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地位与意义

2023-05-11 易经

　　周易它是上古时代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商周时期古人思想的真实反映。以下是小编分享的周易的地位与意义，欢迎大家阅读!

　　一、《周易》的地位和影响

　　《周易》又称《易经》，简称《易》。它是一部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影响极为广泛深入的古代经典著作。历代学者对它的研究和探讨，曾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至多的精力。该书约在战国时期即被孔门弟子列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经”;汉代则被奉为儒家经典之首(因西汉武帝时曾设“五经博士”，专门讲论《易》、《书》、《诗》、《礼》、《春秋》五经);魏晋南北朝时，玄学盛行，《周易》被列为“三玄”之一(即《老子》、《庄子》、《周易》);唐代修撰《五经正义》，《易》为首经;宋代注解《十三经》，《易》为第一经;元、明、清三代，《四书》、《五经》为钦定教材，《易》居“五经”之首;清代阮元编辑《十三经注疏》将《周易》排在第一位，清代乾隆时编纂大型的《四库全书》，同样将《周易》列为第一部经书。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周易》占据着极为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地位，因而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可看作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渊薮和先导。

　　《周易》之所以受到如此的尊崇，是与它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密不可分的，正如《四库全书·经部·易类小序》说的“《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它是上古时代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商周时期古人思想的真实反映。其中不仅包含古代农业、牧业、渔业、手工业等方面的生活内容，而且包含古人关于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思想内容。正因如此，历代学者面对这部博大精深的文化典籍，曾为之孜孜以求、探赜索隐，作注解疑之书，可谓连篇累牍、层出不穷。据初步统计，古代有关研究《周易》的著作，将近三千种，居各种经典著作之首。而研究《周易》也已成了一门丰富多彩的专门学问——易学。有人甚至将它称之为“经学中的经学，哲学中的哲学”。它对后世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尽管如此，清代著名学者皮锡瑞还大发感慨，谓“说《易》之书最多，可取者少”(《经学通论》)。由此可见，研究《周易》的人最多，但真正将之融汇贯通的人则少之又少。这也从另一侧面告诉我们，《易》道的确广大。而我们今天将之作为一项学术研究的课题，还须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长进。

　　二、关于《周易》的经、传、学及象、数、理、占

　　学术界习惯上将《周易》分为经、传、学三方面来进行研究。所谓“经”，即指六十四卦卦象、卦名及其卦爻辞，也就是带有符号系统的《周易》古经;所谓“传”，指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以解释《周易》古经为宗旨的十篇专论，古人曾称之为“十翼”，后人将之合称为“易传”或“易大传”;“学”则指汉代以来的学者对《周易》经和传所作的各种解释。这种分法比较符合《周易》的历史实际，也易于把握和研究。然而在学习和研究时一般人往往容易混淆，因为《周易》或《易经》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周易》或《易经》包括古经文和“易传”。本来经与传是分开的，自西汉费直将“易传”的“文言传”附于乾、坤两卦之下，将“彖传”、“象传”分附于各卦之下，又将“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附于古经文之后，遂成为后世的通行本，于是人们习惯上便将它们称之为《周易》或《易经》。狭义的《周易》或《易经》则专之古经文而言，即指六十四卦卦象、卦名及其卦爻辞。事实上，经是经，传是传，我们在学习和研究时必须分清经是源，而传和学只是流。若将源、流混为一谈，则既不利于对经的研究，也不利于对传的探讨。在本书中，我们一般所指的往往是广义的《周易》或《易经》，包括经与传两个方面，而在需要时则将经、传分开叙述。

　　所谓象、数、理、占，一般是针对易学研究史上的学术流派而言的。大致说来，象学派偏重于《周易》卦象的研究和探讨;数学派偏重于探讨《周易》中包含的数理与卦象之间的关系;理学派则主要致力于研究《周易》经传中包含的哲理;占筮派主张将易学研究用于社会生活实际。事实上，不论哪个学派都离不开研究《周易》的卦象和卦爻辞以及它所包含的道理，因此，一般学者只将它们笼统地归为象数和义理两派。这种归类是适当的，因为不论从易学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历代学者研究的实际内容来看，他们的研究倾向往往或偏于象数，或偏于义理。况且研究的角度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便不同，象数派从卦象和数理入手，最终的归结点往往趋向自然事理;义理派从卦象和卦爻辞入手，最终趋向社会与人生事理。因此，我们主张将象数和义理的研究作为重点，而把占筮派作为参考。因为占筮派的理论主张及其实际操作很容易将人们引向迷信的道路。当然，不论象数派还是义理派他们的研究都不可能离开占筮，因为《周易》本身就是以占筮的面目出现的，不了解其中的占筮原理就没有办法进入《周易》殿堂，也无法探究其中所包含的哲理，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占筮仅作为参考的主要原因。

　　三、《周易》经传与古代文化研究概述

　　关于《周易》与古代文化关系的全面研究，首推二十世纪初的郭沫若，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专列了一篇“《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将《周易》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并且在“精神的生产”一节中从宗教、艺术、思想三方进行了初步探讨。然而郭先生的研究显然偏重于就时代论时代，缺乏纵向的掘进。迨至当代，高亨、朱伯崑、唐明邦、刘纲纪、金景芳、张政烺等学者，或遵循传统的训释方法;或从哲学、伦理学、美学、史学、文学等角度加以探讨;又缺乏横向的比较。尽管朱伯崑、刘大钧、周止礼、李申、潘雨廷、胡道静等学者，曾试图从纵、横两方面对《周易》的研究历史进行总体探讨，也确实涉及到了一些文化问题，但要么偏于史，要么偏于某一学科，再不就是《周易》与古代文化的一般性比附，未能真正从《周易》与古代文化的互相影响角度入手进行研究。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曾专门撰文探讨《周易》与古代文化的关系问题，如张岱年先生的《〈周易〉与传统文化》、台湾张廷荣的《易学与中国文化及文化中国》，可惜又只是宏观上的综论，缺少细致的具体分析。关于伏羲八卦与《周易》的连带关系，近年来，随着《帛易》、《简易》等出土文物的增多，张政烺、李学勤、张立文、刘大钧、廖名春、邓球柏等学者，从史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角度探讨二者的关系，初步倾向传说中的伏羲八卦当是数字卦，《周易》中的阴阳符号是由数字卦的“一”和“六”演变而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突破。但是，以上学者的研究大多从文字考证的角度入手，间或涉及文化社会学的范畴，又可惜未能从宏观上作更深入的系统研究。

　　在学术界，一般将《易传》定格为阐发《周易》本经的哲学著作，而对于《周易》本经的看法则主要集中在是筮书还是哲学著作的争论上，一种观点认为《周易》本经首先是卜筮之书，因其中包含一定的哲学思想，所以随着对它的解释，到《易传》时才逐步演变为一部讲哲理的书，冯友兰、高亨、朱伯崑等学者持基本相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没有经的哲学蕴涵，就不会有传的哲学阐发，并且《周易》本经的成书过程极为漫长，是古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应将《周易》本经视为一部独特的哲学著作，这种观点以李景春、张善文等学者为代表。第三种观点认为《周易》本经是一部史书，其中保存了多方面的古代珍贵史料，特别是反映了殷周之际的历史变革，因而应从史学的角度来解释，平心、胡朴安等学者持这种观点;第四种观点认为《周易》是一部讲天文历法的书，也就是一部科学著作，其中所蕴含的科学思维不仅对古代的科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思想相吻合，因而应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解释，杭辛斋、薛学潜等持此观点。然而这部著作却包容了上古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郭沫若先生曾将之列为“《周易》时代”加以考察，现当代也有一些学者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家庭婚姻以及农、林、牧、渔、手工业等方面进行研究。故我们将《周易》本经定格为硕果仅存的一部古老的文化典籍。我们认为，《周易》本经不仅仅是一部筮书，也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史学或天文历法著作，而只能说它包含了一些哲学思想、史学内容和有关天文历法的思想内容。因为这部独特的著作，像甲骨卜辞一样，用卜筮的方法记录了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内容，诸如享祀、征伐、畜牧、渔猎、行旅、婚姻、饮食以及各种自然现象，反映了那个时期的民众对自然现象和社会事物的初步认识。同时这部著作不像甲骨卜辞是零散的记录，而具有严密的体系和较为完整的叙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独特的著作是我国上古时代社会生活完整而具系统性的真实记录，它不但对研究商周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而且对研究我国古代的思想史、文化史也是极有价值的思想史料。所以，应将《周易》本经视为一部以卜筮为表以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为内容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文化典籍。正因如此，我们应将视野放开阔一些，除了从哲学角度研究外，更应该从文化学、社会学等广阔的领域内对它进行全方位的系统观照。

　　目前在国内，关于《周易》与古代文化的研究依然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对此作了较为系统研究的著作，也只有有周止礼的《易经与中国文化》，李申的《周易之河说解》，胡道静、戚文等编著的《周易十日谈》以及朱伯崑主编的《周易知识通览》等几部。尽管这些著作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周易》与古代文化的关系作了或深或浅的论述，但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尚处于知识普及性的起步阶段，论述还显简略和随意。正因如此，杨庆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既没有收入这些研究成果，也没有进行专门论述，正如方克立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本书“对二十世纪后20年易学研究中的某些热点问题，如《周易》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也未作充分的论证。”虽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目前的确还很有限，论述也还不成熟。

　　综观目前国内对《周易》与古代文化所作的相关研究，尽管讨论非常热烈，但真正意义上的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现，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周易》与古代文化的关系问题实在过于庞杂，既有自然科学的内容，又有社会科学的内容，若非通才，决不可能完成这样一项浩大的工程;二是这种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须作大量的基础性的研究工作，然而目前既懂《周易》又兼通古代文化的人才较少，尚需进一步的培养。鉴于上述情况，本教材也只是为这方面的研究作了一些基础性的铺垫工作。在教材中我们不仅首次提出了应将《周易》古经视为一部文化典籍从宏观上加以观照，而且提出应将经、传、学分开来放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微观考察。以故本教材首先对《周易》的性质及其内容作了一些概括性的介绍，并对历代易学研究概况作了一些评述，同时就如何解读《周易》古经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法，以期在学习中对《周易》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其次，我们分别从《周易》与我国古代的哲学、政治、伦理、美学、文学艺术、史学等几个方面分经和传探讨了二者的关系，从而阐明作为大道之源的《周易》对我国古代文化思想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当然，《周易》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影响远不止以上几个方面，然而受编著者的专业知识和学养所限，不可能进行全面的探讨，只能就传统的文、史、哲三个大的方面作一些基本探讨，以求窥斑知豹。

　　四、学习《周易》经传与古代文化的意义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周易》热以来，时至今日这种热潮依然没有衰减。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周易》作为“群经之首”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所造成的，它促使学者们想对这部特殊的著作一探究竟。二是由于人为的推波助澜所造成的，因为这部著作本来就是以占筮的面目出现的，同时历史上又有占筮派，他们试图用《周易》的原理来进行占卜或预测，将这部著作搞得神秘莫测，加之当今有人又利用它大搞所谓的预测，致使人们趋之若骛。事实上，这部著作正如《系辞上传》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周易》这部书所讲的是一阴一阳相互对立转化的道理，继承它的是善，成就它的是人的本性。仁人看见了它的道理就叫做仁，聪明智慧的人看见了它的道理就叫做智慧，百姓每天都在用这个道理却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认识君子之道的人就少了。由此可见，《周易》实际是一部古人将自己的人生经验用占筮的方法记录下来以供后人借鉴的书，其中包含着许多自然事理和人生道理，可以说它是一部修身养性之书。正因如此，历史上自汉代以来就将它列入经典著作的行列，而将与之有关的占筮列入了术数类。并且从古至今，学术界也始终将研究《周易》的义理作为主要对象，认为《周易》中的“理”才是大道;而将占筮视为术，认为“术”仅为小道，不值一提。因此，我们学习和研究《周易》也应将其中的义理作为主要对象，而不是相反。当然，在新的时代，我们也不必因循守旧，象古人那样，只是一味地阐发其中的人生哲理，而应将眼光放得更远一些，将学习和研究的范围放得更大一些，除了研讨其中的义理外，还应学习和研究其中所具有的思维方式，诸如整体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抽象思维、直观意象思维等。尤其应从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的角度去学习和研究它所包含的多方面的文化意义及其价值。这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周易》与古代文化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而学习《周易》与古代文化的意义，我们认为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一个中国人，不懂得中国文化，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因为你生于斯长于斯，你的语言、你的思维方式乃至你的思想都是中国这片土地上所孕育出来的，不管你愿意与否你都必须无条件承认并接受它的熏陶。中国文化最起码应该包括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两大方面，而文化的继承性又决定了没有古代文化就不可能有现代文化。因此，不懂得中国的古代文化，不珍惜中国的古代文化，就不仅仅是“数典忘祖”，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也不能称之为一个合格的中国人。而要懂得中国的古代文化，继承我国古代优良的文化传统，学习和了解《周易》以及必要的易学知识，就显得颇为重要和必不可少了。因为《周易》不仅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化典籍，而且是我国古代文化思想的渊薮和先导。

　　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的具体角度讲，我国古代文化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两大学派——儒家和道家，它们的思想基础毫无疑问与《周易》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如果说儒家所遵奉的是《周易》的乾道，即刚健有为;那么道家则遵奉的是《周易》的坤道，即柔顺无为。当然，无可否认，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源头还有别的方面。比如儒家思想与古代祭祀礼仪之间的关系，道家思想与商代敬奉天命思想之间的关系，就是研究儒家和道家思想时不可回避的问题。众所周知，一种新思想的诞生，或者说一所新的思想大厦的建立，除了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外，还必须借鉴前人多方面的先进理念作为其思想基础，否则这所大厦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我们说《周易》是儒、道思想的源头之一，就绝不是生拉硬扯和牵强附会，而是符合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客观实际的。换个角度来讲，今日学术界针对《易传》是儒家著作还是道家著作的争论，也正好反证了儒、道两派曾经借鉴过《周易》的事实。虽说《易传》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然而它在解说《周易》本经的过程中借用儒、道两家已经成形的思想来加以说明，不正说明儒、道思想本来就与《周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我们一直尊奉“天人合一”和“儒道互补”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两大主流，而这两大主流的思想渊源本来就与《周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周易》不仅探讨自然宇宙问题，也探讨人生事理，它研究探讨的出发点原本就是“天人合一”，只不过它是通过占筮方法来进行探讨的罢了。而儒、道两家的思想只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它的思想加以阐发而已，作的更加具体、更加细致罢了。事实上，他们所研究的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宏观上讲，二者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后世之所以讲“儒道互补”，只是将它们的研究成果在更高层次上作了整合。所以，我们说《周易》是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的源头之一。既然《周易》是我国古代文化思想的源头之一，那么，我们要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就必须对《周易》的思想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否则将不得其门而入。

　　对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哲学、史学、文学等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学术界向来讲究文、史、哲不分家，《周易》作为一部古老的文化典籍，也自然包含了文、史、哲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叙述。

　　如前所述，《周易》是我国古代一部最早的文化典籍，这部典籍之所以倍受青睐是与它本身所包含的文化思想分不开的。而这其中所包含的一些哲学思想的萌芽，更为后世所津津乐道。正因它包含着一定的哲学思想的成分，《易传》才能在它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阐释和发挥。

　　《易传》是公认的哲学著作，事实上，我国古代的许多哲学问题正是《易传》通过阐释《周易》来展开的。比如太极、乾坤、阴阳、道器、理事、理气、象数、言意、形而上和形而下以及神化等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哲学范畴，都来源于《易传》。因此，不懂得《周易》经传，也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并且可以这样说，自《易传》始，历代哲学思想的研究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周易》经传。汉代产生的以孟喜、京房为代表的卦气说、费直为代表的义理说以及借助道家黄老之学解释《周易》的阴阳变易学说，就都是从《周易》经传的阐发中逐步形成的。魏晋时期形成的以王弼、韩康伯为代表的玄学派易学以及稍后的“郑王之争”(即郑玄派和王弼派的学术争论)，郑玄主象数，王弼倡义理，两派之争的实质是关于《周易》究竟是以象数为主还是以义理为主的问题，同样没有离开《周易》经传。唐代的易学哲学则融合了象数、义理两派的观点，尤其是孔颖达以义理为主又结合象数派的观点，发展了王弼的玄学易，将玄学派的贵无论引向了崇有论，重新肯定了元气说和阴阳二气说，为易学哲学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他的这一贡献依然未能离开对《周易》经传的阐发。至于宋明理学，不论就其哲学体系赖以出发的思想资料，还是就其理论形式来看，都是通过易学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宋明理学的五大学派(即理学派、数学派、气学派、心学派、功利学派)则无一例外地同易学理论结合在一起，他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基本上也都来源于易学问题。而这些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周敦颐、二程、朱熹、邵雍、张载、陆九渊、杨简、王守仁、王夫之等不仅是理学大师，也都是易学大师，并且均有著名的易学著作传世。如果不懂得《周易》经传，要想真正懂得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

　　汉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曾说他著《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里的“究天人之际”，就是探究古代所谓的天人之学，也就是易学;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沟通古今的变化之道，而易学本就是研究古代关于变化规律的学问;因此，司马迁的《史记》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以易学作为他的指导思想完成的。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曾说“六经皆史”，作为“六经”之一的《易经》无疑也是一部史学著作。且不说汉代的郑玄、宋代的程颐、杨万里等著名易学家就曾引史证经，单从近代以来，王国维、顾颉刚、闻一多、郭沫若、屈万里等学者就利用《周易》卦爻辞中的材料，揭示了中国上古尤其是商周时期的许多古史秘密，也足证《周易》本经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其中最为典型的例证莫过于顾颉刚对商周史事的考证，他在王国维对殷商先公先王考证的基础上，借助《周易》卦爻辞材料，进一步推衍王说，撰写了《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揭示了殷商先祖王亥丧牛羊于有易部落、殷高宗讨伐鬼方、商王帝乙嫁女于周文王等一系列商周史事，为后人解开这些历史谜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些研究成果则填补了长期以来使史学界感到困惑的部分商周古史的空白。由此可见，学习中国古代史尤其是上古史更不能离开《周易》古经。

　　同样，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也不能离开《周易》。《周易》古经是我国迄今为止保存的最早最完整且成系统的用散文写成的古籍，因此有的学者主张我国散文史应从《周易》写起并非没有道理。不仅如此，《周易》的卦爻辞有许多是用古歌谣的形式写成的，并且往往押韵，被学者们视为“古代文学的起源”，“中国诗坛上最早的萌芽”，“是中国诗歌的先声”。著名易学家高亨先生还就这些卦爻辞进行了系统研究，发现其中许多歌谣形式的卦爻辞分别采用了赋、比、兴手法，从而认为它们是《诗经》的先导。由此看来，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散文史也好，诗歌史也罢，都是难以离开《周易》古经的。

　　同时由于《周易》的卦爻符号和卦爻辞都采用“立象以尽意”，或者说运用了“假象寓意”的手法，使之具有了文学意义的象征形象，从而对先秦文学中的象征手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易传》作者又在此基础上做了高度概括和总结，进而提出了“象”与“意”、“化”与“神”、“阳刚”与“阴柔”等许多美学范畴，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就是依据《易传》的基本理论而来的，作者刘勰在该书的《序志》也明确表示：“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不仅全书的编排依照“大衍之数”设置为五十篇，而且全书的内容几乎处处与《易传》相关联。因此，不懂得《易传》也是不大容易真正懂得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的。

　　当然，《周易》与我国古代文化思想之间的关系，远不止以上三个方面。它与我国古代的政治管理、伦理道德、美学、艺术、军事、教育、宗教等均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如此，它与我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建筑等自然学科也有着紧密的联系。由此可见，学习《周易》经传不仅对了解我国古代的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了解我国古代的自然科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对继承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和弘扬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度，曾创造过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被奉为“大道之源”、“群经之首”的《周易》，在建立我国古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曾起过显明的指导作用。如前所述，中国古代文化历史中最重要的儒家和道家两大学派的思想基础源自《周易》，中国古代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与《周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从《周易》本身来看，它所谓的易道，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和“生生之谓易”的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它认为自然宇宙是由一阴一阳组成的，并且由一阴一阳相互推荡而生生不息。《说卦传》则将这种阴阳变化之道做了更加具体的描述，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不仅认为自然宇宙是由阴阳规律所组成，而且社会人生也是由这个规律所支配。这个囊括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思维模式构筑了一个以阴阳哲学为内涵、以天地人为主体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它把世界的统一性看作是一个自明之理，它所探讨的是天与人、主与客、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便人们从整体上把握其中的规律，并用它来指导人事，特别是社会政治。虽说《说卦传》的这种概括有些牵强附会，但它的这种整体思维方式无疑具有指导社会人生的积极意义。而对于“一阴一阳之谓道”和“生生之谓易”的整体思想观，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它确实揭示了自然和社会人生的一些基本规律，从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是它所追求的是一种以“太和”为最高目标的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观。先秦时期的学者们普遍把天人和谐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他们一方面援引天道来论证人道，把天道的自然规律看作是人类社会合理性的根据;另一方面又按照人道来塑造天道，把人们对合理的社会存在的主观理想投射到客观的自然规律之上。《周易》乾卦的《彖传》则明确提出“太和”的概念，对天道和人道的整体和谐关系做出了最完美的论述。它指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天道(即大自然的运行规律)的运行变化，使万物各自端正它的性命，保全和合太和之气(《周易本义》释太和为“阴阳会合、冲和之气”)，就能守持正固。天开始生出万物，使万国都安宁。可以说这种“阴阳会合”的太和之气，不仅是万物产生的根源，也是使天下安宁的基本条件。因为只有阴阳和谐，才能风调雨顺，也才能使万物茂盛生长，从而形成五谷丰登、万民欢欣的和谐局面。不仅如此，作为个体的人也需要保全这种太和之气，才能达到阴阳和谐，而个体的和谐才有可能导致整体的和谐。虽然《易传》作者的思想尚未上升到通过个体和谐达到集体和谐的这样一个境界，但它为后人的进一步阐发却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事实上，儒家思想中本来就有这样的和谐观点，但是儒家所偏重的仅仅是社会人生的问题而不及自然，而《易传》作者却将两者巧妙地统一了起来。它的这种天人和谐观同样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三是持中而行的中道观念。人们普遍认为“中庸之道”是儒家的思想观点，孰不知中道观念其实源自《周易》。在《周易》卦爻辞中曾多次提到“中”和“中行”，虽然这些“中”的观念还不完全是后人所理解的中道观念，但“中行，无咎”是《周易》本经首次提出的。而且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周易》三百八十四爻中，凡是属于二爻和五爻这两个上下卦的中爻的爻辞，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五是吉利的。关于这一点，《易传》的《系辞传》曾做过很好的总结，它说：“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又说：“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不仅指出了二与五“多誉”、“多功”而三与四“多惧”、“多凶”的客观事实，并且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我们先不管它寻找的原因正确与否，我们只就这一事实也足见《周易》本经对卦爻辞安排上的显明倾向。事实上，《周易》本经有两个最基本的编排原则，那就是崇阳抑阴和居中则吉、居偏则有休咎。由此看来，持中而行的中道观念正是《周易》的一个最基本的思想观念。尽管这一思想观念是在卜筮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然而它对后世的影响确实深远。我们甚至可以说它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民族文化心理。我们在批评别人时喜欢用“不中不正”或“不三不四”，而这种批评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周易》的价值取向和是非观念。“不中不正”是从上下卦的爻位关系来说的，二、五两爻为上下卦的中位，中则正、不中则不正，本来就是《周易》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不三不四”是从天地人三才之间的关系上说的，因为上天、中人、下地构成了所谓的“三才之道”，这个道是不可违背的自然之道，谁违背了它，也就等于违背了自然之道。具体来说，五、六爻为天位，三、四爻为人位，一、二爻为地位，而“不三不四”也就是不在了人位上，人位居中，不在人位上也就是离开了中位，离开了中位的人也就不称其为人了。这是多么刻薄的教训言辞，而这种教训言辞背后所包含的中道观念又是多么的发人深省，真可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四是“穷则变，变则通”的变通思想。在《周易》的卦爻辞中，六爻绝大多数是不吉利的，六爻是一卦中的最后一个爻位，从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看，它已经发展到了尽头，而发展到了尽头的事物只能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是《周易》通过卦爻的变化告诉我们的又一基本规律。对此《系辞传》作者将它总结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一变通思想同样渗透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心理之中，人们常说“不要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其中所暗含的正是“穷则变，变则通”的变通思想。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变通的前提条件必须是“穷”，也即到了尽头的时候才可变，而不是毫无原则的变通，必须与前述中道观念结合起来运用。五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和宽厚仁慈、厚德载物的人文精神。崇阳抑阴是《周易》的基本原则，但它在提倡崇尚阳刚的同时，又不忘提倡宽厚仁慈的柔顺之德，事实上这二者并不矛盾，因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只有阳刚之道而无阴柔之道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符合一阴一阳的自然规律的。《大象传》在解释乾、坤两卦的卦象时明确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而这两句名言历来被视为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清华大学的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正来源于此。它所倡导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以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胸襟，的确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固有的文化传统和特有的人文精神，值得后人进一步借鉴并使之发扬光大。《周易》经传中还有许多值得后人继承和借鉴的优良的文化传统，比如“顺天应人”的革命精神，“与时偕行”的发展观点，深沉强烈的忧患意识，“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甚至“致命遂志”的人格尊严等等。我们就不再一一具体叙述了。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既是我们立国立身的根本，又是我们走向世界的依靠，所以我们只有认真学习和借鉴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努力奋斗，才有可能弘扬民族文化;同时也只有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借鉴全世界的优秀文化，我们也才有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这才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周易》及其所包含的文化传统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五、学习《周易》经传与古代文化的方法

　　在学习《周易》与古代文化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周易》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但由于《周易》是一部卦爻符号与文辞相结合的独特著作，加之文辞晦涩难懂，向来被视为“天书”。因此，我们又必须先对如何学习与研究《周易》做一些必要的说明。关于学习和研究《周易》的方法问题，黄寿祺、张善文撰写的《周易译注》列举了八条建议：一是从源溯流;二是强干弱枝;三是在明确经传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基础上，应当以《易传》为解经的首要依据;四是应当掌握六十四卦表现哲理的特殊方式：象征;五是应当掌握前人总结出来的切实可用的《易》学条例;六是应当结合考古学界发现的有关《周易》资料，细蜜辨析《周易》经传的本来面目及易学史研究中的各方面问题;七是应当重视多学科、多课题相互贯通的比较研究;八是应当注意国外汉学者研究《周易》的成果，吸收其可取的因素，以增进中外文化学术的交流。这八条建议可谓既全面又细致，值得认真借鉴与参考。现根据自己学习《周易》的一点心得体会，并结合前述八条建议谈几点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第一步，由易入难、由概括到具体。所谓由易入难就是先阅读一些有关《周易》及易学史的入门读物，以期对《周易》经传的基本内容和易学史的概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再去学习《周易》经传。如孙振声的《白话易经》，金景芳的《周易讲座》，朱伯崑主编的《易学基础教程》、廖名春等编写的《周易研究史》等。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由易入难、由概括到具体。因为入门读物毕竟是用现代汉语写成的，容易读懂，也容易接受。同时对易学史有了初步的了解，也易于选择那些在易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为今后的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打下基础，而不致于在一开始学习《周易》就走弯路。由于易学著作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如不了解易学史则很容易将术数类的著作误认为是易学著作，导致入门之初就误入歧途。

　　第二步，由传及经，由浅入深。在具体学习《周易》本经之前，应对《易传》内容有所了解。一方面传毕竟是为解经而作，理解了传，方能登堂入室;另一方面《易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所作，从语言难度上讲远比完成于商末周初的《周易》为简，更易于了解和把握。但是一定要分清源流，经是源，而传是流，不能本末倒置，更不能以传代经，误认为传的内容就是经的内容。事实上，传在很大程度上所反映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们的思想，并且有许多地方作了发挥，与经有很大的差距。

　　第三步，循序渐进，逐步提高。前两个步骤其实只是铺垫，学习《周易》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读卦爻辞。而如何解读《周易》卦爻辞的确是颇为犯难的事，因为直至今日对许多卦爻辞的解说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不管怎么说，解读卦爻辞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具体说来，首先必须熟练掌握八卦及六十四卦的卦象，因为卦象与卦名、卦爻辞紧密相关，不懂得卦象就连卦名都无法理解，更别说解说卦爻辞了。比如大有卦的卦象为上离下乾，也即上火下天，火又代表太阳，因此这个卦象所揭示的就是如日中天的形象，放到人事上来讲，就象征人到中年、大有收获，故命名为大有。而如果不懂得卦象，就会觉得这个卦名莫名其妙。卦名的解释是如此，卦爻辞的解释更是如此。因此惟有懂得了卦象，才能正确解释卦名、卦辞以及爻辞。其次，要熟练掌握卦位、爻位以及爻象的各种关系。卦有卦象、卦位，爻则有爻象、爻位，若不明白它们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同样不能很好地理解卦爻辞。比如上下卦位的问题往往与卦辞密切相关。再如初爻与四爻、二爻与五爻、三爻与上爻具有同位关系，爻辞的吉凶与否往往和这种同位关系紧密相关。这些都需要认真学习和掌握。再次，借助今注、古注，尤其是易学史上的名家注解。这些注解，不仅注释精当，而且兼释卦象，对进一步理解卦爻辞不失为最佳捷径。比如今人黄寿祺、张善文的《周易译注》，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唐·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宋·朱熹的《周易本义》等。再其次，以传解经、经传合参。等到对经有了一定了解后，应回过头来将经传合到一起再行解读。这时对传的解读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文;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区分何者为经的思想，何者为传的发明，以求从思想的高度对《周易》经传有更深入的了解，并为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周易》作好铺垫。最后，应注意从多角度挖掘《周易》经传所包含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这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周易》经传的目的，也是学习和研究《周易》经传的价值所在。

　　拓展：周易故事

　　王湛，字处仲，是西晋司徒王浑的弟弟。王湛读书很多，学识渊博，但很少和人讲话，也从不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学问;再加上他长得身材高大，龙颊虎鼻，一副戆兮兮的样子，活像个傻大个，因此即使是王家的族人也不知道他是个学富五车之人，而认为他是个痴呆。只有他的父亲王昶认为王湛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但决不痴呆。

　　王昶死后，王湛在父亲的墓地搭了间茅屋，穿了孝服守墓，更少和人交往。他吃的用的，一切都十分简陋，过着十分俭朴的隐士般的生活。

　　有一次，他的侄子王济去看望他的这位叔叔，看到王湛的床头竟然放着一本《周易》，不由十分惊奇。因为当时之人，好清谈，崇尚《老子》和《周易))，便说：“叔父也爱读《周易》吗?你读了《周易》，派什么用场呢？”

　　王湛回答说：“我闲着无事的时候，随便看看罢了。”

　　王济自己日常也研读《周易》，觉得此书深奥难懂，便说：“叔父能为侄儿讲解一下《周易》吗？”

　　王湛笑笑，就滔酒不绝地给王济大谈《周易》中的玄理，剖析得头头是道，那些高深而又有奇趣的玄妙之处，都是王济闻所未闻的。

　　王济回到家中，对父亲王浑说：“父亲，我一直以为叔父是个痴呆，今日去看望他，竟发现他对《周易》的研读非常人能及，一点也不痴。从今天起，我才真正认识了叔父，他是个真正的高人啊！”

　　当时，晋武帝也知道王湛是个痴呆。他见了王济，常问：“你那个痴呆叔叔死了没有？”王济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

　　王济见过王湛后的一天，晋武帝又问：“你那个痴呆叔叔死了没有？”王济回答说：“我叔叔王湛一点也不痴呆。”接着，王济便把王湛大大赞美了一番。

　　晋武帝听了，又问：“那他可比得上谁呢？”

　　王济答道：“上比山涛不足，下比魏舒有余。”

　　于是晋武帝召见王湛，见他果然毫无痴呆之状，而且才识过人，便拜他为太子洗马，让他教授太子读书。后又任命他为太子中庶子、汝南内史等职。王湛四十七岁那年，死于任上。

　　后来，“床头周易”这一典故，用来形容人怀才不露，以读书排遣;有时也用来形容文人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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