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陶渊明生平

　　陶渊明，东晋末到刘宋初杰出的诗人、辞赋家、散文家。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简介-陶渊明生平，欢迎大家阅读。

　　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彭泽)人。陶渊明生活在政治环境特别复杂的晋宋易代之际。其族望和家世，据《陶征君誄》云：“嗟乎若士，望古遥集。 韬此洪族，蔑彼名级。”

　　这里所称“洪族”是指陶渊明的曾祖大司马陶侃而言。陶侃为晋代勋臣，故称“洪族”。虽曰洪族，其实与南迁的北方累世士族相比，并不显赫。陶侃就曾被人蔑称“奚狗”，并长期被怀疑和监视。陶渊明以勋臣后裔而衰落为“寒门”，得不到应有的禄位，所以“ 韬此洪族，蔑彼名级”，可见其本出自世家而泽不及身。笔者以为，其遭遇与南北士族的身份不同有些关系。在门阀统治森严的东晋时代，身为庶族的陶渊明在“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中，徘徊于出仕与归隐的人生道路。

　　公元393年，陶渊明29岁出任江州祭酒，不久便辞职。《饮酒》第十九首透露了他这次出仕的情况：“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陶认为“志意多所耻”是羞耻的行为，终以辞职。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正是其当时的心情写照。次年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藕耕。投冠旋旧虚，不为好爵萦;养真衡门下，庶以善自名。”正值陶渊明犹豫之际，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借故回乡。

　　陶渊明再次出仕是在他近四十岁时，《荣木》一诗中说到：“先师遗训，云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谓。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不敢至!”时至刘裕起兵讨伐桓玄，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第二年，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

　　陶渊明一生虽几次出仕，但他与世俗是那样格格不入，在混迹于官场时，总充满悔恨的心情，而他所作《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与官场永诀，以躬耕终老。归田后，陶渊明的性情与田园自然的契合，使其所作诗篇大放溢彩。他作《归园田居五首》，描绘出闲适自得清新自然的田园生活画卷。其四言诗杰作《归鸟》，借鸟儿眷恋林木，倦飞知还，道出诗人归隐真意。《饮酒二十首》则表现诗人对现实和人生的深刻思考体现诗人淳真自然的艺术风格。第十九首：“拂衣归田里……亭亭复一纪”。“一纪”是十二年，此时诗人已归田十二年。然而，自辞彭泽县令归田以来，陶渊明虽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但他并不能忘怀一切，《杂诗》其二有云：“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光阴如梭，壮志难酬的悲哀，深沉万分。晚年的陶渊明还是关注社会与政治的，公元417年，刘裕北伐收复长安，灭后秦，业已五十三岁的陶渊明写下《赠羊长史》一诗云：“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抒发了对收复中原与三秦的欣慰之情。五十六岁所作《读史述徽章》和五十八岁作《读山海经》组诗，都寄托了豪情壮志。而五十九岁所作《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名为咏史，实为述怀，均表明晚年的陶渊明壮志未消，理想犹存。刘裕代晋，现实的黑暗政治使他不满，而他又无力改变，于是他幻想出理想国——“桃花源”。陶渊明从二十九岁出仕到六十三岁去世，虽然贯穿着仕隐的矛盾，但其壮志从未泯灭。

　　少年生活

　　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其母是孟嘉的女儿，孟嘉是陶侃的女婿。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逯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远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年时期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刺史王凝之的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

　　主要作品

　　隆安五年冬天，他因丧母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皇帝的位置，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抗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停云 其四》）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督邮，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退隐生活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因其居住地门前栽种有五棵柳树，固被人称为五柳先生。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在其《五柳先生传》中也有写道：“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金山麓）失火，迁至栗里，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五）》已选入人教版八年级下语文书30课《诗五首》之一）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的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拟挽歌辞》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六十三年的生命历程（有关陶渊明的生年仍有待考证，因此此处的六十三年之说也有待考证），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士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