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末问世的《三字经》是中华古圣先贤的经典，刚开始流传就好评如潮。拿到今天的市场来看，它也仍然是一本颇具价值的著作，既有助于儒学思想的传播，又有助于古代基础教育的研究，在道德教育方面也颇有建树，书中提倡的“孝悌”“亲仁”品德教育，以及要求子女“谨信”“爱众”的为人处世原则，其见解都有很深远的现实意义。
《三字经》和《千字文》、《百家姓》一起被称为“三、百、千”，它们共同组成了儿童识字教学的蒙学教材。而位于蒙学之冠的《三字经》不仅仅局限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识字课程，它是一部趣味性与知识性相统一的儿童启蒙读本，又是一部集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于一体的百科全书。《三字经》在内容上包罗万象，诸如为学态度、读书方法、伦理道德以及名方实物等等。2007年在宁波召开的《三字经》研讨会上，众多学者达成一致：希望通过对《三字经》的研究，深入思考如何用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来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问题[1]。
一、《三字经》诞生的时代与教育背景
《三字经》作为古代的蒙学教材，涉及内容广泛，被称为“千古一奇书”。清人紫巢氏在为《三字经注解备要》作序时，称它为“一部袖里《通鉴纲目》”。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提到此书时说：“《三字经》可不简单，虽是启蒙读物，可是书中的知识，自远古到现代讲了一遍。这真是一部最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而且用韵文写成，可以朗诵，便于记忆，真是一部好书。”这一说法，被古今中外人们所公认，1990年《三字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儿童道德教育丛书》之中。所以说，《三字经》可谓是蒙学教材中的一朵奇葩[2]。
《三字经》作为蒙学识字教材流传使用了700多年，这与它的特色内容和独到形式有着直接的关系。关于《三字经》有很多版本，也有很多人对其作者进行质疑，本文要研究的是我们最熟悉的，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开头的《三字经》，是宋代王应麟所写。宋代能产生如此优秀的蒙学读物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1、政治上国家稳定
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并采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来削弱地方势力。这一举措，加强了封建领导阶级的中央集权，使得社会和国家稳定，从而为教育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国家的稳定导致宋代蒙学教育的兴盛，出现了如《三字经》、《百家姓》等耳熟能详的启蒙教材以及朱熹、邵雍等一大批在蒙学教育方面颇有建树的理论家。
2、经济上商业繁华
宋朝经济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商品经济的繁荣。珠宝、匹帛等商店，“屋宇雄伟，门面广阔，望之森严，每一交易，动即千万”[3]。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历中国时称临州为“天城”并说其“堪为世界其他城市之冠”。
3、教育上亟需优秀启蒙教材
随着宋代科举制发展，读书人做官愈发便利，促进了宋朝教育尤其是私学的发展。封建文人还注意到儿童的启蒙教育，编写出适合当时需要的启蒙读物，对宋以后各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宋人陆寺云：“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人。”描写的是绍兴乡村儿童上冬学的情况[4]。这一时期，理学家们对蒙学教材给予了较大的关注，如大理学家朱扰亲自编写蒙学教材《童蒙须知》、《小学》等，《三字经》也是这一时期所编。《三字经》篇幅尽管不大，但内容十分丰富，涵盖极广，堪称初等百科全书。”[5]
二、《三字经》蕴含的道德教育资源
1.香九龄，能温席――“孝顺”具有现代德育价值
《三字经》中有“首孝悌，次见闻”“孝于亲，所当执”，“弟于长，宜先知”，“方少时，亲师友”以及“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的故事。在这寥寥数语中，作者很明显的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孝与悌为首。孝、悌是中国古代亲子法文化的基础，是儒家所倡导的传统美德，是道德教育的根基，也是评价一个人德行的重要标准。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几句话是要求儿童学习“三纲、五常、十义”等儒家伦理规范，从小习孝。孔子的《论语》中提到“孝”有19次之多。如“孝弟(梯)也者，其为仁之本舆’、“弟子，人则孝，出则弟(梯)…”等等。孝悌在封建社会中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基本准则，也是孔子所宣扬的“仁”的根本。所谓百善孝为先，仁孝治天下。以孝为首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十义(父慈，子孝，夫和，妇顺，兄爱，等等)，既概括了仁孝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古代做人的具体规范。
《三字经》中为了让孩子懂得孝敬父母、尊敬师长，特地举出黄香和孔融的例子。家境贫困的平民子弟黄香，自小就十分孝敬父母，夏天为父亲驱蚊扇扇、冬天为父亲暖被，在对父母尽孝心的同时发奋读书终成大器。更为可贵的是，做了大官的黄香仍然对父亲尊敬爱戴。孔融的例子大抵也如此。这也正好符合了当时的道德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者用这样的例子向儿童传达：无论出生高低、年龄大小，都应该孝顺父母、善待兄长。
现代社会中，很多独生子女成了家中的小皇帝、小公主，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在这些小皇帝、小公主身上消失殆尽：只让父母照顾，却不分担家务，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等等。因此向这些儿童进行孝悌教育非常重要：通过跟孩子分享孔融、黄香的故事，让孩子的心灵实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目标，这往往比有声的教育作用更大。让孩子在道德观念上，了解父母的辛劳，懂得孝亲敬长光荣，虑待父母老人可耻，知道古今孝亲敬长的嘉言璐行;在道德情感上，从小培养孩子的感恩之情，关心体贴父母;在道德行为上，尊敬自己和别人的父母，从点滴小事开始分担父母的辛劳。
2.幼不学，老何为―-“幼学”是道德成长的基础
陶行知曾指出：“幼儿犹如幼苗，培育得宜，方能发芽滋长;否则幼年受了损伤，即不夭折，也难成才。”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决定了德育要及早在孩子身上实施，虽然终身教育思潮下家庭教育早已不再仅仅局限儿童早期德育的内容。根据皮亚杰的道德发展理论，儿童的道德行为是在掌握言语以后才逐步产生的。儿童的道德行为动机也来自儿童对行为本身的兴趣或成人对儿童的要求。《三字经》中也渗透了重视早期德育的观点“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岳飞曾警示过：“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句话就是说幼年的学习对个人的发展非常重要，儿童的语言、认知、创造力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他们的感官、自我意识及情感也发展迅速。因此从小培养儿童的道德行为，要求儿童在年少时就应亲近明师、结交贤友、学习礼仪。《三字经》以“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以及勤学、力行的人生观为基调，并同时弘扬着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作为一部童蒙教材，它不仅在道德教育上影响了幼儿，而且影响到整个社会，是当今《德育教材》难以达到的[6]。 3.养不教，父之过――“家教”是孕育美德的摇篮
家庭教育开始于孩子出生之日(甚至可上溯到胎儿期)，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一生的导师。中国古代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这在《三字经》严父慈母的教子事例中可以得到体现。“养不教，父之过”、“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远扬”、孟母“子不学，断机杼”。家庭教育对子女在成长过程中的影响是巨大的，外国学者马斯格雷夫表示“家庭的影响常常比学校更强些，在儿童年幼时，情况尤其如此”。所以，父母应该承担起对子女成长、成人的教育，包括智慧的启迪和为人的引导。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是并行进展的，在教育发展史上，人们很早就意识到家庭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如公元前4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强调未满7岁的儿童要受家庭教育。还有像夸美纽斯、洛克、福禄倍尔等，他们的教育著作中也时时强调家庭教育在儿童身心发展中的作用。“如果在孩子身边没有一个人从小就对他一生中最初取得的成就做出评价，对他的初生微笑，对他初学走路、初次说话表示高兴，对他的一切发明创造给予一定的评价，那么，这个孩子将会在心理发育和生理发育上遇到很大困难，……”[7]。一千多字的《三字经》在古代就能教育父母应重视自己的责任。今天的父母更应该通过各种方式(比如参加家长学校)来提高家长的育儿水平。
当然，在《三字经》中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德育的阐述，比如“亲师友，习礼仪。”这表明在道德教育中也要教导孩子从小学习礼仪，因为礼仪事关成败，所谓细节无小事，结果折煞人。纵观《三字经》，道德伦理精神贯穿全书的所有内容。不管是识字教育还是名物指导，处处融入了如何做人的道德规范教育。
三、《三字经》的道德教育价值亟待拓展
作为蒙学之冠的《三字经》，有其独特的儒家道德思想和社会价值，对现代的道德教育具有非凡的启迪意义。但作为封建思想的产物，它的某些字段又同当今时代不合拍：比如《三字经》里宣扬男尊女卑、灌输“三纲五常”等等。但如果去其糟粕、借其精华(诸如爱国主义、见义勇为，讲求礼仪、孝敬父母)等传统美德，并赋于其新的时代意义、加以适当的“包装”，完全可以成为现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一部分。作为孔子故乡的中国，作为儒家文化直接继承者的我们，应该怎样行动?这一点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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