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将禅的思想观点和禅的意境学融到自己的诗中，他的山水田园诗既有行将消逝的盛世田园的诗意回响，又融汇对心中理想家园的热烈追求。
王维是盛唐诗坛上最负盛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字摩诘，其名和字都是取自佛教经典《维摩诘经》，人如其名，王维一生都与佛教关系密切，是一位被誉为“诗佛”的虔诚奉佛的大诗人。他的诗歌多为清寂空灵之作。他独特诗风的形成，势必与他生活的时代背景、个人的经历存在紧密的联系。
一、王维与佛的渊源
王维，出身于官宦世家，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和书香的熏染，能诗善画，精通音律，多才多艺。早年有儒家治世之抱负，中年具道家隐逸之风采，晚年得佛家治心之精髓，很符合古代传统士大夫“入于儒，出于道，逃于佛”的理想人格。
王维晚年沉迷佛法，与早年家庭环境有关。温柔敦厚的母亲长年诵经奉佛，潜移默化。其弟王缙是大照禅师的弟子。浓郁的家庭氛围，深刻影响了王维的思想。
王维信佛还与当时佞佛的社会风气有关。开元、天宝年间，禅宗大盛。北宗神秀初到长安，曾受武则天、唐中宗礼遇，安史之乱前兴盛一时。然而王维信佛，更多地受个人经历的影响。开元十三年，因伶人舞狮子案受牵连，被贬济州，任司仓参军，后经张九龄擢拔。张九龄被贬后，李林甫上台，政治日益黑暗。王维失去了政治依靠，也失去了早年博取功名的雄心，隐逸思想占据主流。安史之乱中，“禄山陷两都，玄宗出幸，(王)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维服药取痢，伪称暗疾。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居于普施寺，迫以伪署。”乱后，王维在安史之乱期间任职伪署的事被揭发，面临重罪。其弟王缙自削官职为兄赎罪，王维仅降为太子中允，后终仕尚书右丞，史称“王右丞”，此事对他打击很大。他是一个洁身自好，忠君爱国的人，如果说张九龄的被贬，已使他对政治失望至极的话，这个一生挥之不去抹之不掉的人生污点，更让他心灰意冷。为报唐肃宗赫宥之恩，也为了调节内心的痛苦，他把全身心投向了佛教，奉佛参禅。
二、佛理对王维的影响
王维是十分精通佛理的诗人，在他生前，友人就评价他是“当代诗匠，又精禅理”。禅宗主张“自性自悟”，强调的是修道者通过自性的顿悟理解佛法大义。这种禅悟与艺术创作中的妙悟，有近似之处。禅宗思想对于形成王维山水田园诗那种“澄澹精致”，“浑厚闲雅”的独特风格起了积极作用。
禅趣，又叫“禅悦”，是指进入禅定时体验到的那种轻安寂静、闲淡自然的意味，体现了禅宗追求“静心”的宗旨。禅趣，在内容上往往是消极的，但用来表现山水田园的自然美，却有助于突出自然界清幽、静谧、肃穆的诗情。王维诗中“空、寂、静”的境界所引发出的“禅悦”，正是通过“静中有动”的艺术表现形式显露出来的。在诗中他对这种精神境界表现得很生动细腻，如《终南别业》：“终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首联表现出一种孤怀，是形式上的孤独。然而这种形式上的孤独却标志着一个从“多”到“一”，进而趋于“无”的演化过程。形式上的“孤”与“无”就成了实质上的无穷无尽，这是只有通过体悟才能获得的。诗中运用了“水穷”、“云起”两个意象，从听觉上拾得流水潺潺的动态片段，于视觉上觅得遥映空阔碧天的静态画面，在动与静的交融中唤起一种静穆而崇高的通感效应，缓缓的溪水溶入远处一片悠悠白云，由空灵唤起一种虚无感，因而将自我融入到宇宙的流变之中，瞬刻间深悟物我两忘的禅趣，构筑了诗的天地，更营造了禅的世界。
再如《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首联点明这是一个初秋的傍晚，山雨初霁，万物一新，它们显得那么清纯，丝毫未受尘世的污染。此时，作者对大自然的感情被激发出来，他以圆满灵动的自我心性感知它们，尽情体味着宇宙生命的内在律动和心灵深处的空寂之乐，悠然自得。当时他的心中必定怀着一种圣洁的感情，这点感情有点类似于基督教徒所谓的神圣之爱，它融入宇宙的最深处，“空山、明月、泉水、青松、翠竹、青莲”在此似乎都是纯客观的直观显露，但是这类意象由于历史的积淀，有着空旷、静谧而又清恬灵秀的内在美学意味。在组合这些群体意象时，诗人以“空山”为核心意象，再配以明月、流水等环绕，形成了以“空山”为中心，再向上下左右四方眼神的多层次立体空间结构。王维正是以一种更超然的方式审视自然，他将心灵和整个宇宙化合，既不是人的视点，又不是物的视点，而是“心即宇宙”的立场。这显然是主观精神力图同宇宙精神取得同样的广延性而达到的禅的艺术境界。在这里，外物与心灵、天与地的界限已了无痕迹，呈现出的是灵光普照，和气周流的浑融，最能体现这一境界的就是所谓的“涅槃”。在“涅槃”的状态中，诗人杜绝外物，返归心灵的心理现象，进入了一种“入睡梦觉，如莲花开”的充满禅意的幻境。
又如他的《辛夷坞》，诗中写道：“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本是生机勃勃的美丽的动态自然景象，却在绝无人迹的.山间旁静悄悄地自开自落，没有目的，没有意识，既不需要人们赞赏它的美丽清新，又不需要人们对它的凋零表示惋惜同情，没有生的欢乐，也没有死的悲哀，它们得之于自然，听不到一丝心灵的震颤，仿佛连时空界限也已经泯灭。这种静谧空灵的境界正是禅宗所呈现出的禅境，也正是王维艺术中的“动中有静”的空灵境界。
“动中有静”中的“动”即达到“悟”，“悟”是一种顿然的经验。因此，它常被描述为心的一种“掀翻”，就像天平的一端被置于特重的东西而使另一端忽然倾覆一样，它使一个人从惯有的紧张状况中，从虚幻的执著观念中解脱出来。人类平常用以诠释生命的整个僵固结构忽然间完全粉碎了，故而有了获得无限自由的感觉。它是持久而又专注地追求禅的意境之后常出现的一种经验。同时，“动”也表现了王维空心澄虚，本心清静的“静美”。以“动”表“静”，最后达到物我两忘的“静”的境界。“静”的境界是一种诗意化的氛围，他们从一迹一境、万物色相中悟解到禅趣，往往包含某种诗意，王维正是以这种禅趣，丰富了自己诗的意境。
三、佛理与诗心的交融
中国诗歌的最高表现艺术就是“意境”艺术。意境，又叫境界，“境界”一词是佛教用语，佛经中多次提到境界。佛经中的境界，从一般意义上讲，指理想王国，涅槃妙境。王维在意境的创造上更有极高的成就，他追求禅的“物我两忘，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超然境界”。他的山水诗尤以其艺术上的万千姿态而引人注目，他选择的意象丰富，笔法变幻不居，在他之前，还没有哪一个诗人能与之相比。王维能把意境艺术发挥到神妙的地步，是和受佛理的浸润是密不可分的。从创作的灵感上讲，意境的产生得之于妙悟，而禅道的妙悟与诗道的妙悟本有相通之处。从诗歌意象的特点来看，意境艺术最强调剪裁布置，虚实相生，任何拘泥物象的做法，都不可能有成功的意境。
王维在天宝年间所创作的一些山水诗，在意境的创造上有极高的造诣，其中的《辋川集》绝句组诗尤其被人看做是意境艺术的极致。清代诗人王士禛称赞这些诗作是“句句入禅”。王维在诗歌中很善于写“空”、“静”之景，而其中的“静”又往往与“空”联系在一起。如《鸟鸣涧》，此诗是和友人黄莆岳《云溪杂题五首》之一的和诗，描写了春山月下的静谧之景，表现出诗人恬静的心境。首二句写桂子飘落，春山夜静。“人闲桂花落”，写诗人置身山中欣赏夜景，在娴静的环境中感觉到桂花在飘落，花落本应无声，但由于“人闲”，没有杂乱的声音干扰，因此能感觉自然界细密的动静，仿佛春山已空无一人，只有诗人独自在这万籁俱寂的山中参禅、习静，领悟着清新的空气。后两句写月出鸟惊，时鸣春涧，在静观中，月亮升起来了，银辉遍地，一下照亮了山林沟壑，把栖息在林中的山鸟惊醒了，鸟在山间的树丛中不时地叫几声，衬托得春山春涧更幽静。诗人成功地运用了以动写静的艺术手法，在静谧的整体意境中写出动态和声息，衬托出环境的幽静。王维这样写，不仅巧妙运用了艺术手法，更是哲学理念的生动表现，是于动中求静，宣扬虽动而常静的禅宗寂灭思想。北朝佛学家僧肇所撰《肇论·物不迁论》说：“必求静与诸动，故虽动而常静，不释动以求静，故虽静而不离动。”王维正是把佛学的理论渗透在景物描写之中，“求静于诸动”，宣扬虽动而常静的寂灭思想。梅花自开自落，归于寂灭;惊鸟时鸣，鸣后复静。《鸟鸣涧》写的就是王维“夜禅”、“习静”的实践(“禅”的原意是“静虑”)。明代胡应麟《诗薮》称《鸟鸣涧》等诗“却入禅宗”，说：“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人世间的一切争逐名利的尘念都在这静谧的意境中净化了。
与佛结下不解之缘的王维，一生都在仕途现实与理想信念之间寻找平衡点，最终在佛禅之中寻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他虽然混迹于红尘俗世，却获得了身心相离，取得了心灵的自在，凝结了热情，幽合了心态，与禅的返照内心一拍即合，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抒写着属于他自己的幽独情怀。此外，由于有着对佛禅理念的深刻体味，王维用禅宗的思维方法，丰富和发展了山水田园诗的创作手法，开拓了山水田园诗的领域，最终成了一代“诗佛”，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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