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改革运动

　　王安石变法是发生在宋神宗时期的一个改革运动，主要是由王安石发动的，因此又叫“王安石变法”，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王安石改革运动，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安石即上书主张变法。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订新法。

　　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变法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同时，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压迫，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王安石大胆地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振聋发聩的政治思想，王安石积极倡导和推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变革。王安石两度为相 ，发动和领导了举世闻名的“熙宁变法”运动。这场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威武雄壮的社会变革运动。

　　改革变法触及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加上在实施过程中一些官吏借机敲诈盘剥，王安石处于“众疑群谤”之中，宋神宗迫于皇亲贵戚和反对新法大臣的压力，于1074年四月接受王安石辞去相位，再任江宁知府。次年虽又起用为相，但因新法派内部分裂及保守派的挑拨离间，至熙宁九年十月再次罢相，出任江南签判，次年隐退江宁，过着闲居生活。

　　1085年，哲宗即位，年仅十岁，由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启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废除了大多数新法。王安石于翌年四月去世，葬于江宁半山园。王安石晚年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王文公、临川先生。死后被追封为 “太傅”;绍圣年间，赐谥号为 “文”，配享神宗的庙庭;徽宗时，又配享文宣王庙。而钦宗时，皇帝下诏停止他文宣王庙配享。高宗采纳赵鼎、吕聪的意见，削去了其“舒王”的封号。

　　王安石执政敢做敢为，矢志改革，王安石把“新故相除”看做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天变不足畏、祖宗 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推动改革变法。这些进步思想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闪烁着夺目的光彩。其散文

　　长于说理，言简意深，笔力雄健，见识超群;诗词则 遒劲清新，豪气纵横，对宋初形式化的文风是有力的冲击，对豪放派诗词有直接影响。其著作极为丰富，存世的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残卷)、《唐宋百家诗选》、《诗义钩沉》等。

　　王安石从小在外，为官四处奔波，但对家乡有着一股挚情，几次回乡探亲，对家乡的亲朋好友，名胜古迹，写了许多诗文、书信、墓志，表达了他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家乡人民也对他有着深深的景仰和怀念，许多地名都是为纪念他而取的，家乡学者著书撰文，为王安石辩诬：南宋金溪陆九渊在《荆公祠堂祀》中盛赞其人品高尚，贬斥了王安石的政敌;清代金溪蔡上翔，穷毕生精力撰写《王荆公年谱考略》，以辩宋史之诬。

　　王安石变法简介

　　安石变法，是发生在宋神宗时期的改革，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政治改革运动。

　　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

　　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政治变革运动。

　　王安石变法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推进了军队建设，但由于用人不力及执行出现偏差，变法也带来一些负面效果，加之朝廷“新旧党争”，使得王安石变法受到不少朝臣的非议。王安石被迫在七年、九年两次辞去相位。其后，在神宗支持下，新法仍基本推行。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死，子哲宗即位，高太后（宣仁太后）听政，起用司马光为相，新法除置将法外，全部被废。

　　影响

　　成效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

　　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积贫局面的改变

　　变法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增长。

　　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彻底改变了北宋“积贫”的局面。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如：

　　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

　　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积弱局面的改善

　　改变“积贫积弱”的现象是王安石变法的总方针，富国强兵是变法的总目的。

　　通过“强兵之法”的推行，积弱局面得以缓解，北宋国力有所增强。

　　如：

　　保甲法的推行，加强了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了农村的社会治安，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并节省了大量训练费用；裁兵法提高了军队士兵素质；将兵法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保马法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大大提高，同时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军器监法增加了武器的生产量，质量也有所改善。

　　变法的强兵措施，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

　　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这是北宋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弊端

　　变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一些弊端和不足，从而出现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现象。

　　在变法的指导思想上，王安石偏重于谋求开辟财源，获取尽可能多的国家财政税收，如均输法利用国家行政权力强制进行收购、运销，以此手段来积累国家财富，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变法导致国富民贫，而这于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是大相径庭的，而且新法实行也过于急进。

　　变法在当时，也引起了扰民、损民的后果。

　　史称，免役法出，百姓都叫苦不迭，连担水、理发、茶贩之类的小买卖，不交免役钱都不许经营，税务向商贩索要市利钱，税额比本钱还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争。

　　保甲法推行时，为了逃避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不止三、两起自残事件，严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1072年，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

　　失败原因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其最根本原因在于：

　　变法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

　　1、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过大，变法没有适应的土壤

　　王安石变法主要是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

　　对这次变法的经济内容，黄仁宇评论道：

　　“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时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

　　而宋朝的封建政体是其面临的难以逾越的困境，结论不言而喻，变法的走样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2、新法的“敛财”实质，导致社会基础的丧失

　　变法的真正兴奋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

　　王安石的“理财”，实际上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做到的不过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这使他几乎把整个社会作为“取财”的对象。

　　因而在新法推行时，它损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导致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

　　变法中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

　　3、变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王安石明知改革“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变法中操之过急。他只认定一个目标，却忽略了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在短短数年间，将十几项改革全面铺开，恐怕当时的社会各阶级都不见得有这种精神和物质承受能力，于是变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4、政策执行不力。

　　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条文与执行的偏差，使一系列变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如：

　　政府把青苗法利率规定为百分之二十，官员擅自提到百分之三十；政府要抑制私商，官员用更坏的官商代替私商；政府要用交钱代替差役，官员就拼命敛钱。

　　无论哪种措施当初的动机有多好，执行的地方官员都可以把自己的私货塞进去，都完全违背了变法初衷。

　　5、用人不当

　　变法派中，除王安石个人操守尚无非议，而他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个人品质多有问题，有的当时就被视为小人。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于是应该由行政技术层面解决的议题便转化为道德层面的问题。

　　变法派在后一层面上与保守派相比，立即陷于劣势。

　　6、变法派内部分裂

　　首先是变法核心人物宋神宗和王安石不能协调一致。

　　当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后，宋神宗对他的态度已经有所变化，即所谓“意颇厌之，事多不从”。王安石看到变法停滞不前，被迫再次辞职。

　　其次是变法派内部出现反对派。

　　许多变法派只从自己利益考虑，而不以改革大局为重，结果使参与变法的人员闹得四分五裂。

　　7、保守派强烈反对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之争本质上并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政策性的争议；并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怎样改革的争论。

　　保守派人才济济，如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全被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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