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三百篇》。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约成书于春秋时期，汉代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东汉以后，齐、鲁、韩三家先后亡失，仅存《毛诗外传》。毛诗盛行于东汉以后，并流传至今。重要的注本有《毛诗正义》、宋朱熹的《诗集传》、清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清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今人程俊英的《诗经释注》、今人余冠英的《诗经选译》、今人赵缺的《那些年，我们读错的诗经》等。 据说春秋时流传下来的诗，有三千首之多，后来只剩下三百一十一首(其中有六首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后来为方便，就称作“诗三百”。孔门弟子中，子夏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他传诗。到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而如今世上只剩外传10卷。至于当今世上流传的诗经，则是毛公(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所传的毛诗。
作品来源
《诗经》的作者亦非一人，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尹吉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诗经》的主要采集者，被尊称为中华诗祖。尹吉甫出生于江阳(现泸州市)，晚年被流放至房陵(房县古称)，死后葬于今湖北房县青峰山。房县有大量尹吉甫文化遗存。他辅助过三代帝王，到周幽王时听信谗言，被周幽王砍了头，后来知道错杀，做了一个金头进行了厚葬，为了防止别人盗墓，做了十二座墓葬于房县东面。
周宣王大臣。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
西周宣王时，北方猃狁迁居焦获，进攻到泾水北岸，侵扰甚剧。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尹吉甫奉周宣王命出征猃狁，率军反攻到太原而返，驻防今平遥城一带。据清光绪八年《平遥县志》载：“周宣王时，平遥旧城狭小，大将尹吉甫北伐猃狁曾驻兵于此。筑西北两面，俱低。”又载：“受命北伐猃狁，次师于此，增城筑台，教士讲武，以御戎寇，遂殁于斯。” 曾作《诗经·大雅·烝民》、《大雅·江汉》等。
诗经与音乐
诗与乐关系密切，诗三百皆有曲调。明代大音乐家朱载堉《乐律全书》说：“《诗经》三百篇中，凡大雅三十一篇，皆宫调。小雅七十四篇，皆徵调。《周颂》三十一篇及《鲁颂》四篇，皆羽调。十五《国风》一百六十篇，皆角调。《商颂》五篇，皆商调。”诗与乐的这种关系在上博简《采风曲目》中得到了部分证实。马承源先生认为：“简文是乐官依据五声为次序并按着不同的乐调类别整理采风资料中众多曲目的一部分。每首歌曲弦歌时可依此类别定出腔调，如《诗经》那样，而简文所记约是楚地流行的音乐。”
《诗经》与长江文明
在传统认识中，一般皆讲北有《诗经》、南有楚辞，上博简的《交交鸣鸟》、《多薪》等的'发现，证明了楚国贵族历来重视对诗经传授的事实，也证明“从‘诗三百’到屈赋长达百年的时间，并不是一个缺乏文人诗歌创作的空白时期”。
上博简还发现了出于楚地的《孔子诗论》，意义非凡。李学勤先生指出：“孔子对《诗经》的讨论，虽然在过去从《论语》开始有关的记述也有，可都是对一诗中的几句话的讨论，从来没有系统的。这篇是整篇的讨论，我们相信在秦始皇焚书以后没有人看到，因为在汉代的材料中几乎没有人引用过，只见有一两句话，估计也是转引的。这样的发现当然非常重要。”
安徽阜阳汉简《诗经》于1977年出土。“阜阳《诗》与《毛诗》相比，不同处主要在内文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异文较多·一个是次序也不同。阜阳汉简《诗经》是现存最早的《诗经》古本，展示了《诗经》的早期风貌。”李学勤先生估计这是“楚国流传下来的另一个本子。”
战国时期，楚国兼容并蓄，儒家力量已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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