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胡同，在儿时记忆中，像一泓流淌不息的泉。其中，最为甜美的节点，是年景中的吃食。作为四合院平民之家的孩子，能一饱口福的时段，自然是进入“小年”之后、直至元宵节的日日夜夜。
记得儿时，每逢农历腊月二十三，刚迈出梦境的我，感觉晨光透入窗帘，胡同里吆喝“麻糖好香甜”的声音。悠长、甜腻感萦绕耳膜。瞬间，四合院里的孩子，攥着在家长面前软磨硬泡得来的几分钱冲出门楼，围拢在麻糖挑子周边。先要求送一点糖渣尝尝，而后，便选择“条儿顺”的麻糖大快朵颐。这类麻糖的称谓，在各地有别。京城胡同的孩子称之为关东糖。为何称为“关东”？关东在何处？我曾不止一次地自问。及至成年，我为此查阅资料，方知晓关东糖的由来。
这类“年景糖”长约4寸、成人手指粗细、外层恍若蒙一层秋霜，入口后，先脆后软、粘牙拉丝，继而就是悠长的甜蜜感。随着新春佳节的脚步声渐行渐近，齿颊间飘溢出的那份甜糯，与人们脸上的笑靥形成标配。
岂能忘，留恋这种麻糖的感觉，从农历正月一直会延续很久。直到寒假过后，直到走入小学课堂，看老师手中那细细长长、外层粘带一层粉笔末，呈乳白色的教鞭时，依然会忆起那“粘人”的糖食。我曾联想：如果用这种麻糖制作成教鞭。有谁把题答对了，可以吃上一小段，多好！
京城胡同的孩子，把这类充盈着年味儿的麻糖称之为关东糖。步入中年，我成为中国旅游权威媒体的记者。为了写民俗美食的传承，我走入国图，在权威性《食典》里，与关东糖的“根脉”不期而遇，早已远去的一幅幅图景也被拉近……
关东糖，自清代从山海关之外（俗称关东）传入京城，成为佳节甜品。在“灶王爷上天”之日（小年），出现在街头巷尾，出现在民俗专著《燕京岁时记》中。在东北三省关东糖的发源地，沿街叫卖的糖贩，一面把又酥又香、三寸长、一寸宽、扁平、呈丝条状，新出锅、刚晾凉的关东糖放在秤盘上。继而，孩子们嘴里冒出丝丝缕缕的甜味儿。
老式传统的糖作坊，设备看似简单。主要有铁锅、大缸和案板3大件。然而，制作起来，真真要费一番周折。
首先是配料较为复杂。需精选小米、稗子米、大米、玉米、大麦芽等农作物。最不可或缺的原料，自然是大黄米。东北人，俗称为糜子。
制作者配好料，用挑来的泉水淘洗数遍，直到将米糠、杂质全部洗净为止。接下来便是熬糖。熬糖的火候是关键。火候掌控不当，拔出的糖就有“皮韧感”，入口不脆，拔不出糖丝。但见有经验的糖匠，用挑糖棍从糖锅里将糖挑起，尺把长的糖丝绵延不断，白色透明。当糖锅里不再起白气泡，证明糖里已没有水份。这时，老糖匠喊声“撤火”，手下的活计马上“起锅”。接着，便开始“揉糖”。
揉糖，不仅是个力气活，还要讲究技巧。首先掌握好糖膏的温度。糖锅太热，下不得手；糖膏太凉，就会变硬揉不动。每次只能揉5斤左右，身材魁伟、精神矍铄的汉子，抓紧时间、一气呵成把糖“揉熟”。这其间，饿了不能吃，渴了不能喝。更不可能有如厕的时间。将糖揉好之后，制作者一声洪亮之声：“开案”！所谓开案，糖业行话叫“拔楦”或“拔糖”，为最后一道工序。只见两个人对面而立，各自抻着一个糖膏头，将糖抻到一定长度，一方将糖膏头往上一合，喊声“接着”，对方应声“来了”，接着再抻拉。反复多次，糖膏越拔越白，越拔越细，最后要拔出“蜂窝”，放到案子上，加香料，压为条状，然后冷冻，关东糖由此亮相于闹市。
一款年景中的甜品，多像砥砺前行、饱尝冷暖甘苦的你我！煎熬过后，直到成品、直到闲静、直到面市，直到被选择者看好，直到与味蕾互动引来微笑，成为新春佳节的美谈之一……其价值，才算完美显现。归纳起来，谁能说这过程，不是饱含叹息、历经磨难？
儿时，牙好胃健，面对这类美味，因囊中羞涩，浅尝而已，大多是饱眼福。人过中年，咀嚼、消化功能大不如前，尽管囊有余钱，可大把购买关东糖，也屡屡望而却步、在追忆中细细品味。人生世间，全方位顺心如意之事，或许绝大部分仅活跃于梦中！
尘世间的得与失，总会在半得半舍间徘徊！由此，让我想起杭城灵隐寺的那副对联。上联为：“人生哪能多如意”。下联是：“万事但求半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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