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乡情更怯现代散文

2022-05-08 散文

　　天宝来了，父亲说，我哦了一声。父亲又说，给你带了一只鸡，我又哦了一声。电话那头的父亲沉默了片刻，希望我能说些什么，但我什么也没有说。父亲的沉默，我懂，而父亲也懂得我的沉默。

　　我明白天宝的来意。天宝是堂哥的儿子，刚在一所民办高职学了三年的会计，那只长途跋涉的鸡，是请我帮天宝找工作的。我怀疑这是父亲的主意，在父亲看来，送任何东西都不如送一只鸡，我也不会接受比鸡更值钱的东西。堂哥是个老实人，黑而且瘦，因为长期抽烟的缘故，一口痰始终呼啸在他的喉咙里。堂哥说：老弟，咳、咳——，你要找一个能坐办公室的事。堂哥还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咳、咳——你知道的，咳、咳、咳——，我低头抽烟，偶尔抬头，看着堂哥咳得彤红的脸。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后，半百的堂哥显得比父亲还要苍老。他在等着我的回答，脸上漾着乡下人常见的那种卑微的微笑。白白净净的天宝其时正靠在门框上抽烟，嘴角含着胜券在握的微笑。然而天宝的胜利遥不可及，他的父亲过高地估计了我的办事能力。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中部城市，我无法帮一个高职学历的会计找到一间属于他的办公室。事实上，也没有一间办公室在等着一个高职学历的会计。然而这些话我说不出口，一旦我说出这些话，等着我的，将是堂哥更为剧烈的咳嗽。我不忍再听堂哥的咳嗽，堂哥再这么咳下去，迟早会把肺咳出来的。

　　我最终还是答应了堂哥，除了答应，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还会说什么。堂哥于是满意地走了，他把天宝留了下来，仿佛只要我今天打一个电话，天宝明天就可以上班。我苦不堪言，捉着手机发了一整天的呆，一个电话也没有打。我不知道这第一个电话到底应该打给谁，我更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我承认自己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事实几乎是明摆着的，我又何必自讨没趣呢？

　　算起来，堂哥已经是第六个找我办事的乡下亲戚了。这还不包括那些八竿子也打不着边的同姓族人、远房亲戚和拐弯抹角找来的村邻。他们托我办的，不是找工作，就是上大学；不是上大学，就是找工作。乡亲们当然也知道一些“游戏规则”，他们说，需要花钱的时候，你提前告诉我……但乡亲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钱确实能办成一些事，但有些事，钱未必办得了。大前年，马术的女儿考了三百分，连最低的那一档录取分数线都没有达到。马术说：需要多少钱，你尽管开口，但一定要上正规的大学。这事，我办不了。马术是看着我长大的，照说这个忙我应该帮，但这个忙我实在帮不了。财大气粗的马术于是接连说了三个“够不够”，最后一次报给我的，是六位数，“我不相信十万块都搞不定一所学校！”马术的语气显然是生气了，事实上，我一拒绝马术就生气了。在这些乡亲们面前，我似乎不能拒绝，也不该拒绝，我一拒绝，他们就有足够的生气的理由。可不拒绝我又能怎么办呢？——在乡亲们的眼里，工作就等于一间风吹不着雨淋不到的冬暖夏凉的办公室，等于每个月的工资不少于四位数，还等于一个城市户口，如果再把眼光放远一点的话，那就还等于一个城里的媳妇或女婿……在这个城市，我已经混了十五年，在十五年的时间里，我确实积累了一些人脉关系，但我的人脉关系还办不了乡亲们要办的大事，这些大事已经大大超出了我的人脉关系。在我用十五年时间积累的关系网里，有商人、自由职业者、新闻工作者、编辑、作家、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惟独没有乡亲们需要的那种关系。我搞不来乡亲们需要的那种关系。事实上，我的手机里也有“关系”们的电话号码。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从没有给“关系”们打过一个电话，甚至没有发过一条短信。对我这个人来说，“关系”只是手机卡里的一组组数字，和日常生活毫无关系。

　　为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我没少挨父亲的责骂。父亲说：山不转水转，你不找人家，事情怎么能办成？父亲骂：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别忘了你也是乡下人……如此等等。在乡下的亲戚们看来，我已经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以至于不愿意为他们去办这些事情。这些背后的责难不难想象，而父亲，根本就不愿意自己的儿子背负这样的骂名。父亲其实是知道一些的，在短短的几年城市生活里，父亲多少体察到一些城市的冰冷和无情。几颗小白菜就要一块钱，少一毛钱都不行，而在父亲的牌楼小村，小白菜遍地都是，谁家要吃谁去挖，甚至不需要告诉主人。小村里剩下的，净是些妇女、病残者、老人和学龄儿童，地里的菜蔬和稼禾，家里的钱财和物件，没有人担心。担心其实也是多余的，岁月都老了，小村没有进过一个陌生人。牌楼似乎被世界给忘了，同时被遗忘的，还有一批默默离世、黯然老去的老人。乡亲们享受着这样的被遗忘，被遗忘仿佛是一个安宁的梦，直到儿女居然也考上了大学，他们才猛然惊醒。哦，祖坟终于冒烟了，祖坟冒烟的人家于是做起了另外的梦。

　　另外一个梦里冬暖夏凉，另外一个梦里衣锦还乡。乡亲们不知道，梦想其实是代价的同义词，梦想和代价通常是一个意思。小曾说：大学不都在扩招么？小曾只知道大学在扩招，却不知道在大学扩招的背后还潜伏着重重的危机——扩招确实使更多的学生迈进了大学的校门，但同时也使得失业大军不断扩容。天宝就是扩招的受益者之一，但也是受害者之一。这个料峭的春天，我看见一大批“天宝”挤在人才市场的过道里，他们表情茫然，不知所措，在几场招聘会之间来回奔波，连一个机会也不愿意放过。和“天宝”们抢饭碗的，是“80后”、“90后”农民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批新生代农民工比“天宝们”掌握着更多的技能，他们知道待价而沽，适者生存，知道从“珠三角”转战到“长三角”。一些正在崛起的中部省份的“用工荒”，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技工荒”，正是这批新生代农民工创造的杰作。而“天宝们”却不懂得这些。他们刚刚走出象牙塔，盲目到无知，自信到无知。在“天宝们”眼里，“世界”就是他们在象牙塔里看到的那番景象。一迈出校门，他们就开始指点江山了，广阔天地，他们必将大有作为；广阔天地，要是没有他们投身其中，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十五年前，我和“天宝们”没有任何区别。在“天宝们”身上，我清晰地感知到了那份茫然、焦虑与疼痛。但我比他们幸运。在十五年前的合肥，有更多的可供选择的机会。我不过是发表了几首小诗，就顺利地进入了一家新闻单位。然而即便如此，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依然让我产生出大把的苦闷感与挫败感。康·帕乌斯托夫斯基说：“理想中有胜于现实的地方，现实中也有胜于理想的地方。唯有把这两者融为一体，才能获得完美的幸福。”经年之后，当我读到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这句话时，我已在现实中彻底释然，一切都成了过去式。现实原本如此。人生原本如此。然而对于“天宝们”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在这个用四年时间培养出掏粪工（济南）、猪倌（广东）、菜农（合肥）、船娘（扬州）以及环卫工人（上海）的教育时代，现实的酷烈和无情，才刚刚开始。我无意于指责高等教育的失败，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在高等教育还没有完全和市场需求相接轨的今天，对于另外一批人来说，他们接受的教育注定是失败的。而这批人，大多是从乡下走出来的孩子，他们对市场需求几乎一无所知。

　　这不是教育的悲剧，而是孩子们的悲剧，或者说，是乡村的新一轮悲剧。

　　一个星期之后，堂哥按捺不住了。按捺不住的堂哥开始隔三岔五地打我的电话，起先是在上班时间，发展到后来，居然是在凌晨或午夜。天宝的工作已经成了堂哥的一块心病，我一天不落实天宝的工作，就意味着堂哥要多失眠一夜。堂哥没把我当外人，电话里的堂哥说得非常直接，他说你不要不当事——咳、咳、咳，他说，你就把天宝当成你自己的儿子——咳、咳、咳、咳——，堂哥咳嗽的时间过于漫长，约等于我们之间那条漫长的电话线。堂哥的咳嗽，让我心如刀割。我唯一会说的，就是“正在办”、“快了”、“还在等消息”……好在堂哥看不见我的表情。每次对堂哥撒谎，我握电话的手都在颤抖；每次放下电话，我都想扇自己几个耳光。

　　谎言总有戳穿的一天，即便是善意的谎言。大约二十天之后，我终于接到堂哥打来的最后一个电话，电话里的堂哥异常的寒凉，但也异常的平静。他和风细雨的，竟然没有骂。那次短暂的通话，堂哥居然没有咳嗽，他其实是咳嗽的，他一直咳嗽。在后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想给堂哥打一个解释的电话，我希望他能骂我几句，还希望他能咳嗽几声，但我一直犹疑不定。时间久了，越发缺少这个勇气。在天宝这件事上，我确实做错了——至少我应该给天宝指一条可能的道路，而不是一味地欺他和自欺。今天想来，那时候的天宝其实也仅仅只需要一条路，“天宝们”也仅仅只需要一条路。从前，路在我们脚下；现在，路在我们心里。

　　天宝后来在老家学了裁缝，没错，是裁缝，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去做的裁缝。在小说《剪》里，我详细叙述过做裁缝的天宝，他似乎天生就是一块做裁缝的材料，一出师，就做得活色生香、风生水起。这对已然老迈的堂哥来说，多少是个安慰。天宝虽然没能实现鲤鱼跳龙门的美梦，反倒“浪费了三年零五个月的光阴”（堂哥语），但天宝终究还算听话，还算是一个争气的。天宝的现状大大消解了我对堂哥的愧意。在冰冷的城市生活里，我仿佛已经成了一个和城市一样冷血的人，很容易就原谅了自己。

　　另外一些“天宝”，我大多已经不知所终。我一旦拒绝，乡亲们从此便杳无音信。在乡下，父亲几乎抬不起头来，几乎难以做人，那个“德高望重”、“教子有方”的四爷忽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风烛残年、教子无方的老人。毫无疑问，这是我给晚年的父亲留下的最大的罪孽，我努力过，然而我力不从心。父亲是希望我能办成一些事的，他一度热衷于传播我获得的各种荣誉和奖项，这些乡亲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荣誉和奖项，编织成一个个巨大的光环，曾经持久地笼罩在父亲的头上。然而当所有的光环最后一一散去，父亲就老了，哑了，父亲终于知道，他引以为傲的儿子，只是个作家。一个只会写字的作家。

　　曾经，父亲试图代我向乡亲们解释，但父亲的解释，乡亲们根本就不信。他们在电话里冷笑，和父亲打哈哈，仿佛我们父子已经预谋好了，而他们也已经心知肚明。我告诉过父亲，解释是多余的，解释没有任何作用。几次自取其辱的解释之后，父亲终于死了这条心。他不再轻易告诉乡亲们我的电话号码，在关键的季节甚至也不再上街和串门。父亲是怕了，担心惹祸上身。父亲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对于门路有限的乡亲们来说，唯一的指望常常被无限放大，当那些被无限放大的指望一一瓦解之后，我终究要背负种种不堪的骂名。

　　早春的时候我回了一趟老家，年久失修的老屋已经坍塌，比父亲更像一个日薄西山的老人。小村还是我熟悉的小村，尽管它早已楼房林立，又多了一拨新鲜的面孔。不断有人和我招呼，发烟，第一个说我老了，第二个说我胖了，第三个只是看着我笑，接着便和我聊起了最近的天气。他们的闲聊愈是不着边际，愈是让我手足无措——置身于生我养我的小村，我竟成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在乡亲们不着边际的闲聊里，我甚至有些急于逃离。这种感觉真让我诧异——牌楼，生我养我的小村，仿佛成了一块伤心地。

　　上车的时候，我没有回头。父亲站在小村的路口，孤零零地，像一个被母亲遗弃的孩子，热泪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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