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其人其事
这世间，可爱的老头儿很多，但可爱成汪曾祺这样的，却不常见。
生活家汪曾祺
他惯于“贪得无厌”，有很多爱好。贪吃，贪喝，贪看，贪玩儿，贪恋人世间。
他好酒异常，喝起酒来，从不会一口一口抿或者呷，而是痛饮酒，一喝一大口。
他还好吃，从他诸多谈吃的文字来看，他简直是吃尽四方的人。从家乡高邮的鸭蛋到北京的豆汁儿，到湖南的腊肉，包括咸菜，酱菜，野菜，他都要追究，琢磨一番。而且时常要发出毫不保留的赞叹：我一辈子没有吃过昆明那样好的牛肉。
暮年因为疾病缠身，医生给立了很多规矩，酒是要戒的，油炸食品也不行，硬东西更要注意。——这可怎么活?他蹙眉，发愁，就偏不沮丧。他不是个容易沮丧的人。他的愁总会有转折——“幸好有天下第一的豆腐，我还能鼓捣出来一桌豆腐席来的，不怕!”他这样给自己打气。
1997年5月16日，离世当天，他想喝口茶水，医生不让，他就“撒娇”：皇恩浩荡，赏我一口喝吧。医生勉强同意沾沾嘴唇后，他对小女儿说“给我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但龙井尚未端来，他就已离世。
对于草木，他也皆有情意。还是少年时，他就有心发现家里的园子里什么花最先开，祖母佛堂里那个铜瓶里的花也是常常由他来换新，换花后的画面也是他眼里的景儿：父亲一醒来，一股香气透进帐子，知道桂花开了，他常是坐起来，抽支烟，看着花，很深远地想着什么。
他对那些草木如数家珍，有着特别的“占有欲”：“那棵龙爪槐是我一个人的。我熟悉它的一切好处，知道哪个枝子适合哪种姿势。”
他贪玩儿，年轻时爱唱戏，吹笛子，后来放弃是因为——“牙齿陆续掉光，撒风漏气。”然后还写写字，画画画，做做菜。
他爱逛菜市场，觉得买菜也是创作，想买冬笋，未果，却碰上荷兰豆，就要“改戏”。
他有一种“无可救药”的天真，容易对琐碎的，稚气的事情发生热情。
1987年9月到12月，老头子到美国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陆续给老伴儿发回一些家书。明明是第一次，到美国，他的信里却无关繁华，他在意的是“爱荷华河里有很多野鸭子，都不怕人。”“美国的猪肉、鸡都便宜，但不香，蔬菜肥而味寡，大白菜煮不烂……”参观林肯墓，他的发现是“林肯的鼻子是可以摸的”，去海明威农场，老人家的发现是海夫人非常胖。“我抱了一下，胖得像一座山!”
而对于大事，他又神经大条，在《随遇而安》中回忆自己当右派的经历时，他居然如此起笔：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文体家汪曾祺
关于汪曾祺的文字，都知道是“别一家”的。他也自己逗趣，称自己是文体家。曾有评论家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开来没什么，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他的句子大都短峭、平实、朴拙，文字直白冲淡，像在水里洗过一样，干净。
曾有文章描述一种豆瓣酱，“清淡，而且还是那种汪曾祺级别的。”其中的妙处对于熟知汪曾祺的人来说，是非常传神的。
汪曾祺师承沈从文，习得最要紧的是“要贴到人物写”和对话不能写成“两个聪明脑壳在打架”，要平实。贴着人物写，后来被他引申为“气氛即人物”。
他惯于写普通人，平常事，市井人生，人间烟火，而且带着沈从文式的“温爱”与同情，因为“我对这些人事最为熟悉”，他说。
尽管他自称是通俗抒情诗人，但能看到他对于抒情是克制的，他说：好的，坏的，都不要叫出来。
他写的父子生活片段，就是非常克制的抒情：有一年夏天，我已经像个大人了，天气郁闷，心上另外又有一点小事使我睡不着，半夜到园里去。一进门，我就停住了。我看见一个火星。咳嗽一声，招我前去，原来是我的父亲。他也正因为睡不着觉在园中徘徊。他让我抽一根烟，我搬了一张藤椅坐下，我们一直没有说话。那一次，我感觉我跟父亲靠得近极了。
朋友汪曾祺
很奇怪，谈到他的朋友，首先想到的却是他的父亲和儿子。因为对老头子来说，父亲，儿子都和他是朋友。从他父亲开始，多年父子成兄弟的话就被挂在嘴边。他也和他们成为了朋友。
在他笔下，父亲是个随和，爱带着孩子玩的孩子王，学业上也任由他随性来，好了，夸奖，差了，不怪。17岁，他初恋，暑假在家写情书，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因为管教松，十几岁，他就学会抽烟、喝酒。喝酒时，父亲会给自己一杯，给他一杯。抽烟时，父亲自己一根，给他一根，还会给他点上。
对自己的儿子，他同样如此。孩子恋爱，他了解，却不干涉，相信他的决定。孩子们在家有时叫他“爸”，有时叫他“老头子”，甚至孙女也这样跟着叫。
他喜欢这种没大没小，觉得父母让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散文家苏北曾对汪曾祺1947至1948年在上海的时光着迷。因为那段时间分别是三个可爱老头儿黄永玉，汪曾祺，黄裳的二字头年龄。他们仨一起，那得多带劲!为了解更多，2007年，他写信给黄裳，黄裳在收到苏北寄去的关于汪曾祺作品的新书后，“调皮”地说：山东画报把曾祺细切零卖了，好在曾祺厚实，可以分排骨、后腿……零卖，而且“作料”加得不错……
而黄永玉更是直接表示：我一直对朋友鼓吹三样事：汪曾祺的文章、陆志庠的画、凤凰的风景。
关于汪曾祺的故去，他曾如此叙述：和他太熟了，熟到连他死了我都没有悲哀。他去世时我在佛罗伦萨。一天，我在家里楼上，黑妮回来告诉我：“爸爸，汪伯伯去世了。”我一听，“嗬嗬”了两声，说：“汪曾祺居然也死了。”这有点像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中，萧何听说韩信走了，先“嗬嗬”笑两声，又有些吃惊、失落地说了一句：“他居然走了。”我真的没有心理准备他走得这么早，总觉得还有机会见面。他走时还不到八十岁呀!要是他还活着，我的万荷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我的画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难下笔。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汪曾祺的文字，就是糖衣炮弹。他是为了让你怅惘而生的。
他是美的侦探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这两句诗是马一浮的，我读了就喜欢，常常提起。现在要写汪曾祺了，才发现，这十个字是应该专门用在他身上的。
他写过多少草木啊，拿他这些文字，可以编一本词典，薄薄的，并不整齐划一的。这种词典不解决什么疑难，就是没事翻翻，让你觉得随身带了一个花园，或者一个不错的菜园。
他对菊花不讨厌，但讨厌菊展，他觉得菊花还是得一棵一棵的看，一朵一朵的看。
确实，很多人成天忙活的就是把美从土里揪出来，搅拌成水泥，去砌墙。汪曾祺就跟这些人着急，上火，这些人就像《茶馆》里说的，“把那点意思弄成了不好意思”。
他夸沈从文的《边城》，他说是“一把花”。真好。多少人会顺嘴夸成是一朵花，可是汪曾祺知道，他老师写的是一把花。美是很多的，不一样的，美和美是在一起的，起码是互相牵挂着的，所以是，一把花。
汪曾祺写过很多次沈从文，我因此才知道沈从文是怎么过日子的，怎么叹气怎么高兴。他也让我知道西南联大是怎么回事，那学校有点像他爱提起的京剧《桑园寄子》：“走青山望白云家乡何在”。青山白云都是真的，家乡不在身边，也是真的。我后来读齐邦媛的《巨流河》，可为印证。
汪曾祺是个老福尔摩斯。他是个针对美的侦探。他夸某寺的罗汉塑得好，就说有个穿草鞋的罗汉，草鞋上一根一根的草茎，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记得祖母有个小黄蜂的琥珀扇坠，很好看。晚年在宾馆，看到人工琥珀，各路昆虫齐备，甚至还有完整的蜻蜓，在一个薄薄的琥珀片里。这当然是弄死以后，端端正正地压在里面的。他觉得还是那个扇坠好看，因为是偶然形成的。“美，多少要包含一点偶然。”
白马庙教中学的时候，他看见一个挑粪的，“粪桶是新的，近桶口处画了一圈串枝莲，墨线勾成，笔如铁线，匀匀净净。粪桶上描花，真是少见。”
多少少见的东西，少见的美，被他记录下来，作了呈堂证供。他是个好侦探。
在香港，他看见的是遛鸟的人，记得的也是这个，觉得值得写的也是这个。人家提的是双层鸟笼，楼上楼下，各有一只绣眼。早上九点钟遛鸟?北京这时候早遛完了，回家了。“莫非香港的鸟也醒得晚?”
然后他想起徐州养百灵的汉子，“笼高三四尺，无法手提，只能用一根打磨得极光滑的枣木杆子做扁担，把鸟笼担着，在旧黄河岸，慢慢地走。”
他告诉张辛欣，我看见一个香港遛鸟的人。她说：“你就注意这样的事情!”他也不禁自笑。
“在隔海的大屿山，晨起，听见斑鸠叫。艾芜同志正在散步，驻足而听，说：‘斑鸠。’意态悠远，似乎有所感触，又似乎没听。”
汪曾祺自己，在伊犁也听过斑鸠，他就趁机想家。
他夜宿大屿山，听到蟋蟀叫。“临离香港，被一个记者拉住，问我对于香港的观感。我说我在香港听到了斑鸠和蟋蟀，觉得很亲切。她问我斑鸠是什么，我只好摹仿斑鸠的叫声，她连连点头。”
这画面是有意思的，老头一本正经学斑鸠叫，女记者斑鸠似的连连点头。
流沙河也为蟋蟀写过诗，孙犁偶也留心，这几个名字，适合放在一起。
让读者心软很重要
然而，汪曾祺牵挂的又不光是美，他只是觉得，经常提到美，会让他的读者心软，心软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对政治的态度，读者是能感受到的。他写的剧本《裘盛戎》，有两句唱词：“谁能遮得住星光云影，谁能从日历上勾掉了谷雨、清明?”
他说：“江青一辈子只说过一句正确的话：‘小萝卜去皮，真是煞风景!’我们陪她看电影，开座谈会，听她东一句西一句地漫谈。开会都是半夜(她白天睡觉，晚上办公)，会后有一点夜宵。有时有凉拌小萝卜。人民大会堂的厨师特别巴结，小萝卜都是削皮的。萝卜去皮，吃起来不香。”
他讲这个，是在一篇《果蔬秋浓》的散文里写的，不是特意要回忆什么。
他对政治是这个态度，但他不是不愤怒。他在信里向人推荐自己的小说《徙》：“单看《受戒》，容易误会我把旧社会写得太美，参看其他篇，便知我也有很沉痛的感情。”
汪曾祺的文章，结尾是经常有感叹号出现的，有点像相声《连升三级》的结尾，那句“一群混蛋!”
就算是句号，也是很不愉快的句号，比如小说《陈小手》，团长一枪把好医生陈小手，从白马上打下来了，人家刚辛辛苦苦为他太太接生。
团长就觉得我的女人，凭什么让他摸来摸去。
“团长觉得怪委屈。”这七个字，我到死都忘不了。
自然，大家更记得《受戒》，记得小和尚明海和英子的烂漫。
有过一个公社书记，对汪曾祺说，他们会议桌的塑料台布上，有一些圆珠笔字，来自《受戒》。原来此前开会，两位大队书记，一边开会，一边默写明海和小英子的对话。
真是个好故事。我估计也是汪曾祺家乡那边的大队书记，他们被自己家乡有过这样的美好给迷住了，心不在焉的就记下来。他们总不会真的花时间去背诵。
这能让人想起另一个汪曾祺的小说，《职业》，才两千字。刘心武拿到稿子，说：“这样短的小说，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题目?”他看过之后，说：“是该用这么大的题目。”
小说讲一个街头叫卖小吃的孩子，成天喊的是“椒盐饼子西洋糕”，顽童们跟在后面，喊：“捏着鼻子吹洋号!”这孩子懂事，不理睬。有一天去给外婆过生日，他穿了新衣服，不挎篮子出门，走在巷子里，看四处无人，他偷偷喊了一句：“捏着鼻子吹洋号!”
这是卓别林那种辛酸的笑意了，也是契诃夫小说《万卡》的无助。
汪曾祺说自己写的是“职业对人的限制，对人的框定，无限可能性的失去。”那两位默写《受戒》的大队书记，这个旧社会的小故事，其实与你们是有关系的。总之，人世多苦辛。
《大淖记事》，那个字念脑，生僻，曹禺都为了这小说专门去查字典。讲的是乱世相爱的男女被迫害，男的被打得昏迷，灌尿碱汤才能苏醒。偏方。
“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十一子的喉咙，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汪曾祺说“写这一句时，我流了眼泪。”这是他写爱情写得最好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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