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阿政在三年前分手，分手前的一天晚上，我们大打出手。
是我首先把他从床上揪起来，他用手推开我，我扯他的头发，把他的眼镜也扯了下来，他发怒，把我推倒在地上，我拿起梳妆台前面的一张木凳发狂地扔他，他的额头被我扔中了，流出鲜血，他怒不可遏，从床上跳起来，捉住我双手，把我整个人揪起，再扔在 床上。
我们都惊异于自己的野蛮和粗暴，一对受过相当教育的男女，最终竟以武力来解决问题。也许对一个人的怨恨，除了打他之外， 实在无法宣泄。
我跟阿政是因为工作认识的，十年前，我和他在同一间报馆工作。我刚刚从大学新闻系毕业，加入那份日报当记者，那是一份相当有份量的报纸。阿政是我的编辑，他比我早入行六年，也是我的师兄。
我很仰慕阿政，他是一位很出色的记者，他教了我很多东西，可是，那个时候，他有女朋友。那个女孩子是别间报馆的记者，他们是同学，那位女孩子也是一个很出色的记者。
我不敢向阿政表白，几个月后，他与女朋友分手，听说她爱上了一个外国通讯社记者，而且要结婚了。阿政根本没时间伤心，就在那个时候，副总编辑派我和他到英国伦敦采访。
我们到达伦敦，那一年，天气特别冷，伦敦也下雪，我带备了各种御寒衣物，还包括一对雪靴，有经验的朋友告诉我下雪天穿一般皮鞋是不够的，脚掌会生冻疮，也很容易在雪地上滑倒。但阿政他只穿着一对普通球鞋，我看到他在雪地上滑倒两次。
「你没事吧?」我扶起他。
「没事，没事。」他很尴尬。
我想，他的脚在那几天内一定长满了冻疮，我看见他走路一天比一天辛苦。
「你穿什么尺码的鞋?」一天采访时我问他。
「七号。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问这些问题?」他问我。
「没什么。」我说。
第二天，我在出发去采访前到百货公司买了一双七号的雪靴给他。
回到酒店，他正在大堂等我。
「你去了哪里?我们要迟到了。」他板着脸孔说。
「你先换上这对鞋，不然你那一双脚会冻坏。」我把那双雪靴交给他。
他看到那一双雪靴，很是感动。
「你……你用不着这么客气，多少钱?」他腼腆地问我。
「是礼物，你快换上它吧，我们要迟到了。」我催促他。
他脱下脚上那双球鞋，我看到他的脚踝已长满冻疮。
「有时候，我怀疑你是故意让自己受这种苦来忘记失恋的苦。」我对他说。
他把那一双球鞋扔进垃圾桶，没有理我。
我看见他穿着那双雪靴走在雪地上，心里觉得很满足。
在英国的最后一天，不用采访，我们去游泰晤士河。
「阿政，你忘了她好吗?」我问他。
「为什么?」他问我。
「没什么。」我没勇气告诉他我喜欢他，「我不想看见你这么沮丧嘛!」
他从口袋拿出一条深蓝色的围巾，跟我说：「给你的。」
我没想到他会送礼物给我，我问他：「你什么时候买的?」
「你别理!」他一脸得色。
我把围巾绕在脖子上，问他：「好看吗?」
「好看。」他望着我说。
我们手牵手在泰晤士河畔漫步，我们的恋情在英国开始。
我时常觉得我配不起阿政，我那三年大学生活是胡里胡涂过的，阿政看的书比我多几千几万倍。他有才气，我很害怕他会爱上一个比我条件好的女人，所以我告诉自己，我要努力，做一个配得起阿政的女人。
我和阿政一起三年后，大家都储到一些钱，我们看中了北角一个六百多尺的小单位，决定买下来，用作将来结婚。那时候，我是想嫁给阿政的，阿政也说过会娶我。
入伙的第一天，阿政抱着我绕着客厅和睡房走了一周，走到阳台，他作势要把我抛到街上，我跟他说：「好!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再没有人会这么爱你。」
他抱着我，他是不舍得我不爱他的。
同居的生活很快乐，我一直害怕两个人共同生活会影响感情，但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之间发生了另一个问题。
就在我们同居之后半年，一份新报纸即将出版，总编辑洪乐平是阿政的旧同事，他找阿政跳槽，薪水是他原来薪水的一倍，也请他带几个记者过去，阿政考虑了很久，新报纸的薪水虽然很高，但阿政却担心那份报纸办得不好，万一倒闭了，就会变成失业。他向来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况且他也念旧，不舍得离开一直工作的报馆。我跟他的想法刚好相反，我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应该趁着年轻出去闯一闯。
阿政终于作出了一个他认为很明智的决定，他留下来，而我则到新报馆工作，那么即使新报纸做不住，我丢了工作，还有他那一份薪水，万一新报纸很成功……其实他没有想过新报纸会成功，不过他说服不了我，便让我去试试。
我在新报纸的职位是编辑，没有了阿政的照顾，许多事情我都要自己做决定，我想做一个和阿政一样出色的新闻工作者。
阿政的估计错误了，新报纸非常成功，销量还超过了我以前工作的那一份报纸。这个时候，他们当然不需要阿政。
我的工作受到洪乐平的赞赏，他很提携我，给我很多机会，虽然有时会把我骂得狗血淋头，但我也从中得益不少。他处理新闻的手法比较煽情，跟阿政的做法不同，所以阿政常常批评我们做的新闻，我们会为一宗新闻的处理手法而吵架。
由于表现出色，我在三年间升职加薪数次，在行内也有人赞赏，我很高兴，因为我和阿政的距离接近了，从前经常有人在背后说我利用他，现在证明了我不是利用他。我要让人知道，我配得起阿政。阿政那时已是副总编辑。
也在那个时候，我发现我和阿政出了问题，他怀疑洪乐平追求我。
「没有这回事。」我跟他说。
「那他为什么要提拔你?」他反问我。
我很气愤，阿政这样说，就是不认同我的才干，他认为我的发展那么好，是因为我的美色。
「你一直也看不起我。」我骂他。
「不是。」他为自己辩护。
「当初是你作决定的。」我说。
「我知道。」他说，「我却不能阻止你爱上别人。」
「我没有。」我抱着他说，「我只喜欢你一个人。」
「我也是。」他紧紧地抱着我。
那以后，他没有再怀疑我跟洪乐平。
一年之后，我又碰上另一个发展机会。洪乐平准备大展拳脚，他决定脱离报界，成立一间公关顾问公司，那是一门潜力很大的生 意，他找我当合伙人。
我跟阿政商量，他反对。
「好端端当一个港闻编辑，为什么要转行?」他问我。
那时候，我已经厌倦了当一个天天去报道人间惨剧的记者。
「当记者可以有什么前途?」我反问他，「开公关公司是一盘可以赚大钱的生意。」
「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市侩?」他冷笑。
「你什么时候才肯变得现实一点?」我反过来问他。
「我没有你那么喜欢钱。」他说。
「所以你一份工作就做了十年。」我冲口而出。
「是的，我是个不会赚钱的男人，你去找一个会赚钱的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喜欢怎样便怎样。」他不再跟我讨论。
我答应了洪乐平跟他合组公关公司，我以为阿政会慢慢接受我的选择。
我们公司的生意比我们意料中要好，第四个月后已经赚到钱。我和阿政见面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那一天，他要立即到北京，报馆的一名记者在北京采访时被拘留。每一次阿政出门，都是我替他收拾行李的，那一夜，我连替他 收拾行李的时间都没有。
「我出去了。」他拿着旅行袋说了一声就出门。
那时是严冬，北京应该正在下雪，我想起了我在英国买给他的那一双雪靴，我赶忙在鞋柜里找出那双雪靴，拿去给他。我追到街上，他已经登上一辆计程车了。
阿政从北京回来的那天晚上，脚上长满冻疮，我觉得很内疚。
「你为什么不带那双雪靴出门?」我埋怨他。
他没有理我，摊在床上闭上眼睛。
我在浴室倒了一盆热水出来替他洗脚，我还是头一次替男人洗脚。
「你干什么?」他坐起来问我。
「替你洗脚。」我低头用毛巾替他洗脚，跟他说，「把脚洗干净，然后涂药膏。」
我一边替他洗脚，一边忍不住流泪，我想起我在英国买那双雪靴给他的情景，我记得他在酒店里脱下那双球鞋时，脚上长满了冻疮。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们会走到这个地步?我舍不得。
阿政捉着我的双手说：「傻女，别哭。」
「我们会一起到老吗?」我问他。
他点头。
但他的诺言没有兑现。他的事业停滞不前，我的事业则可说是如日中天，我在公关公司拿的薪水，加上分红，每个月有接近十万 ，是他的一倍。
从前认为我配不起阿政的人，也开始对我刮目相看。
我想到要换一个更大的单位，但阿政反对。
「为什么要换?我喜欢这里。」他说。
「你不觉得地方太小吗?」我跟他争辩。
「我没有钱。」他说。
「可以用我的。」我说。
想不到我这句话正好刺中他。
「那你自己搬走吧。」他说。
「你是不是要我走?」我问他。
他没有回答我。
我们躺在床上，整晚背对背不说话。
换屋的事搁置了，但我们争吵的次数越来越频密。每当我兴高采烈跟他提起我的工作时，他总是冷冷淡淡的说：「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没有支持，也没有鼓励;或许他从来没有想过，我努力是因为想配得起他，我不想输给他以前的女朋友。
就在三年前的那一天晚上，我们又讨论换屋的问题。
「我们要换过一间屋，我的东西已经没地方放了。」我跟他说。
他坐在床上看书，对我的说话好象充耳不闻。
「你听到没有?」我问他。
「要搬的话，你自己搬好了。」他望也不望我一眼。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分手?」我给他气得七孔生烟。
「反正我配不起你。」他说。
我很愤怒，把他从床上揪起来，他用手推开我，我们打起架来，在这天之前，我们已经两个月没有做爱。
我没有哭，我被他扔得很痛，但我不肯流下一滴眼泪。
「我们分手吧。」我说。
他没有反对。
我把我们联名买的单位卖了，还了银行的贷款之后，把余下的一半钱存入他的户口，从此我们各不相干。
分手后的第一年，我们连朋友也做不成。
分手后的第二年，他介绍了一宗生意给我，我们偶然会通电话，我知道他正在跟一个女孩子来往。那个女孩子比他年轻十年，是他一位朋友的秘书，我见过她一次。她很仰慕阿政，就象我当年仰慕阿政一样;跟我不同的是，她没有觉得自己配不起阿政，她不认为阿政需要一个和他一样出色的女人。
「他很大男人。」这个女孩子对我说。
从前我也知道阿政是个大男人，我以为自己是个小女人，我努力工作，是为了他，爱情是我生存的动力。可惜阿政要的，不是我这种大女人中的小女人，而是一个没有野心，甚至没有进取心的女人。
分手第三年，阿政告诉我，他要结婚了。
「她想要个名份，我的年纪也不少了。」阿政一边搔头一边说。
我都忘了，他已经三十八岁。
「恭喜你，会请我喝喜酒吗?」我问他。
「你有空吗?」他问我。
「我还是头一次喝旧情人请的喜酒，我一定会来的。」
「有一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阿政说。
「什么事?」
「那天打了你，对不起。」他说。
「是我先出手打你的。」
「我不应该还手。」
「当时不可能不还手的。」我笑说。
他也笑。
阿政的婚宴在尖沙咀一间酒店举行，今天阿政的打扮很帅。以前我们一起的时候，我也憧憬过我们的婚礼，我只是想着自己的新娘子造型，倒没想过新郎是怎样的。
我送给阿政的新婚礼物是一幅油画，可以挂在客厅里。我想了很久该送什么礼物给他，最后，很自私地想到送一幅油画，让他家 里永远有属于我的东西。
在宴会厅外面的走廊，我遇到阿政。
「谢谢你来参加我的婚宴。」他跟我说。
「有一件事，我都忘了——」我说。
「什么事?」
「那一双雪靴，是你拿走了，还是我拿走了，搬屋时很乱，我都忘了。」我说。
「是我拿走了。」他说。
或许是我一厢情愿，我觉得阿政还是爱我的，他没有忘记那一双雪靴。
我还有一件事没有告诉阿政，我后来又买回北角那个我们一起住过的单位，时常站在阳台上，想起他抱着我的情景，我仍然相信，没有人会象他那样爱我。
站在阳台上，我会希望香港下雪，那么阿政就可以穿上我买给他的那一双雪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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