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婚姻没有坚实的爱情作基础。留英期间，徐志摩疯狂地爱上了淑女林徽因，他在一封给林的长长情书中倾诉道：“……抛开所有的犹豫和彷徨，走进那已经为你打开的门，管它里面迎候你的是天堂还是地狱。是地狱又怎么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况且，纵然是地狱，只要有彼雅特莉齐的提携引导，还愁不升上净界和天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基督教文化对徐志摩的影响。
徐志摩的人生理想是爱、自由和美。为了爱，为了美，为了自由，他可以不顾一切，甚至献出生命，去撞地狱之门。
在徐志摩，如果是为了获取生命存在的自由和生命的本义，生命终极就不是阴森恐怖，而是披着绚丽光华；就不是退缩与消逝，而是进取与升华的象征。“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荒野里倒着一口牲口/黑夜里躺着一具尸首/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为要寻一个明星》）。与其容忍真情贫缺、怯懦苟且的生活，倒不若出离了这狭窄的人间世，只要有夸父逐日的坚执，就必然能走向“恋爱、欢欣、自由”的“理想天庭”，这样的死是美丽的。
在徐志摩的诗歌中，还出现了行多飞物意象：生命终极出脱、化解为美丽的飞物意象。徐志摩认为，为自由而死，是非常美丽的。而后来徐志摩是飞着驾临西土，实现了他追求自由的梦想。
歌颂美丽死亡在徐志摩诗中频频出现，可以说，诗人受波德莱尔的影响是很大的。徐志摩曾盛赞泛称波德莱尔，并且亲自动手译介波氏的《死尸》一诗，还直接将“以死亡美丽、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思想引入诗歌创作实践，不断涉入死亡，污秽、恐怖等传统诗学的禁地，大胆探索生命终极，直面死亡，表现了生命的真诚超越和人格的自由追求。徐志摩还受过拜伦、雪莱、济慈、华兹华斯、泰戈尔等异域诗人的影响。下面让我们看看华兹华斯、济慈等诗人是怎样对待死亡的。华兹华斯写过一首十四行诗，追忆他的4岁时夭折的小女儿凯瑟琳。诗以骤然而起的喜悦开始：“一阵惊喜，有如躁动的疾风/我急忙趋身，去把喜悦分享。”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来评判，诗人这首诗的“惊喜”肯定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文化心态。为什么“我”会“惊喜”呢？是因为诗人和寂寞地睡在坟冢里的小女儿分享了死亡后寂静的愉悦！济慈在《夜莺颂》里也表达了自己对“静谧的死亡”的喜爱。这些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徐志摩。
丰华瞻曾经指出：“基督教对西洋人影响很大。基督认为死后有天堂，人入天堂，可以不朽。这使西方人得到一种安慰。……我们发现，旧时一般的西洋诗虽然对死亡有所哀伤，但有一种安慰和宁静，甚至希望，因为他们相信死者在天国将有永久的生命。诗中常称死去为看到了‘天国的光辉’，看到‘黎明’等。”我认为，西方人在上帝死了之前的那漫长的岁月里宗教意识是较强的，西方十九世纪诸多浪漫主义诗人在他们的.诗作中频频出现了对死亡的歌颂，对死神的欢迎。徐志摩深受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因此，徐志摩诗歌中对美丽死亡的描写，除波氏的影响外，还有济慈等人影响的痕迹。
徐志摩诗歌中频频出现的美丽生命终极意象，已经偏离中国传统审美的轨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虽然有儒、道、释三教存在的事实，但是中国是个宗教意识较为淡薄的国度，儒家思想的影响十分巨大。而儒家先师孔子面对子路的“敢问死”，只轻描淡写地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引导人们要关注今生今世，执着今生今世，大谈特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当然，中国人中也有一部分信仰佛教、道教或基督教，但那所占的人数比例不大，大多数人在生与死的看法上追随孔子。由于大多数中国人不信死后有归宿，不信“来世”，因此，哀叹人生无常、青春短暂、慨叹光阴易逝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随处可见，而谈死亡的美丽、对死亡的艳羡，几乎很难找到。所以说，徐志摩在诗歌中频频出现的美丽生命终极意象，已经偏离了中国传统审美的轨迹。
徐志摩诗歌中的死亡意识，还表现在诗人对制造死亡的非正义战争的抨击，对无辜死难者的同情、对死亡的恐惧等。尽管这方面的诗作寥寥无几，但也为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徐志摩诗歌中的死亡意识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从《大帅》和《人变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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