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仔细品读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都收获不少，不能光会读哦，写一篇读书笔记吧。可是读书笔记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中国思想史读书笔记，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中国思想史读书笔记 1
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是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中国思想史读后感。而梁启超的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初趋于成熟，梁启超通过其文章著述对这一时期思想气候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史的过渡》一书中，作者将其作为探讨这一时期思想变化的切入点。通过对梁启超的思想变化过程及相关事物的研究来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
在梁启超的思想形成的过程中，“西方的冲击”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对此，作者特地提醒我们在强调外部影响的时候不能够忽视中国传统内涵。虽然晚清不像思想鼎盛的南宋或晚明时代，但晚清传统领域里的思想仍然在继续发展。
作者认为我们应该从生活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人的角度来思考其思想变化的内在动力。对于19世纪末的学者们来说，儒家思想是一个巨大复杂、学派林立、彼此竞争的思想天地，所以对研究晚清思想的者来说，注意儒家传统的内部问题并探索其含义是十分重要的。努力设想自己处在儒家文学士的地位，弄清楚儒家思想作为富有活力的个人信仰在实践中向他们提出问题。以历史的观点看待这些问题及其发展来理解晚清儒家思想内在的变化动力。再根据传统固有的多样性和内在发展动力对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以理解中国对西方的回应。
作者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收改良运动的影响，思想变化的速度急剧加快，而这场运动巨大的思想意义却常被人们所忽视了。
关于思想背景，作者主要是从儒学的内在变化上来分析的。在儒家思想的实践者眼里，儒家思想从来就不只是一种哲学体系，或一种知识研究。还有实用主义动机和作为一种人生信仰的本质。学术研究从内部对儒家思想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对儒家思想中的“内圣外王”的理想的争议中，形成了各种流派的新儒学。而今文经学派中的一些成员试图将儒家赞同的经世致用和含义模糊的改制思想奉为真正汉学的核心内容，并因此企图否定汉学在经验主义研究学派的地位。最后，在通常被错误地认为是经世理想惟一的维护者的经世学派中，特别强调将行政上的革新作为儒家治国之术的一个必要成分。这些思想倾向以及它们与西方冲击的相互影响，经康有为的中间作用，成为19世纪90年代初梁启超思想发展的转折点。
康有为出生于一个新儒学家庭。从小立志要成为圣人。他在1891年所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和1897年发表的《孔子改制考》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动摇了中国学者和士绅的思想基础，它们所造成的思想反响分别被比作一场飓风和火山喷发。
康有为认为真正的汉学应该在西汉占支配地位的今文经学派中寻找。他为今文经学派辩护，反对古文经学派。试图摧毁那些作为经验主义研究学派依据古文经学的阵地，从而确立今文经学为孔子教义的真正宝库。揭示今文经学派的主要理想为经世致用，以及儒家思想实际上是倾向制度改良而非维护传统教义和制度。康有为认为孔子是一个圣明的政治家和制度革新者，宣称经世理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经世理想的实现需要制度的改革。
与19世纪的许多具有改革思想的学者一样，康有为把富强理想作为中国目前历史阶段的首要政治目标。不同的是，康有为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而设计了全面和大胆的改革方案，梁启超指出为什么仁的概念成了康氏人生观的核心。认为新儒学氏康有为的`仁有机思想的一个基本来源。康氏思想体系不仅对思想界有广泛的影响，而且成为政治改良运动的根源。梁启超亦受其极大的影响。
梁启超自幼受良好的教育，16岁乡试中举，此后几经波折，辗转成为康有为的学生。在万木草堂几年的思想训练和发酵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此后的运动中，在与严复，谭嗣同，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的接触中其思想不断的在发展。作者认为在1898年之前两年中，梁启超思想经过康有为这一中介，成了晚清经世传统的转折点。梁启超的经世理想主要有三个倾向：政治整合，民主化和含蓄而矛盾地接受民族国家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末的一场全面的思想运动使得士绅精英群体产生了思想分化，从而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出现。
经过一系列的改良运动及维新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在改良和革命之间犹豫。他曾倾向于与孙中山的革命派合作，但最终因各种原因终告失败。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日本思想和西方思想，这在梁启超许多实际考虑的层面上发挥了作用。
文中作者认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而其民族主义思想包括了以下显著的特征：它是对组织松散和缺乏活力的社会的一种反动，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没有公民感和组成统一的公民团体所必需的团结一致的团体精神；它意指无条件地承认民族国家为最高的政治共同体；它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民主化。
作者认为，当自治的政治出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890年后的十年里开始求助于西方的意识形态。而在这一关键的过渡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发展可以被看作是古老的儒家经世致用传统和当代寻求新的思想方向之间的一个重要纽带。就人格理想来说，梁启超的思想变形涉及从经世致用思想向国民理想的转变。而其国民理想对过去半个世纪来各个思想流派中的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持久的吸引力，甚至在今天，它仍然是共产主义中国价值观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19世纪90年代最初十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渡时期，梁启超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同时将这一传统固有的关切转变为以他著名的国民形象为标志的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其思想成为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和永久的组成部分。
中国思想史读书笔记 2
孔子之下是战国时代，这个时期的思想，是“极光明灿烂”的。孔子有开启之功。有人反对孔子，有人则阐扬孔子。比如墨家，即极端反孔。杨朱则极端反墨。孟子则既反对杨朱，也反对墨子，主张回归孔子。
墨子最有名的主张是“兼爱”，孔子也讲爱，讲仁者爱人，落脚在“仁”。孔子的“仁”，是有分别、有等级的爱，墨子的“兼爱”则无差别。墨子认为，儒家的仁，这种讲究远近亲疏的爱，会使人自私自利。所以要兼爱，“视人之父若其父”，认为别人的父母和自己的父母没啥不一样，我们应该平等地去爱。儒家则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以及”二字说明自己的父母和别人的父母是有远近之别的。
墨家为何不把别人的爸妈不当外人呢，其理论依据在于：从宇宙看，人生都是平等，天下的爸妈都一样。由此他们提出“天志”，“天兼天下而爱之”。可见墨家不是站在人的立场来看，而是在天上俯瞰众生，所以是无差别的博爱。这就是与孔子最大的.不同，孔子特别看重实际人生，从来都是从人的立场、人的标准来讲人道，所以主张仁。（参页20）
墨子主张无差别的平等，便不讲“礼”，因为礼代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高低贵贱尊老爱幼。墨子看来，礼是奢侈的，尤其是葬礼和祭礼，这不是拿活人的生活之需去侍奉死人吗？奢侈啊。于是主张“节葬”，为啥呢？节葬的目的在“节用”，讲究节省，必然是非礼非乐。（参页21）
孟子评价墨子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
为什么呢？墨子不是兼爱吗？原来墨子虽然主张“视人之父若其父”，但是因物质条件限制，加上人的感情所限，“不能平等加厚，只能平等减薄”，变成了“视己之父若人之父”。不能像厚待自己的父亲那样厚待别人的父亲，只能薄待自己的父亲像别人的父亲一样。那就是不把自己的父亲当父亲，而是当成别人的父亲。那就是“无父”。这就是墨子无差别的平等观导致的后果。（参页22）
尽管墨子在理论上有这样的不足，墨子却不是只空谈，还去实践，穿的用的都很简陋，“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这不仅减薄了自己父亲的待遇，也把自己的减薄了，不能平等地富裕就平等地贫穷吧。钱穆说，墨子是“以身作则地教人来过一种最低标准的人生，即是日夜以自苦为极的人生”。（参页22）
可是，这哪是爱人？明明是不爱人嘛！
墨子说：NO。大家看看大禹，为了治水，风吹雨打，腿上的毛都磨没了。“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庄子·天下》）大禹这样的圣人，治水是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兼爱天下百姓吗？我们就要像大禹那样，吃苦耐劳——这就是我们理想的生活标准。（参页23）
庄子实在看不下去，就批评墨家说：你们墨家虽然是为天下人着想，可是天下人却接受不了你们这些想法。（参页24）
尽管墨子“刻苦了人生”，但是并没有“鼓舞着人死”，没有去追求死后的天堂或乐园作为此生的补偿，所以墨家不是基督教，墨子也不是教主。（参页24）
墨家和儒家，几乎每一处都针锋相对。“孔子亲亲，墨子尚贤；孔子差等，墨子兼爱；孔子繁礼，墨子节用；孔子重丧，墨子节葬；孔子统天，墨子天志；孔子远鬼，墨子明鬼；孔子正乐，墨子非乐；孔子知命，墨子非命；孔子尊仁，墨子贵义。怠无一不与孔子相反。”（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一篇第二章第十一节“墨子之道”，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94页）
墨家和儒家最根本的不同在哪里呢？
历史学家夏曾佑的观点可以参考，他认为，主要在于对待丧礼的不同，进一步说就是对待鬼神的态度不一样，儒家远鬼，墨家明鬼，这是墨家和儒家所有不同之处的起点。
“儒家丧礼之繁重，为各宗教所无，然儒家则有精理存焉。儒家以君父为至尊无上之人，以人死为一往不返之事，（无鬼神，则身死而神亦死矣。）以至尊无上之人，当一往不返之事，而孝又为政教全体之主纲，丧礼乌得而不重？墨子既欲节葬，必先明鬼，（有鬼神，则身死犹有其不死者存，故丧可以杀。天下有鬼神之教，佛教、耶教、回教，其丧礼无不简略者。）既设鬼神，则宗教为之大异。有鬼神则生死轻，而游侠犯难之风起，异乎儒者之尊生；有鬼神则生之时暂，不生之时长，肉体不足计，五伦非所重，而平等、兼爱之义伸，异乎儒者之明伦。其他种种异义，皆由此起，而孔、墨遂成相反之教焉。”（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一篇第二章第十一节“墨子之道”，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94页）
这是极端反孔的墨家的情况。那么，又极端反对墨家的杨朱，都有什么主张呢？
中国思想史读书笔记 3
今天起开始阅读钱穆先生的《中国思想史》一书（版本为九州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此书是1950年应张其昀之约而写，于1951年完稿，1952年出版，1977年作增添校订再版。
此书主要概述了中国历代主要思想家及其思想要义，时间上是从春秋中晚期到现代，分为44个条目。这本书只有280页，这对于整个中国思想史而言，肯定是比较简略的，本书只做扼要提示和点拨。钱穆著作中可以作为本书参考书的，多达十多种。所以，要想进一步研究中国思想史，就可以参考钱穆的其他专著，像《国史大纲》《国学概论》《先秦诸子系年》《四书释义》《墨子》《惠施公孙龙》《庄老通辨》《阳明学述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等书，而单篇论文则可参考《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这部《中国思想史》，仅仅是上述这些著作的“赅括而综合的叙述”。
钱穆治学主张会通，所以研治思想史，他说应注意通史及文化史，故上述著作如果不能一时遍读，那就至少要读《国史大纲》和《中国文化史导论》这两本书。另外，也要注意旁通西方思想。
本书的写作风格是，力求简易通俗，可是由此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对各家思想的博大精深之处，不容易快速了解。那怎么办呢？钱先生给出建议，最重要的是“细心玩索”，不要着急，循序渐进，“明得一家是一家，明得一节是一节，明得一句是一句”。这看起来不是太慢了吗？其实如果反复研究玩味思考，长期积累下来，自然就会豁然贯通。这一点正是朱熹教人读书的方法：“近日看得后生，只是教他依本子识得训诂文义分明为急。自此反复不厌，日久月深，自然心与理会，有得力处。”
钱先生认为，思想可不仅仅是文字，思想也不是凭空产生的，思想是有生命的。在例言中，钱先生说：“无思想之民族，决不能独立自存于世界。思想必有渊源，有生命。无渊源无生命之思想，乃等于小儿学语，不得称之为思想。”本书例言写于1977年，对于当时的中国思想界，钱先生认为正不幸像犯了一小儿学语之病，也就是没有思想，因为思想失去了渊源也就失去了生命。要改变这一现状，那就是去追溯中国的思想渊源。这也是钱先生写作本书的目的：“指示出中国思想之深远的渊源，抉发出中国思想之真实生命。”
读了这本书，读者会有哪些收获呢？钱先生说：“学者由此窥入，明体可以达用，博古可以通今。”对于中国的现状，对于民族的未来，将可以有自己的思想，自己去寻觅出路。
最后钱先生提醒读者，“切勿以知道一些旧公案，拾得一些旧话头，即为了事”。就像朱熹所说：“近来学者，有一种则舍去册子，却欲于一言半句上便要见道理；又有一种，则一向泛滥，不知归着处，此皆非知学者。须要熟看熟思，久久间，自然见个道理，四停八当，而所谓统要者，自在其中矣。”钱穆解释说：“读书即心急要求统要，此是心不宽。有些人，遂求于一言半句上既见出统要来，此如初格一物，便要明天理。其实此等统要与天理，仍只是己见耳。但放开心，不责效，又易泛滥；一书看了又一书，一物放过又一物，到底心中还是无所得。故看书须熟看熟思，尽在此书上多挨，挨得，自然有得也。”（《朱子学提纲》“朱子论读书”）
既然讲思想史，那就先明白什么是思想？钱先生开篇即引佛经的话：“有生灭心，有相续心。”一般人都有生灭心，就是一会儿想这，一会儿想那，并不总是持续地专注地想某一个问题。只有很少时候能做到持续而专注地思考某个问题，这个时候，才算是有了思想。而有的人，对某个问题长年累月地反复思考，甚至付出毕生的精力去研究思考这个问题，他们便是思想家了。那么，什么问题，是我们最关注而又最不容易得到确定答案的呢？恐怕要数宇宙问题和人生问题了。这不仅仅是一两个思想家关注的问题，而是众多思想家关注，而且往往关注对象不同，谈论的方向不一，结果不一致，于是形成了思想史上的派别。
接下来，就是什么是中国思想史？这很简单了，作为一个有文化有历史的民族，在长久的`历史过程中对宇宙人生等问题的思考意见，不断延续的过程，就是民族思想史，中国民族的思想史也就是中国思想史。放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思想史也只是世界人类思想史的一个派别而已。
那么，讲中国思想史，太远的不说就从春秋说起。
人类对宇宙人生的认识，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生死问题，而其他问题只是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国在春秋时期便对生死问题有了成熟的思考。钱先生以两个人举例：郑国的子产和鲁国的叔孙豹。
子产的思考，是从“见鬼”说起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中国思想史读书笔记 4
1895年，既在中国政治史上是重大的历史转折，也是中国思想史的巨大分野，是中国思想史发展脉络陡然一变的开始之年。
曾几何时，日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都是作为“岛国虾夷”而存在的，它受到中华文明的浸润和辐射，尤其是在中国上层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记忆中，对日本始终是无端鄙夷和居高临下。即使中国遭到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攻击，门户洞开，即使中国人已经注意到日本人“效仿西法”，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但中国人始终没有把对日本的警惕提高到对西方警惕的高度上。
直到1894年，一贯自居天朝上国的清王朝无论在陆上还是在海上，都被岛国虾夷彻底击败了，天朝上国的尊严洒了一地。中国不得不割地赔款，签订城下之盟，无端鄙夷突然变成了痛彻心扉的忧郁激愤和耻辱无奈，这深深地刺痛了所有中国人，时人发出了“以中国之全力受困东隅，国将何以为国”的叹息。从知识分子到政府官员，从保守人士到洋务官僚，人们痛心疾首。“穷则变”，直到此时，在惨烈却无奈的现实面前，中国人才彻底醒来，“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自强才真正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观念，成为社会舆论的核心问题。
在自强成为社会共识的语境下，如何“自强”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对待异质文明的冲击，当时人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采取普遍主义态度，自动向西方靠拢，主动与西方的技术、文化和价值观并轨，寻求与西方相同的工业化发展方向和追求实力生存法则，简单说，就是全盘西化。一是采取民族主义态度，只有实现民族强大，才能在世界秩序内维护自身的独立主权和主流文化。在当时的国难之下，中国人一方面急速向西转，抛弃传统旧学，转向追求西洋新知，西方文化在中国空前扩散。另一方面民族危机也刺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忧患意识，颠覆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和日本人怀有又爱又恨的矛盾态度。
关于救亡和启蒙的关系，学术界争论了数十年，迄今尚无定论，这是个难以达成共识的论题。其实对这个问题的体会和讨论从甲午以后就开始了，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这个问题一直无解。当时的人只能边走边尝试，摸着石头过河，尽量在这二者之间寻求平衡。正当维新变法如火如荼地展开仅仅三年，一场政变打断了探索的过程。
迄今为止，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还是在协调自强与启蒙的关系，还是在西方社会发展的轨道上迂回前行。既要追赶西方工业化的步伐，又要尽量保持传统文化的存续传承。所以，从这意义上说，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始于甲午战争。这条道路将走向何方？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中国思想史》不仅告诉你历史史实和历史困境，还引导读者对照历史，反思现实，为现实困境求索解决之道。这样就使书籍的生命力并不囿于过去，更在关照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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