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散文特色

2024-06-29 余光中

　　导语：余光中在《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说：“现代散文要讲究弹性、密度与质料。”所谓弹性是指对于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蓄、融合无间的适应能力，以现代人的口语为节奏基础，在情境所需时，也不妨用一些欧化或文言文的句子，以及适时而出的方言或俚语，或是穿插典故。

　　余光中在《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说：“现代散文要讲究弹性、密度与质料。”所谓弹性是指对于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蓄、融合无间的适应能力，以现代人的口语为节奏基础，在情境所需时，也不妨用一些欧化或文言文的句子，以及适时而出的方言或俚语，或是穿插典故。文章追求多元的弹性，语言文白互补，句法长短相济。在《我的四个假想敌》“靓仔”和“叻仔”是粤语，这让读者更真实的如临其境，在其他作品之中，更不时会采用年轻人经常和同侪间谈话时所用的非正式、在语法上可能也不正确的字句，也是同样的效果。密度则与物理上所言之密度，有异曲同工之妙，密度的要求，则是认为在一定的篇幅中，满足读者对于美感要求的份量，其中余光中先生运用了几个主要的方式达到了这个目标。

　　其一是运用文字的稠密，也就是利用一些特别精选的字眼，来达成特别的意境，像是 “咽过多少州多少郡的空寂”;也可以透过时空的压缩和景象的映衬、重叠、交替，让意象变得繁复，例如“每次写到全台北都睡着，而李贺自唐朝醒来”;或是小孩学习作文经常被强调，结构的首尾呼应，也能因为强化了文字的对读者的印象，达成密度的增加。至于余光中先生提及的第三个讲究点，质料指构成全篇散文的个别的字词的品质，几乎在先天上就决定了一篇散文的趣味境界高低只是写作散文的材料，需配合弹性、密度的运用才会显出光芒，能够借由刻意的培养达成进步的，其实还是密度和弹性最可能，质料比较因作者本身生活经历和思想透露出来，一旦人生经历有了大的转变，通常也容易在文字中表现。余光中的散文特色有以下几点：

　　一、深含对故土的乡愁即中国意识

　　他从故乡来，仍带著故乡的记忆;他曾涵泳在中国古典文学之中，读过强调中国美的作品，加深他对故乡的美感;他从旧大陆漂到台湾，接着又飘向新大陆的异域，因此他的作品具有浓郁、幽远、深广的意境和浓重的思乡之情。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讲是乡土的，乡土性作为中国社会的本质属性之一，决定了这个民族对土地的重视与珍爱。”余光中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浓重乡土情怀的作家。他1949年去台湾，二十五年背井离乡的经历化成了幽远、无法割舍的情思。因此，作品必然抒发作家思乡、恋土的情怀。这样以至于余光中的作品中经常会流露出对中国缠绵的情感，有时是直接的颂扬，有时却透过对其他文化未必是否定的非正面叙述来烘托出明显的中国意识。如《听听那冷雨》中“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裙边扫一扫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吧……”杏花，春雨，江南。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海峡对岸的同胞只能在报纸的头条和揣测里思念着那片烟雨蒙蒙的故土。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时间把中华儿女隔在了海峡的两岸。夏志清在论文《余光中：怀国与乡愁的延续》中提到：“余光中所向往的中国并不是台湾，也不是共党统治下的大陆，而是唐诗中洋溢著‘菊香与兰香’的中国。”通过雨中幽远的情思，把作家对少年生活的回忆、中国大陆古老的文明、古诗画的意境与对现实生活的诸多感受，其中对故园、对乡土、对中国文化的赞美和追寻，像无尽的潮水一样涌来，创造出了幽远、深广的意境。

　　二、以诗入文，典雅而富于弹性，有强烈的感觉性

　　散文虽由文字构成，却有着诗一般的气质。作品的文字典雅而富于弹性，巧妙地融古典语汇与白话于一炉，具有极好的音乐感和节奏感。余光中具有良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又接受了系统的白话文的训练，在创作中自然得心应手，既注意运用长短相间的句式，又注意通过双声叠字来增强乐感和节奏感，而绵密的想象和意向，更进一步渲染了散文的情趣。如在其代表作《听听那冷雨》中，无论是大雨的滂沱，小雨的淅淅沥沥，再加上大量双声叠字――如“雨来了，雨来的时候瓦这么说，一片瓦说千亿片瓦说，说轻轻地奏罢沉沉地弹，徐徐地扣吧挞挞地打，间间歇歇敲一个雨季，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再零落的坟上冷冷奏挽歌，一片瓦吟千亿片瓦吟。”使散文节奏明快，又典雅明丽。余光中不希望作品仅能够单纯由眼睛看到字，然后在脑海中构出图像，而希望透过人类本有的感官，具体的随著文字的描绘感生出似乎是真实在读者身边发生的感觉性，以《听听那冷雨》为例，各种感官似乎完全的在感受着外在的变化，细心地带领我们去感觉那微妙又精准的意象。文字清雅淡然，美如诗文。结尾句“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听那冷雨。”尤为美轮美奂。

　　三、字里行间有一种幽默感

　　比喻和比拟在余先生的作品中也透露出不同凡响的新潮，富于变化，节奏感强，富于动态特征，完全的颠覆传统静态比拟，也不满足于单纯的明喻，更欣赏用隐喻，其中《我的四个假想敌》中，余光中把4个女儿的男友称为“四个假想敌”，形象地概括了父亲与女儿男友之间的必定的、永恒的矛盾;父亲对“假想敌”的种种想象、种种描述、种种议论全都自然生发;这些生发和种种细节群与那个处于细节核(核心意象)有机地构成了这篇学者散文的艺术整体和艺术情趣。散文作者的个性化叙述形象、智慧化的散文哲理、情趣化的生活境界，全在那个“核心意象”和“细节链条”的有机合成、生发的散文境界中透露和站立。从“树上的果子”和“路人内神通外鬼”来看，这显然一般状况下对家中的女性跟树木之间的比喻，就是那莫名背了黑锅的红杏，可是先生跳脱出来，用树上的果子形容“余”家有女初长成已创新意，又摆脱果子的静态刻板印象，把它们描绘得活蹦乱跳，内神通外鬼，也因此展现余光中作品中另外一个经常出现的特色――幽默感。那是一种让人慧心一笑的娱弄笔法，而不是像一般幽默剧滑稽愚蠢荒谬的可笑把戏。

　　四、作品想象绮丽而多变

　　以《听听那冷雨》为例，作品大量采用了比喻、对照、联想、烘托等表现手法，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雨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自然现象，下雨是所有人都有过的生活经历。但是，作家却能从这平常的生活经历入手，表现出自己独特的感受。从雨中的金门街到厦门街，想到金门到厦门;从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子、江南人，到杏花春雨江南;从杏花、春雨、江南，到方块字和中国古老的文化等等，作家极尽联想，而雨中的诸多感受――听觉、视觉、味觉、嗅觉等诸多感觉方式和奇妙的比喻、烘托，更加深了作家思乡情怀的表达与抒发，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余光中的散文是除诗歌以外台湾文坛的又一重要收获，给后来的台湾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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