承认世上的人事无时无地没有极悲极惨的境地，不是天地不仁，造化弄人，便是社会不良使人消磨志气、堕落人格，陷入罪恶不能自脱。有这种悲剧的观念，故能发生各种思力深沉、意味深长、感人最烈、发人猛省的文学。这种观念乃是医治我们中国那种说谎作伪、思想浅薄的文学的绝妙圣药。这便是比较的文学研究的一种大益处。

　　冰心当时大约是看到这篇文章的，大概也深感比较的文学研究有一种大益处，所以，1926年11月她应邀到北京大学讲演时，便以《中西戏剧之比较》为题，作为讲演的主旨。大要摘录如下：

　　她说：今天为什么要讲悲剧呢?自从五四以来，我们醒悟起来，新潮流向着这悲剧方面流去，简直同欧洲文艺复兴时一样。英人如睡醒一般，觉得有我之一字。他们这种自我的认识，就是一切悲剧的起源。我是我，我们是我们认识以后，就有了自由意志，有了进取的有了奋斗去追求自由，而悲剧就得产生。

　　说到我国的悲剧，实在找不出来，琵琶记并不是悲剧，他的主人翁并没有自由的意志。桃花扇呢，也不是悲剧。中国正需悲剧。现在做诗的人很多，但我们要的不是报纸上天天发表小诗，也不是要大学生做诗互相传观，也不是要那千篇一律的小说，我们所要的乃是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要历史上的悲剧，如同项羽、岳飞，这都是悲剧的材料。诸位，如果我们有国民性的自觉，让我们来努力于历史的悲剧吧我不会写悲剧，可是我愿意向这方面努力，我不信我国人比外国人来得笨，欧洲文艺复兴后，他们的悲剧，就立时随着发达起来。我们现在觉得自我了，我们的悲剧，也该同样发达起来。

　　胡适与冰心对于悲剧观念的界说、对于我国悲剧的评估、对于悲剧创作的呼唤，其理论依据，主要的是来自于易卜生所鼓吹的自我主义、个性解放、发展自己的主张。用胡适的话来说，也就是要敢于面对现实，要勇于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这样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从这里也可看出，他们在创作上是主张弘扬易卜生的写实主义精神的。正如胡适所说，他是反对那些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而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为告终的说谎文学。用冰心的话说是：我看小说，爱看那没有结局的，使我多一些探索，多一些回味的作品。实际上这就是胡适当时所指出的思力深沉、意味深长、感人最烈、发人猛省的文学。由此可见，他们的创作思想、审美趣味是多么的一致!如果让我们进一步去权衡一下她早先的创作目的，那么就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在创作思想上的相契绝不是偶然的。

　　1919年11月冰心在《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一文中说：我做小说的目的，是要想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引起阅者的注意，若不能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动他们去改良。

　　这段话，显然是胡适所首肯的。胡适之所以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主张写天下的悲剧惨剧，反对写美满团圆结局的文章，其目的也在于要叫人有深沉的感动，以便引人到彻底的觉悟、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从而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所以，冰心的这段话，与其说是小说创作目的的自我表白，不如说为胡适的悲剧主张作了补充说明，对胡适的见解表示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