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叫我老师那年，我才十几岁，但我感到的远远不是尊重。忽一日，有位学生家长给我拎来了一网兜砀山梨。他在县运输公司当司机，后来成了我小说《大市民李四》中“李四”的原型。那兜砀山梨是我第一次见，该有多大，反正一网兜只装了三四只梨。皮子淡黄，浅到发白，透着清脆、美味的信息。没舍得吃，星期天回家，带给父母，自己当然也尝了，真的很好吃。现在想起来，爽意犹新。但事情并不仅此而已，学生家长还有更让我感动的表示。当时他看了看我的宿舍，转头对我说，下次出车，给你从南方带来一个书架。我推辞是没用的，心里当然明白他这是要我关照他的女儿。
梨子吃完了，常常不由自主地惦记那个书架。从有了几本书开始，我就盼着能有什么东西妥善安置它们。从书包，到书箱，这就是它们在我这里走过的短短的历程。学生家长让我看到了事物发展的方向，书架已是大势所趋。但有了书架，就必须有安置书架的空间。
当时我跟另外两个青年教师同住在一座教室里，中间用一排背向我们的木橱隔开，一半是我们的宿舍，另一半是生活常识课的实验室，每到夜晚，那里都是死一般的寂静。而在我们这一半，就不一样了。三张床挨墙放着，后来一个老师又带来了他侄子。床铺已经挤得空地儿不多，再加上各自的生活用品，四处满满登登。年轻人，都在精力旺盛的时候，小学的课程又简单，谁还指望他们业余再去研究教学？对他们的打打闹闹，我唯一的期望是不让他们影响到自己。我要的是一点点的安静，能够看看旧书，以排遣内心的愁绪。也许是性格使然，我觉得世上并没有那么多令人高兴的事。他们一天天从早到晚乐陶陶的，在我想来，真是怪了。但那一点点的安静对我是奢侈的。如果不是那位学生家长提起，我哪里想得到为自己弄一个书架？
既然我已迎来这个贸然闯入者，就准备对它以礼相待。我暗暗决定了安置他的位置，在我的床铺里边，想必不会影响别人。我已预先感受到了这个书架给我带来高雅的书香气息。
躺在床上，眼前常常出现幻觉。我的那些书纷纷从书箱（一个纸箱子）里飞出，有条不紊地降落在书架上，自动整齐地排列起来。它们都露出了满足的笑容，一个个向我闪着感激的目光。它们甚至像些孩子，那么乖巧而调皮。同时我发现书架上还有许多空隙，实际上我的书也不过几十本。怎么能让书架空着啊！那样似乎很对不起学生家长。
接下来的一些日子，我逛了几次新华书店。可惜的是，书店里并没有多少——几乎没有我要买的书。但我想，只要学生家长把书架送来，不拘什么书，我都要买来。
我是如此渴望那个书架，却总不见学生家长那边的动静。也曾经遇上他几次，他也只字不提。我当然不好意思催问了，接受学生家长的礼物本身并不怎么光彩的。时间一久，就像没这回事了。我就想，学生家长也许不过是随口说说，而我竟当了真。一次言不由衷的允诺，竟让我如此的牵肠挂肚，可见自己没见过世面。
这学生家长就住在我们学校附近。去他家家访时，我看到院子里放着两个竹子做的书架，因遭雨淋，已起了绿毛。我管不住自己，不由得多看了两眼，但学生家长并没有特别的反应。
从他家出来，我感到非常安心。我已做出了顺理成章的推测。他没把书架送给我，大约也是为我着想。小小不然的一网兜梨子，收了也就收了。书架好歹得算是个庞然大物，赫然摆在大家眼皮子底下，不好说的。我到底还是因为涉世未深，想不到收受学生家长礼物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书架的影子不过在我眼前一晃，就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书依旧躺在书箱里，或凌乱地堆放在宿舍的写字桌上。我所盼望的，依旧还只是一个能够独处的'空间。那个空间不要多大，甚至只能放下一张床就够了，但必须绝对是属于一个人的。
可是，在我从事教育工作的两年时间里，我没有得到，也没再买多少书。书店的书不合我的口味，除了武侠小说，找不到一本正儿八经的文学书籍。
偶而一次，书店处理旧书，我看到了许多诸如《绿衣亨利》《月亮匣和六便士》这样的外国文学名著，我却只买下一本泰戈尔的《沉船》。这是我至今想起来还感到万分惋惜的事。但是没有办法，制约我进行文学投资的重要因素是我囊中羞涩。当时我的确没妄想在文学上出人头地，摆在我面前的是婚姻问题。我想以稍微充裕的经济条件，给自己娶房媳妇。娶个纺织女工，或者娶个商店营业员，宾馆服务员，我们学校的老师就是这样的。
没钱，一直困扰着我的生活。我抓紧所有可能的机会读书，却买书甚少。我也像别人一样拿工资，平时既无烟酒嗜好，又不请客送礼，何至于如此穷困？后来我从学校调出，也幸好没用花费。但经济状况并未好转。记得有一年过年回家，为买条新裤子，我给人借了五十块钱。回来时到了济南，连车票钱也花光了，只得又给人借了十块钱。还有一次，是回家路过济南，又没了住宿的钱，就去了一位老师家里。吃了饭，天晚了，师母见我不走，就拉下脸子，说，老济南的规矩，留饭不留宿。老师忙支开师母，偷偷对我解释师母到了更年期，不让我把她的话当真。我实在是计出无奈。出了老师的家门，就意味着露宿街头。忍着住下来，不到天明，就悄悄起身溜走了。在这种前提下，要无限制地买书来读，确乎不太现实。
现在我的藏书仍不多，但比起平常家庭，要算多得多了。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我近年来所买。
回首往事，我痛悔不已。读书的好时机实际上已经错过。一本书读上二十遍，也不如过去读一遍记得深刻。常常是前面读过了，后面的也跟着忘记了。可是多少年前在学生时代看过的书，比如《〈红楼梦〉研究》学刊，比如《浮士德》《乌托邦》，比如《呼啸山庄》《德伯家的苔丝》《悲惨世界》《巨人传》《匹克威克外传》《复活》《猎人笔记》，到现在还如刻在脑子里一般。
像很多人一样，买书已不仅仅是为读书。即使不读，也要买。买了舒服。我已有了一个较为像样儿的书架，上面摆放着我喜爱的书籍，从《红楼梦》《聊斋志异》，到卡夫卡、福克纳、鲁迅、王小波。早在两年前，这一个书架就已无法盛放我的藏书。杂志之类只好屈居于另一个只有三层的简易书架。
那个较好些的书架，是在结婚时买下的。这些年来，经过多次辗转，又缺少合理养护，我的那些书都已脏污不堪，书脊上几乎辨不出书的名字。书架买贵了，用同样的价钱，换个商场，可能买一大排书架，可我只买来孤零零一个。买书架那天，家里来了一大帮安装工，叮叮当当，很像回事地把书架安放着背阴的小房间里。他们走后，我开始摆书。上面一层是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学理论，中间两层是外国文学，下面一层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最底下的橱子里，是我的小说手稿。
书摆上了，我轻松地坐下来，蓦地想到，这个矗着一个书架的小房间，该管它叫什么呢？“书房”这个名字，自然而然地跳到了我的脑中。这是线条美观简洁的书架在告诉我，我已经得到了一个书房！从此以后，在这里，我可以安静地读书、写作了。我要看哪部书，伸手就可取到。累了，往旁边的小床上一躺，就可休息。
可是，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我实际上是在为一块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而奋斗。在原先的小学校中如此，在新单位也是如此。新单位的条件甚至还比不上那所小学校。当初来单位报到，原指望马上踏踏实实地得到一间宿舍，孰料单位根本无法安排，就暂时让我去住旅社。住宿费给规定下来，我只得去住七八个人一间的大房间。单位领导感到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一个月后，将我召回，给塞到了市艺术团舞蹈队宿舍。
要说年轻，这些舞蹈演员才算真的年轻。他们一个个朝气蓬勃，无忧无虑。此前，我从没想过一个人能够拥有这样傲人的青春。他们的快乐，只能显出我的老气横秋。无论对任何人而言，快乐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我拼死抵抗。我已走上了从事文学专业创作的道路，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创作也许更需要忧愁。
为取一静，我搬进了办公室。那里早就住着一位离婚的诗人，已放不下另一张床了，我就只好睡在拼起来的办公桌上。我们两人，一个为生活所迫，焦头烂额，一个孤苦无依，前途渺茫。大眼瞪小眼，悲苦的感受常常不期然袭上心头。
不久，诗人又结了婚。除了每周一次的例会时间，办公室好歹就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时候，我总算松了口气。形影相吊，孤寂难耐，但我可以盼望，实际上，这是一种主动，跟过去被动地接受有着本质的不同。我最经常盼望的，就是诗人突然出现在门口。新的婚姻使他比往日更加狼狈了，每次见他，都是满脸的伤痕。从他那里，我感到的是那种沉痛的生活体验，既疯狂，又残忍，但散发着生命的光热。——办公室并未成为我心中的属地，也可以说还没来得及成为我心中的属地，就碰上单位为偿还外债，出卖地皮。我们的办公室正好地处在那块地皮。于是，我又回到了“他人”之中……
实际上，我更多考虑的绝对不是读书。我要的只是“住”的地方，书房也只能是一种遥远的景象。
在我的毅力经过千般的摧折磨炼之后，书房伴随着一个崭新的书架，出其不意地降临到了我的眼前。它不宽敞，也不明亮，但它无比真实。在里面读书，夜怎么深，都不会想到有一个美丽的狐狸精翩翩而至，轻叩我的窗户。
只过了一年，我就分到了新房。这回房间朝阳，虽然还是面积不大，却是房屋设计中的名堂，称之为“书房”似乎更名正言顺。
我不大相信命运，但命中注定自己将在这所谓的书房淹留。对这里的一切，我已经熟悉到无以复加，这些书，这个已掉了一扇玻璃门的书架，这台配置已明显落伍的电脑，这张蓝色电脑桌，都仿佛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但伴随着我的这种熟悉，则是我对外界的陌生。在这个我已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里，没有多少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几个人。每日送孩子去幼儿园出趟门，一路上打不了几个招呼。
但我心里充满了安宁。也许是为了保持内心的安宁，有时不免要自比一下圣贤。不出户，而知天下。恍惚之中，觉得说的就是自己。
其实得到信息的途径不可胜数。深夜里，远方朋友的电话，带着神秘颤动的电流声，总是让我惊喜不已。每天都有一次，要接到订阅的报刊，但最让我牵挂的，还是里面有没有夹着赠刊、信件。在上午或下午的某个时间到来之前，我都要预先感到自己的心动。互联网也给我带来了获取信息的快捷。邻居帮我装了宽带，鼠标轻轻一点，似乎整个世界都展现在了自己面前。不过使用了一个月，就被我果断地拆了下来。我怕的不是信息不够用，而是那潮涌般的信息，都有可能将我淹没。
从世俗的角度来看，我是朋友最少的人，我却认为自己朋友最多。古今中外，老庄孔孟、伊索但丁，虽多是死人，却虽死犹生。是的，他们都是精神万古不灭的伟人，但我宁愿把他们当自己亲爱的还活在人间的朋友。
翻阅这些先贤的著作，我深刻地理解了什么叫做“一句顶一万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宠辱若惊，遗大患若身。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一砂一世界。要上天堂，就看准上帝下手……活到现在不知几千岁、几百岁的老人，早把话说到家了。
空间狭小，也就三四米见方，不是书房，恐怕这些人类精英挤成饼子也盛不下。他们一点也不吵闹，跟静静流淌的时光一起，无声地占据着一本或两三本书那么大的空间，但他们给我的，却那么多，甚至连我呼吸的空气，也是他们所给。
在这些朋友里面，我最想提及的，是十位外国朋友。第一位塞万提斯，他的《堂吉诃德》，总是令我想到生活的悲剧性。第二位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激起我潜藏于心的狂暴的情愫，这几乎是我第一次阅读外国文学就马上迷上的一部小说。第三位就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常常能够满足于我对完美女人的渴望。还有写《红与黑》的司汤达、写《罪与罚》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爱看《复活》，托尔斯泰无疑给我提供了一种明亮和健康的范本。爱看《包法利夫人》，它让我体会人生中的虚妄、小说叙述中必需的节制。读《高老头》，我晕眩于那股隐藏在纸张之后的雪亮的目光。《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可以让我一次次地汲取快乐的精神，正像我看陀斯妥耶夫斯基时，一次次审视内心的幽暗。1987年，从《文艺报》上，我看到了改编自这部名著的音乐剧《大河》剧照，两个虎虎有生气的美国小伙子，手执长篙，引吭高歌，忽然意识到这部历险记的真正意义。一条大河的意象，常常不期然进入我的文学创作中，体现在我的处女作，中篇小说《林祭》里面，就是一种宽广和冷静。
而福克纳却又是那样贴近我的内心，我读他的《喧哗与骚动》《去吧，摩西》《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花斑马》《夕阳》《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他所表达的什么，似乎已不重要，不过接触一下他的文体，就能让我感受到几乎是全身心的宁静的松弛。
“于是我开始奔跑。我朝屋后跑去，来到廊沿，停住了脚步。接着我哭起来了。我能感觉出鱼方才在哪一滩沙土里。它给宰割得支离破碎，已经不像是鱼了……”这就是我所钟爱的福克纳。
除去福克纳，我列举的这些外国作家，他们的作品全都属于古典文学。尽管现代文学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我认为他们的位置绝对不可替代。一次，遇上我们当地的一名文学新手。在他那里，几乎所有的古典文学都遭到了无情的贬损，连《红与黑》也不能幸免。我默然无语，良久，才委婉地说，自己最初也没能真正看到这部小说的好处，偶然通过电影频道看了与此同名的电影，感到的却只有震惊。那是一部很旧的黑白片。屏幕上，主人公机警得有些神经质的表情，苍白的面容，单薄的身材，玄黑的服装，一刻不停的内心独白（嘟嘟囔囔），简直就像我在亲眼观看一场噩梦。于是感悟，一部文学名著之所以能够流传百世，还在于它的文学特质。就是这种文学特质，决定了它的不可替代性。
更多的感悟，则是在我的所谓书房里进行的。我的生活，除了读书、写作，就是孤独的思考，有时却仅仅是跟那些书本的面对，脑子里其实一片空白，倏忽间，却也能闪现明亮的火花。首先，不管自己所感悟到的是否有失偏颇，但绝不会与人发生龃龉。不久前，与一极力尊崇传统文化的老学人同席，老学人卖弄了自己的渊博，然后，言之凿凿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天人合一”。我的心中蓦然一动，不由想到，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天人合一”，莫不是其它文化就不博大精深，就不“天人合一”了？已主张了几千年的“天人合一”，可究竟让我们看到了什么？人家那里似乎没有“天人合一”，却四处可见美丽和谐的人文、自然景观。我不过是这么想想罢了，如果说出口，肯定会把自己招进“群起而攻之”的尴尬境地。
唯有在我的书房里，我才可避免与人发生毫无意义的争执。神游八荒，言出无稽，皆与人无碍。唯有在书房里，在这小小的空间，才能进行我自由的联想。甚至可以说，也唯有在这里，我才不会受到伤害。对我，这里是最为安全的空间，也许有朝一日，将成为我永久的幽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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