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是唐玄宗朝最后一任儒家宰相，最后一任文人宰相，也是最后一任能犯颜直谏的宰相。他的执政，是唐玄宗励精图治精神的最后表现;他的下台，则是开元之治在中央政府人事上的终结。
张九龄这个名字，在流传后世的历史名人中，或在唐朝名人中，很难说是著名还是不著名。现代人了解他的角度仅在文学，在于他写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等感伤诗句。除此之外，似乎对他就不再有更多的印象。
其实(笔者在这里着重用了“其实”二字，以强调转折的语气)，张九龄的人生经历及其意义，远非这么简单。他是盛唐时代的一个关键人物，由于盛唐是中国历史的关键时代，由此而推，他当是中国历史的关键人物之一。
张九龄作为盛唐的关键人物，在于他有过几年的宰相生涯。他这个宰相，不是有名无实或聊胜于无的政治陪客，而是一个实打实的真宰相，一个秉执中枢大权的宰相，一个能与唐玄宗坦诚对话的宰相。若没有显耀的相位，张九龄至多不过是个出色的文人，绝对无法影响盛唐的政治进程。
张九龄，又名博物，字子寿，曲江(今属广东)人。从相关的传记来看，他在孩童时极为聪明，并钟情于文学，七岁能写出流畅的文章，十三岁时上书广州刺史王方庆，刺史大人读后，口中蹦出了这样一句话：“此子必能致远。”
好文学，是当时的社会风尚，这个风尚的流行，自然有传统的精神因素，但直接刺激它的，则是能换取富贵官爵的科举制度，其中最为体面的进士考，包含着大量的诗赋等文学内容。从小打下的扎实底子，加上出众的天赋，使张九龄一举金榜题名，年纪轻轻就成为被人们视为天之骄子的进士。时为太子的季隆基拔举天下文藻之士，张九龄对策高第，被正式任命为向皇帝进言的谏官之一—右拾遗(一人仕途就做谏官，伏下了张九龄日后祸福双重之机，唐玄宗起先欣赏他的敢谏，以此对他产生了高度的信任，然谏多了，却开始烦他的谏，终因无法忍受他的谏，而产生了将他调出中枢之心)。
李隆基走上帝位二十多年后，将当年他亲自提拔的张九龄，任命为中书令(宰相之一，且时居宰相之首)。张九龄一步一个台阶，从右拾遗做到了宰相。他能走到这一步，前宰相张说起了很大的作用。
张说是帮助唐玄宗登台的功臣之一，为相期间进行了从府兵到募兵的兵制改革，主持过边境战争，并写得一手好文章，被人誉为“大手笔”，文韬武略，是不可多得的相才。可遗憾的是，此人贪得很，为贪财，中过仇家姚崇临终留下的遗计，为姚崇撰写碑文;为收受钱财，他丢掉了相位，银档入狱。贪，使他贪小失大，毁了一世的英名(此足为有才者复欲成为有财者戒)。
张说看中张九龄，是看中他的文才，并预言他将是“后来词人称首”。两人都姓张，由此认为同宗。根据(开元天宝遗事》的记载，好文学的唐玄宗，对张九龄的文学才干更是称赞备至，对侍臣说：“张九龄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联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场之元帅也。”史家分析说，张九龄之所以能人主中枢，除政治德能之外，其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文学才能与成就。
张九龄被拜为宰相及其结局，是唐玄宗在个人政治转型之际的特殊产物。已取得“开元之治”辉煌成就的唐玄宗，在惯性的驱使下，需要一个有浓重儒家意识的仁人君子来主持政局，以体现德泽天下的浩荡皇恩;需要一个有高度文学成就的文坛巨匠来粉饰朝廷，以体现歌舞升平的祥和气象。二者合一，张九龄是最合适的人选。然而，这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唐玄宗在长期的政治劳作之后，对政务事必躬亲的做法已产生厌倦，想退进深宫享受享受人生，由此他需要一个带有强烈法家色彩的人物来主持政局，以推行法制来锁定政治模式，便于他放松对政权的控制;需要一个擅长领导吏治的务实人物，来使大唐帝国的事务从上到下都得到有序的管理，便于他坐享其成。二者合一，他发现了李林甫。
出于奇恃的政治构思，唐玄宗在将张九龄推人中枢后不久，又酝酿提名李林甫为宰相候选人(宰相不是一个，是多个并存)。道不同不相为谋，对君主的提名，张九龄表示了反对。然反对无效，李林甫还是顺顺当当地进了中枢。继而，李林甫以宰相的身份，再提名以吏治见长的凉州都督牛仙客为相。张九龄再一次反对，可有唐玄宗做后台，李林甫又占了上风。整个斗争过程是漫长的，也夹进了各种其他的事端，最后，出于唐玄宗政治转型设计的完成，张九龄彻底败给了李林甫，被贬出中枢。
从现象面言，张九龄与李林甫的冲突，当是标准的政治冲突。然而，依笔者之见，事情的性质决非这么单纯。1993年，中央电视台在无锡外景基地召开“中国国际唐文化学术研讨会”，笔者提交的论文题目即为《张九龄与李林甫的文化冲突》。在此文中，笔者将张、李狭隘的政治冲突，置放到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去考察，条析出他们明为政治冲突，实是文化冲突，其表现状态有三种：一是儒学与法学的冲突;二是文学与吏治的冲突;三是书生与官僚的冲突。(拙文收人《唐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李冲突的结果，其意义不在于一人一事的政治权益得失，而在于在盛唐日后的走向，影响到整个唐帝国的发展趋势。张九龄的倒台，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给当时的政治与学术带来了一连串的“终结”。
张九龄是个典型的儒士，他最为推崇的是儒家的“德”与“孝”，以此作为社会的政治标准与道德标准。在他下台后，政府的指导思想转换为李林甫所倾向的法家理论，从而造成了儒家治国思想在朝廷的终结。
张九龄是个杰出的文士，他主张以文学为治国手段，重用熟悉传统治国方略的文人。在他下台后，李林甫在用人问题上全面贯彻了“吏治”，即使用文化素养不高但有丰富工作与社会经验的纯官僚，从而造成了文士主导政治局面的终结。
张九龄是个倔强的谏士，他以“忠”作为自己做臣子的本分，然他表现的忠君行为不是盲忠，而是忠国家、忠社樱，一贯明言上陈朝政的得失，犯颜直谏，而不顾君主的好恶。在他下台后，李林甫以权谋对付上下，堵塞言路，从而造成了朝廷中开明政治风气的终结。
英国学者崔瑞德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评论张九龄与李林甫同处中枢机构共事时说：“张九龄是一个有名的难以相处的人，拘泥、固执、碍事，并且对一些小的原则问题斤斤计较;他心胸狭窄，偏见很深。”言下之意，张、李关系的弄僵及破裂，张九龄的“难以相处”是个重要因素。其实(笔者在这里又要用“其实”了，“其实”二字是史家破谬揭实的重要转折词汇)，张九龄的待人之道，还是很宽和仁恕的，有着不少朋友。《旧唐书·张九龄传》说他“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尚书左垂袁仁敬、右庶子梁升卿、御史中承卢怡结交友善。挺之等有才干，而交道始终不渝，甚为当时之所称”。崔瑞德先生可能在阅读时忽视了这段史料，故而得出了上面的结论。
张九龄值得批评的地方，不在他的待人之道上，而在他有种书生型的软弱(他有时也表现出书生型的刚强)。这种软弱轻易不暴露，直到被李林甫追打得无招架之力，为保住现有的官爵，他忍气吞声地向对手发出了讨饶。讨饶是以他善于制作的感伤诗的形式出现的，名为《归燕诗》：
海燕虽微沙，乘春亦暂来。
岂知泥滓浅，只见玉堂开。
绣户时双入，华堂日几回?
无心与物竞，鹰準莫相猜。
他将自己比喻为微不足道的海燕，而将李林甫誉为高猛的鹰年，说绝无相争之意，让对方高抬贵手。张九龄此时的表现是可伶的，为保住世俗利益，竟然低下了高贵的头颅，损失了庄严的人格。从而难以想象，他为了大义，会去实现儒家杀身成仁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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