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余光中的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且兼有中国古典文学与外国现代文学之精神,创作手法新颖灵活。
余光中(1928),台湾诗人,籍贯福建泉州市永春县桃城镇洋上村(母为江苏人),重九日生于南京,先后在秣陵路小学(原崔八巷小学),南京市第五中学(原南京青年会中学)读书,1947年入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1950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3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任师大、政大、台大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当代著名诗人和评论家。
听听那冷雨 | 饶了我的耳朵吧,音乐 | 桥跨黄金城 | 西欧的夏天 |
四月,在古战场 |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 从母亲到外遇 | 催魂铃 |
南半球的冬天 | 西欧的夏天 | 鬼雨 | 猛虎和蔷薇 |
焚鹤人 | 我的四个假想敌 | 四月,在古战场 | 不朽,是一堆顽石? |
桥跨黄金城 | 缘短情长 | 书斋·书灾 |
散文原文
听听那冷雨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有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裙边扫一扫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吧。
这样想时,严寒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这样想时,他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他是厦门人,至少是广义的厦门人,二十年来,不住在厦门,住在厦门街,算是嘲弄吧,也算是安慰。不过说到广义,他同样也是广义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再过半个月就是清明。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过去,摇过去又摇过来。残山剩水犹如是,皇天后土犹如是。纭纭黔首、纷纷黎民从北到南犹如是。那里面是中国吗?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然则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
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吗?还是香港的谣言里?还是傅聪的黑键白键马恩聪的跳弓拨弦?还是安东尼奥尼的镜底勒马洲的望中?还是呢,故宫博物院的壁头和玻璃柜内,京戏的锣鼓声中太白和东坡的韵里?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淅沥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林之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的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紧,那腥气。
第三次去美国,在高高的丹佛他山居住了两年。美国的西部,多山多沙漠,千里干旱,天,蓝似安格罗萨克逊人的眼睛,地,红如印第安人的肌肤,云,却是罕见的白鸟,落基山簇簇耀目的雪峰上,很少飘云牵雾。一来高,二来干,三来森林线以上,杉柏也止步,中国诗词里“荡胸生层云”或是“商略黄昏雨”的意趣,是落基山上难睹的景象。落基山岭之胜,在石,在雪。那些奇岩怪石,相叠互倚,砌一场惊心动魄的雕塑展览,给太阳和千里的风看。那雪,白得虚虚幻幻,冷得清清醒醒,那股皑皑不绝一仰难尽的气势,压得人呼吸困难,心寒眸酸。不过要领略“白云回望合,青露入看无”的境界,仍须来中国。台湾湿度很高,最饶云气氛题雨意迷离的情调。两度夜宿溪头,树香沁鼻,宵寒袭肘,枕着润碧湿翠苍苍交叠的山影和万缀都歇的俱寂,仙人一样睡去。山中一夜饱雨,次晨醒来,在旭日未升的原始幽静中,冲着隔夜的寒气,踏着满地的断柯折枝和仍在流泻的细股雨水,一径探入森林的秘密,曲曲弯弯,步上山去。溪头的山,树密雾浓,蓊郁的水气从谷底冉冉升起,时稠时稀,蒸腾多姿,幻化无定,只能从雾破云开的空处,窥见乍现即隐的一峰半堑,要纵览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上山两次,只能在白茫茫里和溪头诸峰玩捉迷藏的游戏。回到台北,世人问起,除了笑而不答心自问,故作神秘之外,实际的印象,也无非山在虚无之间罢了。云绦烟绕,山隐水迢的中国风景,由来予人宋画的韵味。那天下也许是赵家的天下,那山水却是米家的山水。而究竟,是米氏父子下笔像中国的山水,还是中国的山水上只像宋画,恐怕是谁也说不清楚了吧?
雨不但可嗅,可亲,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再笼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再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的僧庐下,这更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窗外在喊谁。
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尤其是铿铿敲在屋瓦上,那古老的音乐,属于中国。王禹的黄冈,破如椽的大竹为屋瓦。据说住在竹楼上面,急雨声如瀑布,密雪声比碎玉,而无论鼓琴,咏诗,下棋,投壶,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样岂不像住在竹和筒里面,任何细脆的声响,怕都会加倍夸大,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
雨天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则微明,背光则幽黯,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至于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
饶了我的耳朵吧,音乐
声乐家席慕德女士有一次搭计程车,车上正大放流行曲。她请司机调低一点,司机说:“你不喜欢音乐吗?”席慕德说:“是啊,我不喜欢音乐。”
一位音乐家面对这样的问题,真可谓啼笑皆非了。首先,音乐的种类很多,在台湾的社会最具恶势力的一种,虽然也叫做音乐,却非顾曲周郎所愿聆听。其次,音乐之美并不取决于音量之高低。有些人听“音响”,其实是在玩机器,而非听音乐。计程车内的空间,闭塞而小,哪用如此锣鼓喧天?再次,音乐并非空气,不像呼吸那样分秒必需。难道每坐一次计程车,都要给强迫听一次音乐吗?其实,终日弦乐不辍的人,未必真正爱好音乐。
在台湾的社会,到处都是“音乐”,到处都是“爱好音乐”的人;我最同情的,便是音乐界的朋友了。像波德莱尔一样,我不懂乐理,却爱音乐,并且自信有两只敏感的耳朵,对于不够格的音乐,说得上“嫉恶如仇”。在台湾,每出一次门——有时甚至不必出门——耳朵都要受一次罪。久而久之,几乎对一切音乐都心存恐怖。噪音在台湾,宛如天罗地网,其中不少更以音乐为名。上帝造人,在自卫系统上颇不平衡:遇到不想看的东西,只要闭上眼睛,但是遇到不想听的东西呢,却无法有效地塞耳。像我这种徒慕音乐的外行,都已觉得五音乱耳,无所逃遁,音乐家自己怎么还活得下去,真是奇迹。
凡我去过的地区,要数台湾的计程车最热闹了,两只音响喇叭,偏偏对准后座的乘客,真正是近在咫尺。以前我还强自忍住,心想又不在车上一辈子,算了。最近,受了拒吸二手烟运动的鼓励,我也推行起拒听二手曲运动,干脆请司机关掉音乐。二手曲令人烦躁,分心,不能休息,而且妨碍乘客之间的对话与乘客对司机的吩咐,也有拒听的必要。
在欧美与日本,计程车上例皆不放音乐。火车上也是如此,只有西班牙是例外。我乘火车旅行过的国家,包括瑞典、丹麦、西德、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火车上的扩音器只用来播报站名,却与音乐无关。不知道什么缘故,台湾的火车上总爱供应音乐。论品质,则时而国乐,时而西方的轻音乐,时而台湾特产的流行曲,像是一杯劣质的鸡尾酒。论音量,虽然不算喧吵,却也不让人耳根清静,无法安心睡觉或思考。
听说有一次夏志清和无名氏在自强号上交谈,夏志清嫌音乐扰人,请车掌小姐调低,她正忙于他事,未加理会。夏志清受不了,就地朝她一跪,再申前请。音乐终于调低,两位作家欣然重拾论题。但是不久音乐嘈嘈再起,夏志清对无名氏说:“这次轮到你去跪了。”
夏氏素来奇行妙论,但是有没有奇到为音乐下跪,却值得怀疑。前述也许只是夸大之辞,也许当时他只对车掌小姐威胁说:“你再不关音乐,我就要向你下跪了。”不过音乐逼人之急,可以想见。其事未必可信,其情未必无稽。台湾的火车上,一方面播请乘客约束自己的孩子,勿任喧哗,另一方面却又不断自播音乐,实在矛盾。我在火车上总是尽量容忍,用软纸塞起耳朵,但是也只能使音量稍低,不能杜绝。最近忍无可忍,也在拒吸二手烟的精神下,向列车长送上请求的字条。字条是这样写的: 列车长先生:从高雄到嘉义,车上一直在播音乐,令我无法入梦或思考。不知能否将音量调低,让乘客的耳朵有机会休息?
三分钟后,音乐整个关掉了,我得以享受安静的幸福,直到台北。我那字条是署了名的,也不知道那一班自强号关掉音乐,究竟是由于我的名字,还是由于列车长有纳言的精神。感谢之余,我仍希望铁路局能考虑废掉车上的播乐,免得每次把这件事个别处理。要是有人以为火车的乘客少不了音乐,那么为什么长途飞行的乘客,关在机舱内十几个小时,并不要求播放音乐呢?
要是有人以为我讨厌音乐,就大大误会了。相反地,我是音乐的信徒,对音乐不但具有热情,更具有信仰与虔敬。国乐的清雅,西方古典的宏富,民谣的纯真,摇滚乐的奔放,爵士的即兴自如,南欧的热烈,中东和印度的迷幻,都能够令我感发兴起或辗转低回。惟其如此,我才主张要嘛不听音乐,要听,必须有一点诚意、敬意。要是在不当的场合滥用音乐,那不但对音乐是不敬,对不想听的人也是一种无礼。我觉得,如果是好音乐,无论是器乐或是声乐,都值得放下别的事情来,聚精会神地聆听。音乐有它本身的价值,对我们的心境、性情、品格能起正面的作用。但是今日社会的风气,却把音乐当作排遣无聊的玩物,其作用不会超过口香糖,不然便是把它当作烘托气氛点缀热闹的装饰,其作用只像是霓虹灯。
音乐的反义词不是寂静,是噪音。敏锐的心灵欣赏音乐,更欣赏寂静。其实一个人要是不能享受寂静,恐怕也就享受不了音乐。我相信,凡是伟大的音乐,莫不令人感到无上的宁静,所以在“公元二○○一年;太空流浪记”里,太空人在星际所听的音乐,正是巴哈。
寂静,是一切智慧的来源。达摩面壁,面对的正是寂静的空无。一个人在寂静之际,其实面对的是自己,他不得不跟自己对话。那种绝境太可怕了,非普通的心灵所能承担,因此他需要一点声响来解除困绝。但是另一方面,聆听高妙或宏大的音乐,其实是面对一个伟大的灵魂,这境地同样不是普通人所能承担。因此他被迫在寂静与音乐之外另谋出路:那出路也叫做“音乐”,其实是一种介于音乐与噪音之间的东西,一种散漫而软弱的“时间”。
托马斯·曼在《魔山》里曾说:“音乐不但鼓动了时间,更鼓动我们以最精妙的方式去享受时间。”这当然是指精妙的音乐,因为精妙的音乐才能把时间安排得恰到好处,让我们恰如其分地去欣赏时间、时间形成的旋律与节奏。相反地,软弱的音乐——就算它是音乐吧——不但懈怠了时间,也令我们懈怠了对时间的敏感。我是指台湾特产的一种流行歌曲,其为“音乐”,例皆主题浅薄,词句幼稚,曲调平庸而轻率,形式上既无发展,也无所谓高潮,只有得来现成的结论。这种歌曲好比用成语串成的文学作品,作者的想像力全省掉了,而更糟的是,那些成语往往还用得不对。
这样的歌曲竟然主宰了台湾社会的通俗文化生活,从三台电视的综艺节目到歌厅酒馆的卡拉OK,提供了大众所谓的音乐,实在令人沮丧。俄国作曲家格林卡(Mikhail Glinka)说得好:“创造音乐的是整个民族,作曲家不过谱出来而已。”什么样的民族创造什么样的音乐,果真如此,我们这民族早该痛切反省了。
桥跨黄金城
1长桥古堡
一行六人终于上得桥来。迎接我们的是两旁对立的灯柱,一盏盏古典的玻璃灯罩举着暖目的金黄。刮面是水寒的河风,一面还欺凌着我的两肘和膝盖。所幸两排金黄的桥灯,不但暖目,更加温心,正好为夜行人御寒。水声潺潺盈耳,桥下,想必是魔涛河了。三十多年前,独客美国,常在冬天下午听斯麦塔纳的《魔涛河》,和德伏乍克的《新世界交响曲》,绝未想到,有一天竟会踏上他们的故乡,把他们宏美的音波还原成这桥下的水波。靠在厚实的石栏上,可以俯见桥墩旁的木架上,一排排都是栖定的白鸥,虽然夜深风寒,却不见瑟缩之态。远处的河面倒漾着岸上的灯光,一律是安慰的熟铜烂金,温柔之中带着神秘,像什么童话的插图。
桥真是奇妙的东西。它架在两岸,原为过渡而设,但是人上了桥,却不急于赶赴对岸,反而耽赏风景起来。原来是道路,却变成了看台,不但可以仰天俯水,纵览两岸,还可以看看停停,从容漫步。爱桥的人没有一个不恨其短的,最好是永远走不到头,让重吨的魁梧把你凌空托在波上,背后的岸追不到你,前面的岸也捉你不着。于是你超然世外,不为物拘,简直是以桥为鞍,骑在一匹河的背上。河乃时间之隐喻,不舍昼夜,又为逝者之别名。然而逝去的是水,不是河。自其变者而观之,河乃时间咱其不变者而观之,河又似乎永恒。桥上人观之不厌的,也许就是这逝而犹在、常而恒迁的生命。而桥,两头抓住逃不走的岸,中间放走抓不住的河,这件事的意义,形而上的可供玄学家去苦思,形而下的不妨任诗人来歌咏。
但此刻我却不能在桥上从容觅句,因为已经夜深,十一月初的气候,在中欧这内陆国家,昼夜的温差颇大。在呢大衣里面,我只穿了一套厚西装,却无毛衣。此刻,桥上的气温该只有摄氏六七度上下吧。当然不是无知,竟然穿得这么单薄就来桥上,而是因为刚去对岸山上的布拉格堡,参加国际笔会的欢迎酒会,恐怕户内太暧,不敢穿得太多。
想到这里,不禁回顾对岸。高近百尺的桥尾堡,一座雄赳赳哥德式的四方塔楼,顶着黑压压的楔状塔尖,晕黄的灯光向上仰照,在夜色中矗然赫然有若巨灵。其后的簇簇尖塔探头探脑,都挤着要窥看我们,只恨这桥尾堡太近太高了,项背所阻,谁也出不了头。但更远更高处,晶莹天际,已经露出了一角布拉格堡。
“快来这边看!”首西在前面喊我们。
大家转过身去,赶向桥心。茵西正在那边等我们。她的目光兴奋,正越过我们头顶,眺向远方,更伸臂向空指点。我们赶到她身边,再度回顾,顿然,全根呆了。
刚才的桥尾堡矮了下去。在它的后面,不,上面,越过西岸所有的屋顶、塔顶、树顶,堂堂崛起布拉格堡嵯峨的幻象,那君临全城不可一世的气势、气派、气概,并不全在巍然而高,更在其千窗排比、横行不断、一气呵成的逦然而长。不知有几万烛光的脚灯反照宫墙,只觉连延的白壁上笼着一层虚幻的蛋壳膏,显得分外晶莹惑眼,就这么展开了几近一公里的长梦。奇迹之上更奇迹,堡中的广场上更升起圣维徒斯大教堂,一簇峻塔修芒毕厉,凌乎这一切壮丽之上,刺进波希米亚高寒的夜空。
那一簇高高低低的塔楼,头角峥嵘,轮廓矍铄,把圣徒信徒的祷告举向天际,是布拉格所有眼睛仰望的焦点。那下面埋的是查理四世,藏的,是六百年前波希米亚君王的皇冠和权杖。所谓布拉格堡(Prazskyhrad)并非一座单纯的城堡,而是一组美不胜收目不暇接的建筑,盘盘,历六世纪而告完成,其中至少有六座宫殿、四座塔楼、五座教堂,还有一座画廊。
刚才的酒会就在堡的西北端,一间豪华的西班牙厅(SpanishHall)举行。惯于天花板低压头顶的现代人,在高如三楼的空厅上俯仰睥睨,真是“敞快”。复瓣密蕊的大吊灯已经灿人眉睫,再经四面的壁镜交相反映,更形富丽堂皇。原定十一点才散,但过了九点,微醺的我们已经不耐这样的摩肩接踵,胡乱掠食,便提前出走。一踏进宽如广场的第二庭院,夜色逼人之中觉得还有样东西在压迫夜色,令人不安。原来是有两尊巨灵在宫楼的背后,正眈眈俯窥着我们。惊疑之下,六人穿过幽暗的走廊,来到第三庭院。尚未定下神来,逼人颧额的双塔早蔽天塞地挡在前面,不,上面;绝壁拔升的气势,所有的线条所有的锐角都飞后向上,把我们的目光一直带到塔顶,但是那嶙峋的斜坡太陡了,无可托趾,而仰瞥的角度也太高了,怎堪久留,所以冒险攀援的目光立刻又失足滑落,直跌下来。
这圣维往斯大教堂起建于一三四四年,朝西这边的新哥德式双塔却是十九世纪末所筑,高八十二公尺,门顶的人瓣玫瑰大窗直径为十公尺点四,彩色玻璃绘的是创世纪。凡此都是后来才得知的,当时大家辛苦攀望,昏昏的夜空中只见这双塔肃立争高,被脚灯从下照明,宛若梦游所见,当然不遑辨认玫瑰窗的主题。
菌西领着我们,在布拉格堡深宫巨寺交错重叠的光影之间一路向东,摸索出路。她兼擅德文与俄文,两者均为布拉格的征服者所使用,所以她领着我们问路、点菜,都用德文。其实捷克语文出于斯拉夫系,为其西支,与俄文接近。以“茶”一字为例,欧洲各国皆用中文的发音,捷克文说caj,和俄文chay一样,是学国语。德文说Tee,却和英文一样了,是学闽南语。
在暖黄的街灯指引下,我们沿着灰紫色砖砌的坡道,一路走向这城堡的后门。布拉格有一百二十多万人口,但显然都不在堡里。寒寂无风的空气中,只有六人的笑语和足音,在迤逦的荒巷里隐隐回荡。巷长而斜,整洁而又干净,偶尔有车驶过,轮胎在砖道上磨出细密而急聚的声响,恍若阵雨由远而近,复归于远,听来很有情韵。
终于我们走出了城堡,回顾堡门,两侧各有一名卫兵站岗。想起卡夫卡的K欲进入一神秘的古堡而不得其门,我们从一座深堡中却得其门而出,也许是象征布拉格的自由了,现在是开明的总统,也是杰出的戏剧家,哈维尔(VaclavHavel,1936—),坐在这布拉格堡里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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