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书，还是在很小的时候。
那年月，农村里平时没什么文化活动。每年一度的正月十五打锣鼓闹红火只能给人短暂的欢乐；其次便是公社组织的电影放映，看电影是要买票的，一年也放不了几回，由于人们经济太困难，大多看不了全剧，只是守在场外凑热闹罢了，一群买不起电影票的和不愿花钱买票的人闹哄哄地聚集在一起，听着电影里那精彩的打斗声或激烈的枪声，心里急切地想看却也无奈。再就是看戏，只有公社所在地才唱戏，看戏也是一样，每年仅秋后一台戏，多则五天九场戏，少则四天七场戏，看戏也买票，只有值勤人员和帮剧团打杂的人可免票，人们只舍得掏钱看一两场，大多的时间是在场外转悠。再就是偶尔有耍戏班耍猴的光顾，完了还要挨门挨户讨些粮食和吃食。唯一不用花钱欣赏的就算听说书了。
说书由生产队集体给玉米之类的，算是报酬。说书的其人员多则五人，少则不过三两人，演员基本是又聋又瞎缺胳膊少腿的残疾人，没有劳动能力，在生产队不能出工。村里来说书也不是常有，只是那个生产队里的牲口产下骡驹马驹，驴驹牛崽的时候才请上一回的。
那时对于生产队来说，饲养的牲口都是宝贝，全队几百口人的耕地全靠牲畜耕作。有怀了崽的牲口便百般呵护，从队长到饲养员无不精心照看，耕地拉车上也照顾，吃草料也偏待。为的是给生产队省钱。倘产下新崽，为了祈求平安，便于管护，队里再困难也要拿出几十斤粮食请人说段书。于是请说书人说书便成了那时的习惯。这也算是一种农村文化活动，人们也乐的享受一番。
印象中，小时候听说书的次数很少，每次都在夜晚时分，由父亲或母亲牵着手带上去听。往往是没开场前人们就三三俩俩陆续赶到生产队的饲养院，围在早已摆好的两张桌子周围，各自坐在自带的板凳上，妇女儿童大多坐在靠前的位置，青壮年们围在四周站立，那不算太大的饲养处场院黑压压的全是人，那些劳累了一天的男女劳力们得到了暂时的松懈，男子们吸着旱烟，烟袋锅的红光一闪一闪，满场的呛味，老太太们埋怨地发着牢骚，小孩们禁不住地咳嗽两声，青年们打着忽哨，不时地传来姑娘媳妇的嘻笑声。直到队长带着说书的人进场，坐定，人们才有了些许的安静。
队长宣布开始，紧接着说书人的三弦弹起，刷板响动，先说几句开场白，无非是〞我们今天来到X村，给大家说段评书〞或〝父老乡亲静一静，我们说书大家听〞之类的。然后再来一个小段子，说书便正式开场。
名为说书，实际他们也说不了什么整本的评书，弹三弦和绑在小腿上的刷板是必不可少的乐器，用于说上小段书，另外他们还带有二胡，板胡，快板等乐器。伴着乐器，几个人轮流表演，说的内容大多是搞笑的.顺口溜，自编的小段子，也唱段蒲剧，道情，眉户的小段子，不知不觉一两个钟头过去了。说书人说书的时候摇头晃脑，嘻笑怒哀，表情夸张，既幽默滑稽又搞笑，到高潮时，场内不时发出哄堂大笑，整个场院里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说书人说到高兴时神采飞扬，说到悲苦时声泪俱下，弦音高扬低沉起落不定，整个场内的人时而紧张，时而放松，时而高兴，时而悲切，常常听的人如痴如醉，仿佛身临其境，散场后也久久不愿离去。
说书人都是在几十里以外的村镇请来的，队长提前派人去谈好报酬等事项，订好时间日期，然后生产队的骡马大车去接，说一场书也就能给几十斤玉米，说书的都没有自食其力的能力，既不能参加本队的生产劳动，也不挣工分，只能分到少量的口粮，他们或瞎或聋或跛腿，都是当时的穷苦人，搞说书的行当，还须在文艺方面有些天赋或特长，乐器是自制的，段子是自编的，说唱的内容也是自已加工的，他们不像正规的剧团，也不像正规的评书演员，有正规的剧目或长篇连说，而是搜集些搞笑的逗人开心的唱词唱段，供人取乐而已，以此来养家糊口过日子。说书的队伍大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没有专门的领导机构，几乎也没有负责人。这支队伍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和学习，但参加者都有一技之长，说也罢唱也罢乐器也罢，没有点专长是不行的，其表演形式不拘，词语也粗俗，甚至还有些不堪入耳的语句，人们都不去在乎，也不去深究，反正热热闹闹寻开心罢了。
每逢有说书的进村，孩子们便迫不及待地盼着父母收工回家，提前拿着小板凳在大门口等，其实那时的我们什么也不懂，也不知说书的说些什么，也不知唱些什么，只是觉得好奇新鲜罢了，有时还没散场便呼呼入睡，还要父母背着回家。其实小孩们都同我一样，那里明白许多，后来略大些才听起来觉得有趣，那些说书人背后的难言之隐岂是儿童能够知晓的。随着农村的发展和群众生活的逐步改善，更重要的是生产队的撤销，说书的这一民间自发的农村绚丽文化逐渐消声匿迹了。但它盛行时代带给农村的欢乐却也是难以忘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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