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2023-06-05 诗歌

　　在日常学习、工作抑或是生活中，大家或多或少都接触过一些经典的诗歌吧，诗歌是表现诗人思想感情的一种文学样式。你知道什么样的诗歌才能算得上是好的诗歌吗？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欢迎大家分享。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要求，“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感情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效果。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

　　“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

　　“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

　　──《新乐府序》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作者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效果。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白居易的文学创作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

　　后代剧作家也多有据白诗故事进行再创作，如白朴、洪据《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据《琵琶行》分别作《青衫泪》、《四弦秋》。白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其《策林》75篇，识见卓著，议论风发，词畅意深，是追踪贾谊《治安策》的政论文;《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文，均文笔简洁，旨趣隽永。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

　　白居易诗歌评价

　　著名诗人白居易以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写成的诗歌，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流传了下来，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诗篇。对于他的诗歌不同的读者给予了不同的评价。梅圣俞平：“状难写景，如在眼前；元微之云，道得人心中事，此固乐天长处，然情意失于太详，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略无余蕴，此之所短也。”（张戒《岁寒唐诗话》），“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俟。致长韵大篇，动数千言，而顺当惬意，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此岂捻断吟鬓，悲鸣吻物。吻者所能致哉？而世或以浅易轻之，盖不足与言矣。”（张若虚《滹南诗话》）

　　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我们不能论定谁是谁非，每个人欣赏事物的切入点不同，欣赏事物的角度不同，所以对事物的评价也就不尽相同。我个人认为“情意失于太详，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的说法有失妥当。

　　我们知道白居易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即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采入诗歌唱。其全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补察时政“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而白居易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创造了讽喻诗一百七十余首，大体是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深刻反映，对上层达官显宦腐化生活和欺压人民的恶行的尖锐批判如《秦中吟》和《新乐府》这些诗用浅切平易的，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写，观点鲜明，而这些尖锐的批判使达官门咬牙切齿。“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从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白居易写这首诗不是为了写一首感天动地的好诗，而是要反映了人民为了满足贵族门的生活所深受的苦难，要教育权贵们，不要为了满足自己无聊的闲乐而把痛苦建立在百姓身上，要多为大众着想，站在民众阶层想想他们的行为是多么的不当。白居易就是这样用他那浅显易懂的语言写出作品，让自己的作品更易被人民接受，让作品的时代主题和内容更易理解。所以他的诗歌的浅近语言是有利于文学发展的，不应该遭到那么多人的质疑。

　　有人会说因为白居易是伟人，所以他写出的诗歌无论怎样看，怎样评价都是好的。就比如《刘十九》“绿蚁新陪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首诗明明写得毫无情调，一点文学色彩都没有，但是后人们却争着传诵硬说这首诗是一首好诗。说诗意很美，能闻见诗人亲切相问的声音，把与刘十九对饮清谈的那种欢欣与温馨很好地表达了出来。如果这是一首出自平凡人的手的诗，那它所受到的待遇就不一样了。有人会认为这是涂鸦之作，没有一个词是新的，都是普通得不能在普通的字眼，语言很艰涩，根本就不是诗歌。但是“寻常之事，人人意中所有，而笔不能达者，得生花江管写之，变成绝唱，此等是诗也。”（俞陛平《诗意浅说续编》）白居易信手拈出一首小诗，用口头语把眼前的景物很自然的写了出来令人读后沁人心脾。一首好的诗歌不一定都是奇异的词，只要用此词，在此境，能够最传神地表达出你的情感就是好词。所以白居易就是运用那些通俗易懂的词语来表达出他的感情，使他易于被人接受，作品的内容易于为大众接受，理解，吸引广大读者。只有这样的文章才是雅俗共赏的好文章，才能流传千古。据史料记载说白居易晚年居住在洛阳香山，整理自己一生的作品，深入农家田间地头，征求老妪老夫的意见，力求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所以我们今天才能有幸读到白居易这么清新的文章。

　　白居易最著名的两篇文章《长恨歌》和《琵琶行》就是作者以通俗语言接近时代方式开拓广泛读者的例子。《琵琶行》借琵琶女不幸的身世，表达自己遭受排挤，贬谪无奈的生活。当中两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千百年来广为流传，成为人民常用警句。《长恨歌》中“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充满了梦幻而悲凉的色彩。从人性的角度赞美他们无与伦比的爱情，成为古往今来的爱情诗经典作品，这两篇诗歌都是为时为事而作的政治目的，而不是追求形式美。这样就让让文学尽可能地与世俗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思想接近，引起更多俗人欣赏，正如唐宣宗在《吊白居易》所说那样“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所以认为白居易的诗失于太详太露的说法是有失妥当的。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

　　白居易的诗论主张，与正统的儒家诗论一脉相承。主要体现于他的《新乐府序》和《与元九书》中，而以《与元九书》为最全面、最系统。主要内容是：”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即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负起“俯察时事，泄到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補时阙”、“上下交合，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也即《新乐府序》中所说“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将诗歌与政治、人民生活结合，这是他诗论的核心。重为实：再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上，他认为文学根植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策林》六十九云：“大凡人之感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尚通俗：强调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实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连。即诗歌创作须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便于入乐歌唱，“老妪能解”。如《新乐府序》：“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伦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专信也；其主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强调讽论：认为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论。如《策林》：”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補察之义废矣。”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脱离内容而从事形式。《新乐府序》云：“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藏也。……其主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也。”所以，他“不务宫律高，不务文字齐”，力求做到平易通俗，音节和谐婉转影响：一方面有积极意义：白居易较为系统的诗歌理论以其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事得诗歌更更加接近社会现实，以至于干预政治。这一理论是对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对杜甫为实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有局限性：过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和讽刺功能，忽视了诗歌的抒情意义，审美功能和悦乐功能，影响了诗歌的艺术价值。因评价标准过于狭严，导致大量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被排除在外。

　　白居易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白居易诗歌的思想内容：在《与元九书》中将其诗歌分为讽喻、閒适、伤感、杂律四类。其中最受白居易重视的是分雨是与閒适诗，他体现了白居易思想中“兼济”与“独善”两个不同的侧面。閒适诗：意在“独善其身”，“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表现出淡泊平和、閒适悠然的情调及对“帝都名利场”的厌倦，对生活的满足。浅近且平易的语言风格和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为人称道。但诗中表现的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更符合后世文人的心理，影响更为深远。讽喻诗最有代表性的是《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内容有四：一是及时反映土地和赋税问题，表达对臣民的深切同情，如《重赋》《红线毯》《缭绫》等。二是揭露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欺压人民的罪行，如《伤宅》、《歌舞》、《买花》、《卖炭翁》、《宿紫阁村》等。三是宣扬爱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如《西凉伎》、《缚戎人》、《新丰折臂翁》等。四是妇女问题及其他社会问题。如《上伤白鬓人》、《母别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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