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这篇《上人书》，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文中把文和辞分开来讲，文指作文的本意，辞指篇章之美。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王安石《上人书》原文翻译，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原文
尝①谓文(文章)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②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王安石认为文章之目的在讲求经用济世)。而曰「言之不文(没有文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文采)之不可以已③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王安石强调文章是圣人用以做为礼教治政的工具，重视文章的「实质内容」，而反对过于注重文学的「华丽形式」。)
自孔子之死久，韩子(韩愈)作④，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独子厚(柳宗元)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⑤也，然其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韩子尝语人文(写文章的技巧)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语人以其辞⑥(文章技巧)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王安石认为韩柳两人只是告诉别人一些作文的技巧，而没有特别强调写文章的目的)。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⑦之也。自得之，则居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源。」(所谓「蓄道德而后文章」)独谓⑧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且所谓文者(文章的目的)，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文辞技巧)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文辞形式之美，犹如器物有刻镂绘画的外饰)。诚使巧且华⑨，不必适用(器物有美丽的外饰，未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器物以适合使用为目的，刻镂绘画等外观只是美化器物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⑩，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也不能不注重文采)，勿先之，其可也。(只是不能先一味追求文辞写作的技巧而忽略了文章的内容及目的)
某学文久，数挟此说以自治。始欲书之策而传之人，其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其为是非邪?未能自定也。执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书杂文十篇献左右，愿赐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注释
①尝：曾经。
②策：本为成编的竹简，这里指书本。
③已：止，这里是不要的意思。圣人：指孔子。
④作：兴起，出现。
⑤非韩比：意谓比不上韩愈。
⑥其辞：指韩柳谈如何锤炼言词的方法。
⑦自得：自有心得。
⑧独谓：一本无此二字。
⑨巧且华：言文词华美巧妙。
10容：容貌，这里指文章的外在形式。
11自治：这里指用以指导自己的写作。
创作背景
这篇文章是王安石呈给某人的书信。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王安石有《上张太博书》，云“谨书所为原、说、志、序、书词凡十篇献左右”。《临川先生文集》中，此篇列《上张太博书》之后，云“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可见当为早年之作；又云“书杂文十篇献左右”，疑与《上张太博书》作于相近的时间里。
作品鉴赏
文学赏析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作者简介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施行新政，即“熙宁变法”。熙宁七年（1074年）辞相，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元祐元年（1086年）卒，时年六十六，赠太傅，谥“文”。散文多为政治、学术论文，雄健峭扳，遒劲老到，简洁精整，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已体现出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征，实开江西诗派先河。前期诗多写政见、抱负及社会现实问题，雄奇劲健，颇具骨力。后期诗以写闲居恬淡生活为主，深婉不迫，雅丽清新。其绝句成就尤高，意境高远，精美工巧，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半山体” 。著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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