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专制集权为特征的我国封建政治史上，中央权力机构内部分歧与争论的规模，通常被限制在十分狭小的范围。一旦争议升级，双方便多结为夙怨，甚至必欲将对手置之死地而后快。至于持不同政见而又互相礼遇或友善相处者，可谓风毛麟角而已。
距今九百年前——北宋元佑元年(1086)四月初六，王安石病故于江宁(今南京市)。同年九月初一，司马光逝于汴京(今开封)。在古代政治舞 台和文化学术苍穹，同一年陨落两颗巨星，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而变法风潮中这一对杰出人物的微妙关系——既是故友，又是政敌，则尤其耐人寻味。
说王安石与司马光是故友，不仅因为他们“十有余年，屡尝同僚”;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游处相好之日久”，“平生相善”。他们都蒙受过欧 阳修的教诲和举荐，又同与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迄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唱和的诗赋。其中王安石那别出新裁的《明妃曲》，及欧、梅、司马 等人的和作，还一度盛传于都下。
王安石与司马友谊之笃厚，莫过于他们共同担任馆职——皇帝文学侍从的时期。连同另外两位同僚韩维、吕公著，他们“特别友善，暇日多会于僧 坊，往往宴谈终日”;“时人目为‘嘉佑四友’”。他们一起修录国史，一起赏花钓鱼，一起赴宴题诗，一起沐浴游嬉。在崇政殿厢，在琼林苑席，在太液池畔，在 学士院里，曾留下他们比肩的身影，傍行的屐迹，并坐的笑语，递吟的佳句。
王安石是临川人，比司马光小两岁。他敬重司马光“操行修洁、博知经术”、“文学行治，有称于时”。司马光是夏县(今属山西)人，比安石早两 年中举进士。他钦佩安石“才高学富”，“议论高奇”，“友爱诸弟”，“刚直不屈”。他们有类似的品格和志趣：“不爱官职，不殖货利”，勤奋刻苦，“难进易 退”。他们也有类似的作风和习尚：不嗜饮酒、不好声色、不喜奢靡、酷爱读书。他们甚至还有相近的秉性和共同的怪癖。为有这许多类似和共同之处，他们彼此那 互相“倾慕之心，未始变移”，就连租赁住宅，王安石也宁愿和司马光做邻居。
由于长辈和嘉佑诸友的交口称颂，王安石很快变得“名重天下”。“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泽 矣!”所以，当熙宁二年安石初任副宰相之际，欧阳修曾专函致贺，司马光弹冠相庆，韩、吕等诸友都磨拳擦掌，预备助他一臂之力。这年五月，司马光发现吕诲袖 藏弹劾安石之文，竟愕然不解，悉力劝阻;回到学士院默坐终日，亦想不出安石究有何“不善之迹”。
司马光和王安石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复杂、动荡和危机四伏的时代。面临社会经济生活中许多新的因素和变化，腐朽不堪的北宋政权已无力应付。要 么，革除弊端，适应新的情况;要么，任旧局面发展下去，归于覆灭。早在安石以前，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已觉察到风暴的端倪。对于这一点，王安石和司马光 等，都有更明确的意识。尽管在激烈的争辩中，司马光有过“保守”的议论，但在他平素的言论中，不难找到各种倾向变革的观念。实际上，在当时，变法已是大势 所趋，问题只不过是如何变法而已。
从熙宁二年夏秋以来，王安石以惊人的气魄实施了他的变法方案，并置“众人”“是非”和“四国流言”于不顾。这场变法，涉及到社会经济、政 治、文化、军事和外交等各方面。其雷厉风行之势，令往昔的革新旧臣目瞪口呆;其影响之广泛，波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其斗争之深刻，足以使睦和的家庭分 裂，笃善的挚友反目。正是在行新法与反新法的激烈冲突中，王安石与司马光这对故友，分别成了对立双方的旗帜。
熙宁三年的春风，夹杂着几丝寒气。司马光对新法的态度，起初是走一步看一步。及至发现问题严重，可能事与愿违时，他便转而站到反对派一边。 作为大臣，他用激烈的言词弹劾安石;作为故友，他又三次投书，劝谕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以尽益友之忠”。安石在与神宗的实质性谈话中，不 能不力斥司马光的非议;但对这位旧友本人，则“赐之诲笔，存慰温厚”。
使司马光担忧的，不仅是官僚染指营利事业的复杂后果;而且，是某些“谄谀之士”开始取代“忠信之士”，成为新法的支柱。他提醒安石，莫为这类小人所出卖。对于司马光的担忧，安石未尝没有虑及，只是，新法一旦推广，局势瞬息万变，鲠舌喋喋而不肯向前，难道让他半途而废不成。
王安石的胆识和勇略，确乎超人。然而，他的新法疾猛推行，总不免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也许，正因为他走得太快，众友人才被他远远甩开。
清除社会积弊，实在是一桩艰难的事。想让一个政权不断适应复杂的经济变化，尤其不易——特别是这个政权本身的弊端尚待厘剔之际;哪怕是纯然善 意的惠政，也可能在某个执行环节中转眼化为劣迹。安石与司马间的众多分歧，大多属于方略、技术和手段的差异。用司马光的话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 则同。”王安石也承认，他们“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司马光一时无力阻挡变法的风潮，便辞位离京。他长期退居洛阳，专心治学，十五年如一日，撰就了他的史学宏著。几年之后，王安石被自己最亲信的助手出卖;接着，又遭遇了家庭的不幸。他毅然捧还相印，归隐江宁谢家墩。
谢家墩，安石取名叫“半山”。他常常在“半山”的小宅里静卧，嚼着石莲，研究文字学;也不断地跨驴出游，到定力寺去探索禅缔;或者用囊装十数 枚饼，终日行吟于山野之间——与叱咤风云、发号施令不同，这或许才是他的文人学者本色。他有点思念旧友。有时候，他会突然转头对人说：“司马十二，君子人 也!”人家不应，他便自语，把这同一感慨重复三、四遍。
丙寅年的暮春季节，三弟给安石带来了旧友的讯息。他意味深长地慨叹着：“司马十二作相矣!”六十七岁的司马光，真的回京执政了。而且，他一 反稳健的作风，拿出安石一般的气魄——逐条废弃新法，挨个儿撤换变法派。苏轼对某些新法的公允肯定，程颢关于团结反对派的劝谕，韩维关于警惕投机人物的提 醒，他都置若罔闻。只有蔡京的逢迎使他心慰。他是那么匆促而急切，仿佛迟缓一步，新法便会根深叶茂而无法撼动似的。就这样，当年批评安石“执拗”的司马 光，如今比安石更为执拗!
或许，正是新法遭到重大挫折的讯息，加剧了王安石背上的疮毒，使他倏然而逝。噩耗传到开封，传到同样衰病不堪的司马光耳中。司马光深为悲 憾。他预感到安石身后，可能会遭受世俗的鄙薄和小人的欺凌。他立即抱病作书，告诉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 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根据司马光的建议，安石被追赠正一品荣衔——太傅。
王安石与司马光身后的荣辱遭际，后来又有许多变化，但他们生前的磊落襟怀和凛然风范，却大节略同：彼此的友谊既年深情笃，各项重大的分歧， 也毫不涉及个人的利害冲突。维系赵宋王朝的共同目的，构成他们全部关系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在政策的争辩中，他们各执己见，寸步不让，略无情面;然而，在 个人之间，却依旧洽守友义，不负夙契——既没有权势的倾轧、阴险的残戕，也不曾互相诬谤、暗害中伤。正如宋人冯澥所说：“王安石、司马光，皆天下之大贤。 其优劣等差，自有公论。”
关于熙宁变法的研究，固然可以总结丰富的历史经验，留意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关系，也不为无益。或许可以这样说：不同政见者互相礼遇和友善相处，曾是中国古老文明的某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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