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在现实认知观的基础上，对其描写成非常态性现象。是文学体裁的一种，侧重于事件发展过程的描述。强调情节的生动性和连贯性，较适于口头讲述。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海南历史文化名人唐胄的故事，欢迎阅读与收藏。
在海南的历史文化名人中，丘濬、海瑞最为人们所熟知。而被《明史》誉为“岭南人士之冠”的唐胄，人们了解得还不多。这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尤其发人深思。
唐胄(1471-1540)，字平侯，号西洲，琼山人。明弘治十五年(1502)考中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明史》有传，称其“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前面三句话都切合实际，说得很实在。最后一句话，评价之高，则超出了一般人的意料之外。
“岭南人士之冠”
《明史》的修纂，始于清初，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方告竣工。康熙年间编纂的徐乾学本《明史》、王鸿绪本《明史稿》(实为万斯同所纂)和乾隆年间作为最终定稿的张廷玉本《明史》对唐胄的评价是一致的，均有“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这一句话。
笔者翻阅《明史》之前的一些早期文献资料，并未发现有称唐胄“为岭南人士之冠”这样的说法，故而基本可以认定，这是由《明史》修纂者对唐胄作出的评价。现存最早的唐胄传记资料，出自唐胄生前故交钟芳之手。钟芳《祭唐西洲文》(见《钟筠溪集》卷十六)有一句“岭海精英，公评端在”，这大概就是《明史》所本。而此后钟芳为唐胄所作《墓志铭》、王弘诲所作《神道碑》，均无类似评语。自明代万历至清代康熙年间修纂的《广东通志》、《琼州府志》、《琼山县志》等各类地方志中，对唐胄的评价一般是“耿介有器识，尤孝于亲。服食澹泊，足振靡俗。为文尚理，不事浮华。”也没有“为岭南人士之冠”这句话。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初修《大清一统志·琼州府》中对唐胄的评价是“胄耿介有器识，立朝执义不挠，海南推为冠冕。”这与《明史》的论断已经比较接近了，应当是受到了《明史》稿本的影响。而乾隆之后重修的地方志中，在评价唐胄时，有的就直接援引《明史》的论断了。
“海南推为冠冕”
岭南是一个相当广阔的地区，包括了现在的广东、广西及海南全境。虽然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岭南在历史上文化相对落后，但也出了不少名人。略举几例，如唐代名相张九龄，宋代名臣余靖、崔与之，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所以，在《明史》对唐胄的评价中，大概省略了一个时间定语，即“为岭南人士(一时)之冠”。清代光绪十九年，来海南督学的徐琪作《西洲侍郎像赞》，文中便称唐胄“耿介孝友，一时之冠。”然而，就算是在唐胄同时代的岭南人物中，也有像陈献章、湛若水这样的大思想家，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他们的知名度都在唐胄之上。所以，我们似乎还得把空间范围再缩小一些，就像雍正初修《大清一统志·琼州府》中对唐胄的评价那样，“海南推为冠冕。”
即便如此，恐怕仍然有人会提出异议。明代是海南文化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海南产生了64名进士，举人数量约有600名左右，占海南历代举人总数的四分之三强，可谓人才济济。《明史》为之立传的海南人，共有5名进士和1名举人，分别是：薛远、邢宥、丘濬、廖纪、唐胄和海瑞。另外，有一个名叫荣瑄的琼州普通老百姓，也因为孝义事迹而有幸跻身国史。荣瑄属于特例，姑且不论。就其他人物而言，薛远、廖纪、王弘诲等海南人均官至尚书，丘濬更是入阁为相，地位都在唐胄之上。海瑞与丘濬并称为“海南双璧”，邢宥与丘濬、海瑞并称“奇甸三名贤”，其思想影响和文化意义都不容小觑。台湾的国学大师钱穆对于邢宥就有很高的评价，他说：“论者谓公(邢宥)与丘、海二公，为奇甸三名贤，他人之贤弗及……而其德功言三者，俱得先文庄、忠介而合称为一鼎之三足，此决非偶然矣。”
邢宥、丘濬的生活年代较唐胄为早，海瑞、王弘诲则比唐胄略晚一些。如果我们将时间范围再缩窄一些，仅就与唐胄同时代的海南人而论，也有不少人可以和唐胄媲美。例如，比唐胄年龄稍长的临高举人王佐虽然没能考取进士，官做得不是很大，但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世人对其评价都相当高，唐胄本人也对王佐十分尊重，以师事之。还有钟芳，官至户部右侍郎，被《广东通志》称为“上接文庄，下启忠介”的“岭海巨儒”，虽然《明史》只提及钟芳的名字，没有单独为他立传，但其才学和功名与唐胄相比，也不遑多让。
后人眼中的“全能冠军”
那么，《明史》对唐胄的评价，是否有些夸大其辞呢?并非如此。应当注意到，《明史》在得出唐胄“为岭南人士之冠”的判断之前，有三句话作为前提，即：“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这三句话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耿介孝友”是立德，“好学多著述”是立言，“立朝有执持”是立功。儒家有“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之说。如果单就某一方面而言，唐胄也许不是最突出的。但如果将上述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来看，则很少有人能够超过唐胄，他是一个各方面实力都比较均衡的'“全能冠军”。
例如“耿介”，这几乎可以说是海南人出外为官者的一个共性，至海瑞而造乎其极。《明史》中海瑞的传记超过三千字，其中批评嘉靖皇帝的《治安疏》占了一千三百字。但《明史》称海瑞“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云。”对海瑞也不是完全肯定的。
再比如“好学多著述”，丘濬在这方面一直被视为海南人民的骄傲。万历《广东通志》引何乔新语，称“唐张九龄，宋余靖、崔与之，及濬四人，为岭南人物之首”。在何乔新眼中，明代只有丘濬才是真正的“岭南人物之首”。何乔新之语曾经被广为引用，然而《明史》却没有转述，这颇耐人寻味。《明史》中丘濬的传记近千字，赞美之余，也不无微词，称其“议论好矫激，闻者骇愕。”
《明史》中，薛远的传记附在其祖父薛祥的传记之后，不足百字。邢宥的传记全文二百余字，主要是赞其“廉介”。而唐胄的传记有一千一百余字，扣除引用的唐胄《谏征安南疏》近七百字后，还有四百余字。文中对唐胄几乎全是正面赞美之词，没有任何非议。
唐胄考中进士之后，因遭逢父丧，同时不满于明代正德时期的黑暗政治，加之母亲又年迈多病，回故乡隐居了前后长达二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淡泊自守，侍亲至孝，和睦亲族，对乡人的孝行义举也大加揄扬。说起来，荣瑄能够进入《明史》，也得感谢唐胄。《明史》记载的荣瑄孝义事迹，采自唐胄主持修纂的正德《琼台志》。这是他“耿介孝友”的一面。
唐胄博览群书，注意向岭南先贤学习，整理出版过岭南人崔与之、余靖、白玉蟾、王佐等人的诗文别集，修纂过正德《琼台志》等多部地方志，文章力求经世致用，不务浮华。这是他“好学多著述”的一面。
嘉靖元年(1522)，唐胄应召复起，在各地为官期间，政绩卓著。在京期间，屡屡上疏纵论天下大事，显示出卓越不凡的器识。同时，唐胄还很注意进行斗争的方式、方法，平时不为矫激之举，但在原则问题上却也毫不退让。这是他“立朝有执持”的一面。
综合起来看，唐胄在各方面都堪称典范、楷模。前人评价唐胄时，也屡以“典型”称之。如明人黄表衷《唐西洲公石像赞》中有“典型在兹”之语，民国时期王国宪在《敬题唐西洲公三父子诗集》中也用“百代奉典型”来称赞唐胄。
《明史》为何如此高评?
在《明史》早期的编纂者中，徐乾学是顾炎武的外甥，黄百家是黄宗羲的儿子，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学生。他们的思想都受到清初三大思想家的影响，具有一种文化反思精神，一方面大力弘扬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另一方面将心学视为招致明代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代心学以陈献章、王守仁为代表。陈献章的心学思想主要在广东一带流行，其弟子湛若水热衷于讲学，与王守仁齐名，对传播陈献章的心学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明史·儒林传》的序言说：“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有明诸儒，衍伊、雒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岐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对明代心学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正因为如此，《明史》在品评岭南人物时，没有将在当时思想界影响巨大的陈献章、湛若水举作代表。海瑞的思想也受到心学的影响。丘濬则著有《大学衍义补》，自成一家之言。
唐胄在科举考试的省试、会试当中两次夺得“礼魁”，在经学方面有所专精。唐胄与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名流如湛若水、何景明等交往密切，但他在思想上不趋时逐新，不标新立异，而是踏踏实实地去实践、履行传统的儒家思想。不论是用“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标准，还是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来衡量，唐胄都堪称弘扬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的表率。或许，这就是《明史》将唐胄视为“岭南人士之冠”的真正原因吧。
明史唐胄传文言文翻译
明史·唐胄传
原文：
唐胄，字平侯，琼山人。弘治十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以忧归。刘瑾斥诸服除久不赴官者，坐夺职。瑾诛，召用，以母老不出。嘉靖初，起故官，请为宋死节臣赵与珞追谥立祠。进员外郎，迁广西提学佥事。令土官及瑶、蛮悉遣子入学。土酋莽信虐，计擒之。木邦、孟养构兵，胄遣使宣谕，木邦遂献地。屡迁广西左布政使。官军讨古田贼，久无功。胄遣使抚之，其魁曰：“是前唐使君令吾子入学者。”即解甲。十五年进左侍郎。
帝以安南久不贡将致讨郭勋复赞之诏遣锦衣官问状中外严兵待发胄上疏谏曰若谓中国近境宜乘乱取之臣考马援南征，深历浪泊，士卒死亡几半，所立铜柱为汉极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虽尝平之，然屡服屡叛，中国士马物故者以数十万计，竭二十余年之财力，仅得数十郡县之虚名而止。况又有征之不克，如宋太宗、神宗，元宪宗、世祖朝故事乎？此可为殷鉴。今四川有采木之役，贵州有凯口之师，而两广积储数十万，率耗于田州岑猛之役。兴师数十万，何以给之？今北寇日强，据我河套。边卒屡叛，毁我籓篱。北顾方殷，更启南征之议，脱有不测，谁任其咎？”章下兵部，请从其议。得旨，待勘官还更议。明年四月，帝决计征讨。侍郎潘珍、两广总督潘旦、巡按御史余光相继谏，皆不纳。后遣毛伯温往，卒抚降之。
郭勋为祖英请配享，胄疏争。帝欲祀献皇帝明堂，配上帝，胄力言不可。帝大怒，下诏狱拷掠，削籍归。遇赦复冠带，卒。隆庆初，赠右都御史。胄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
（选自《明史唐胄传》）
译文：
唐胄，字平侯，琼山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授官户部主事。因父丧回家乡。刘瑾指斥诸位服丧期满而不赴任者，因此剥夺他的官职。刘瑾被诛，朝廷召用唐胄，唐胄因母亲老衰而不出任官职。嘉靖初年，唐胄以故官起用。他疏谏内官织造事，请求为宋朝死节臣赵与珞追封谥号并为他立祠。进而升为员外郎，又升任广西提学佥事。命令土官和瑶、蛮等都送子入学。升为金腾副使。土著莽信残暴，唐胄用计将他擒获。木邦、孟养交兵，唐胄遣派使者前往宣谕，贼寇首领说：“是前唐使君让我的孩子入学的。”于是自动解除了武装。他升为右副都御使，巡抚南、赣，转到山东。迁为南京户部右侍郎。十五年（1536）改派到北部，升为左侍郎。
皇帝因为安南长久不进贡，准备对它进行讨伐。郭勋又很赞成。皇上下诏派遣锦衣官询问情况，中央和地方都整兵待发。唐胄上疏劝谏说：有人说中国的近境，应当乘其混乱而取之。我考察了马援的南征，深入浪泊（山名）地方，士兵死亡将近一半，所立的铜柱作为汉的边界，乃近在现在的思明府。先朝虽然尝试平安它，却屡服屡叛，中国消耗的士、马、物计有数十万，竭尽近二十多年的财力，仅仅只得到数十郡县的虚名而结束。何况还有讨伐而没有攻克的，像宋太宗、神宗、元宪宗、世祖朝就有这样的故事。这可以作为借鉴。现在四川为采集木料动用了大批兵力，贵州有凯口兵事，而两广积储数十万，一概都耗费在田州岑猛战役上。又屡次兴办大工程，积储都用在这上面，现在兴师十万，用什么来供给呢？现在北方贼寇逐渐强盛，占据我河套。边关兵士屡次叛乱，毁坏我籓篱。北方忧患正多，又启南征之议，倘若遇有不测，谁能担任这个罪过呢？奏章下到兵部讨论，兵部请求听从他的建议。圣旨说：等勘官回来再重新议论。第二年四月，皇帝决计征讨。侍郎潘珍、潘旦、巡按御史余光相继阻谏，都没有被采纳。然后派遣毛伯温前往，终于抚降了他们。
郭勋请求让他的祖父郭英入功臣庙同受祭飨，唐胄上疏力争。皇上意欲在明堂祭祀天帝时附祭献皇帝，唐胄极力谏言不可行。皇帝大怒，将他下诏狱进行拷问，削去他的官籍后让他回到家乡。后遇赦复官，不久死去。隆庆初年，赠右都御史。唐胄忠直有孝义之心，好学而著述丰富，在朝执政有原则，是来自岭南的最优秀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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